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強調，對蔡元培的紀念，「應當繼承蔡先生的學術研究自由、信仰自由的精神，對青年學子的學術研究予以啟發扶助，對青年思想信仰，予以自由發展的機會」。若再進一步分析，《新華日報》此篇社論以「自由」為主題立論或有強調「選擇的自由」之意。此時國共兩黨正處於意識形態鬥爭的關鍵時期。而此篇社論的倒數第二段「插入」了中共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解釋，甚至還特意以放大一號的黑體字置於報頭右側再次予以強調，正可說明其社論確有「言外之意」。社論有言：
我們，共產黨人，固然始終為勞動群眾利益而奮鬥，可是我們是一向尊重和愛護一切先進的知識分子；我們認為一切知識分子的真正出路，隻有與廣大勞動人民攜手，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才能得到自己真正的發展和出路！
從基本的行文規則來看，此段文字的討論與整篇社論「自由」的主題似乎並不完全對應，甚至可以說有些突兀。不過，若聯想到此前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便也不難理解社論所欲言的「言外之意」。
1939年10月，身在延安的艾思奇便發表了《共產黨與知識分子》一文，提出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重要的任務之一即是「要善於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到自己的隊伍中來」。[108]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提醒黨員要「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並且將其上升至「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的高度。毛澤東表示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特別是在當前嚴酷的鬥爭之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09]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紀念當日，毛澤東再次論述了共產黨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之間的天然聯繫。他表示：「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隻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110]
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革命鬥爭形勢而做出的積極判斷和調整。在此種歷史語境下展開的對蔡元培的紀念，也帶有現實政治的深刻痕跡。從紀念活動的實際影響來看，中國共產黨經由對蔡元培與「五四運動」之間關係的詮釋，既表達了中共對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先賢逝去的哀思，也藉由蔡元培在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毋庸置疑的號召力，適時配合了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宣傳。
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又特意在中央大禮堂舉行了追悼蔡元培、吳承仕大會。到會者有吳玉章、艾思奇、範文瀾、丁玲等文化界的代表，另有延安各機關團體及學校代表，共千餘人。會場布置極為哀穆，懸掛各方送來之輓聯、花圈。大會首先由吳玉章報告此次追悼會的意義，接著全體肅立默哀三分鍾，繼由範文瀾簡略報告蔡元培生平，並由文化界代表艾思奇、青年界代表劉光相繼發言。最後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以大會名義電請國民政府明令國葬蔡元培，並電慰家屬。唁電錶示，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做到了「網羅人才，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所以，「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111]
4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雜誌刊出了吳玉章的悼念文章，再次總結了蔡元培革命一生中「可紀念」之處：一是「中國初期知識分子學生革命運動的重要發起人」；二是組織華法教育會，倡導勤工儉學；三是出任北大校長，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四是組織民權保障同盟，為保障人權而奮鬥。[112]吳玉章的敘述和評論中規中矩，論斷總體上亦未超出上述《新中華報》短評及《新華日報》社論，也可以說，對蔡元培生平事跡的選取和評價已經基本定型。
1943年3月初，在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際，《新華日報》又以《懷念蔡孑民先生》為題刊發社論，對蔡元培出長北大的歷史予以評價，認為北大是中國革命史、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113]社論表示：
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時也就是他的所以辦學有成就，一由於他的民主作風，二由於他對青年的熱誠愛護。……被蔡先生這種民主作風和愛護青年的精神所籠罩著的北大，不僅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發祥地，同時也成了中國革命優秀幹部的培養所。這就是北大永遠不能使人忘懷的原因。我們懷念北大，我們更懷念到蔡先生。
中共對蔡元培的評價，特別是對其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所做貢獻的定位，是通過肯定北大在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作用而實現的。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對蔡元培的各種紀念，絕大部分被納入現實政治之中，皆不難從政策層麵找到理論上的支持，由此也帶有更多政策宣傳的色彩。
1945年1月11日，胡繩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盛讚蔡元培是「爭民主的戰士」。文章將具有蔡元培標誌性色彩的「無所不包」以「民主作風」加以解釋：
我們，共產黨人，固然始終為勞動群眾利益而奮鬥，可是我們是一向尊重和愛護一切先進的知識分子；我們認為一切知識分子的真正出路，隻有與廣大勞動人民攜手，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才能得到自己真正的發展和出路！
從基本的行文規則來看，此段文字的討論與整篇社論「自由」的主題似乎並不完全對應，甚至可以說有些突兀。不過，若聯想到此前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便也不難理解社論所欲言的「言外之意」。
1939年10月，身在延安的艾思奇便發表了《共產黨與知識分子》一文，提出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重要的任務之一即是「要善於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到自己的隊伍中來」。[108]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提醒黨員要「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並且將其上升至「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的高度。毛澤東表示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特別是在當前嚴酷的鬥爭之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09]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紀念當日，毛澤東再次論述了共產黨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之間的天然聯繫。他表示：「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隻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110]
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革命鬥爭形勢而做出的積極判斷和調整。在此種歷史語境下展開的對蔡元培的紀念，也帶有現實政治的深刻痕跡。從紀念活動的實際影響來看，中國共產黨經由對蔡元培與「五四運動」之間關係的詮釋，既表達了中共對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先賢逝去的哀思，也藉由蔡元培在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毋庸置疑的號召力，適時配合了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宣傳。
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又特意在中央大禮堂舉行了追悼蔡元培、吳承仕大會。到會者有吳玉章、艾思奇、範文瀾、丁玲等文化界的代表，另有延安各機關團體及學校代表，共千餘人。會場布置極為哀穆，懸掛各方送來之輓聯、花圈。大會首先由吳玉章報告此次追悼會的意義，接著全體肅立默哀三分鍾，繼由範文瀾簡略報告蔡元培生平，並由文化界代表艾思奇、青年界代表劉光相繼發言。最後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以大會名義電請國民政府明令國葬蔡元培，並電慰家屬。唁電錶示，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做到了「網羅人才，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所以，「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111]
4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雜誌刊出了吳玉章的悼念文章，再次總結了蔡元培革命一生中「可紀念」之處：一是「中國初期知識分子學生革命運動的重要發起人」；二是組織華法教育會，倡導勤工儉學；三是出任北大校長，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四是組織民權保障同盟，為保障人權而奮鬥。[112]吳玉章的敘述和評論中規中矩，論斷總體上亦未超出上述《新中華報》短評及《新華日報》社論，也可以說，對蔡元培生平事跡的選取和評價已經基本定型。
1943年3月初，在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際，《新華日報》又以《懷念蔡孑民先生》為題刊發社論，對蔡元培出長北大的歷史予以評價，認為北大是中國革命史、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113]社論表示：
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時也就是他的所以辦學有成就，一由於他的民主作風，二由於他對青年的熱誠愛護。……被蔡先生這種民主作風和愛護青年的精神所籠罩著的北大，不僅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發祥地，同時也成了中國革命優秀幹部的培養所。這就是北大永遠不能使人忘懷的原因。我們懷念北大，我們更懷念到蔡先生。
中共對蔡元培的評價，特別是對其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所做貢獻的定位，是通過肯定北大在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作用而實現的。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對蔡元培的各種紀念，絕大部分被納入現實政治之中，皆不難從政策層麵找到理論上的支持，由此也帶有更多政策宣傳的色彩。
1945年1月11日，胡繩也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盛讚蔡元培是「爭民主的戰士」。文章將具有蔡元培標誌性色彩的「無所不包」以「民主作風」加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