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時完成，乃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好紀念。
唐寶林
2008年10月初稿
2009年7月修改
* * *
[1] 此文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繁體字版前言，收入本書時有刪節。
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代序）
唐寶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根據這些決議所做的其他文件、領導人講話、文章，和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給陳獨秀扣了十頂帽子——我們稱之為莫須有的「十宗罪」：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氣稍有活躍的時機，開始掙脫枷鎖，獨立思考，以科學的態度，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進行重新考察，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漢奸」罪名完全是誣陷之外，有的屬於權力掌握者的「理論解釋權」（即「成王敗寇」）的產物；有的則是把革命陣營中的不同意見「妖魔化」的結果。因此，站在正義的立場上，此案是中共黨史上一樁最大的冤假錯案。現把這個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一 「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的破滅
關於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宣傳部1954年12月2日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最近，關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作用的估價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有關五四運動的歷史論述和資料的編輯，因而屢次被提出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叢刊》有一本《五四運動》，就因為不能肯定陳獨秀的文章可否選入而隻得暫時把編好的稿子擱下來；《中國青年》編輯部曾經懷疑五四運動時期的歷史論文是否可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馬列學院編輯中國革命報刊史同樣遇到這個問題。最近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也來信問：蘇聯對革命叛徒貝利亞的文章和照片統統燒掉，為什麽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此，報告提議：
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敘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為。[1]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隻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澤東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講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隻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毛澤東自己在1936年曾對斯諾說：他在1920年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引者）。當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他們也要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並說「他以馬克思主義麵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之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由於「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是全黨「錯誤的選擇」。[2]
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氣氛中，一些研究五四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學者，由於在具體論述中不能迴避陳獨秀的歷史作用，紛紛遭到批判，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觸及皮肉」的批鬥。他們的「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
「文革」結束，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國內學者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其中，針對以上情況，也提出了應該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將聞名的蕭克將軍在中共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幹方麵接觸了。但不全麵，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麵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3]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談到陳獨秀，毛澤東深情地說：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
唐寶林
2008年10月初稿
2009年7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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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繁體字版前言，收入本書時有刪節。
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代序）
唐寶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根據這些決議所做的其他文件、領導人講話、文章，和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給陳獨秀扣了十頂帽子——我們稱之為莫須有的「十宗罪」：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氣稍有活躍的時機，開始掙脫枷鎖，獨立思考，以科學的態度，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進行重新考察，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漢奸」罪名完全是誣陷之外，有的屬於權力掌握者的「理論解釋權」（即「成王敗寇」）的產物；有的則是把革命陣營中的不同意見「妖魔化」的結果。因此，站在正義的立場上，此案是中共黨史上一樁最大的冤假錯案。現把這個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一 「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的破滅
關於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宣傳部1954年12月2日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最近，關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作用的估價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有關五四運動的歷史論述和資料的編輯，因而屢次被提出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叢刊》有一本《五四運動》，就因為不能肯定陳獨秀的文章可否選入而隻得暫時把編好的稿子擱下來；《中國青年》編輯部曾經懷疑五四運動時期的歷史論文是否可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馬列學院編輯中國革命報刊史同樣遇到這個問題。最近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也來信問：蘇聯對革命叛徒貝利亞的文章和照片統統燒掉，為什麽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此，報告提議：
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敘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為。[1]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隻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澤東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講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隻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毛澤東自己在1936年曾對斯諾說：他在1920年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引者）。當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他們也要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並說「他以馬克思主義麵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之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由於「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是全黨「錯誤的選擇」。[2]
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氣氛中，一些研究五四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學者，由於在具體論述中不能迴避陳獨秀的歷史作用，紛紛遭到批判，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觸及皮肉」的批鬥。他們的「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
「文革」結束，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國內學者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其中，針對以上情況，也提出了應該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將聞名的蕭克將軍在中共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幹方麵接觸了。但不全麵，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麵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3]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談到陳獨秀，毛澤東深情地說：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