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死，對中國文化教育界和革命青年是一個很大損失。蔡先生從加入同盟會迄今四十餘年，始終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而奮鬥，對推動新文化運動與發展教育事業有很大的功績，培植了很多的革命青年。先生對「五四」時代的軍閥賣國政府非法鎮壓學生運動，逮捕愛國青年，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曾不惜以辭職來要求當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第一次國共合作，先生曾積極贊助。抗戰前很多主持正義的人士，為反對非法逮捕和暗殺革命分子，在上海組織「保障人權自由大同盟」，亦有先生參加。先生對這次國共合作對日抗戰的促成，也出力不小。[104]
整篇短評對蔡元培的一生進行了高度概括，分別選取了蔡元培「加入同盟會」、「推動新文化運動與發展教育事業」、營救「五四」被捕學生、贊助第一次國共合作、組織人權保障同盟等幾個重要事件。不難發現，對蔡元培人生經歷的敘述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它不僅是站在以革命政治高度進行的一次總結，也呼應了中國共產黨此前不久大力倡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論述。短評給予蔡元培正麵的積極評價，認為他「始終是進步的」，這是因為「他擁護民主自由和團結救國，反對壓迫專製獨斷，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短評結尾處還不忘強調：「隻有徹底實現民主憲政，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才是對蔡先生最有意義的追悼和紀念。」「蔡元培」已經開始脫離歷史的具體語境，而是逐漸在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進程中被賦予象徵意義。
自1930年代末起，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完整係統地論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對象、前途等問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青年的毛澤東正是被五四運動喚醒並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由此，「他的主要理論——『新民主主義』論或許就是受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以及他對『五四運動』理解的影響而形成的」。[105]隨著1940年代毛澤東作為「五四」話語權威的逐漸確立，新民主主義理論更是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理論話語的基礎。正如有學者指出，毛澤東創造的五四話語產生了雙重意識形態功能。首先，它為中國共產黨中的知識分子精英（包括毛澤東本人）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找到了合法性解釋；其次，它為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旨在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革命奠定了歷史上的合法性。[106]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由此在中共的歷史書寫中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姿態。
1940年3月24日社會各界公祭蔡元培之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以《悼蔡孑民先生》為題發表社論。[107]文章以毛澤東「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唁電開篇，首先便對蔡元培學界領袖和道德楷模的地位給予了明確定位。與之前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中以自由教育概括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相似，《新華日報》的社論中也多次出現「自由」這個關鍵詞。其所言的「自由」大致從革命與研究兩個層麵展開。具體來說，社論首先從蔡元培曾論及的「自由平等」談起：
蔡先生是一個傾慕自由平等思想的學者。他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大革命時代所揭櫫之「自由平等博愛」為綱，這不僅是因為他曾留學歐洲，相當研究了法國的革命，而且是因為他親身所處的中國，也正是多年來為獨立自由平等而英勇奮鬥的國家。法國大革命是真正「民眾的革命」，因為民眾，大多數在重重壓迫剝削之下底「下層」民眾，都獨立地起來，以自己的革命信心，自己的力量，英勇地為「自由平等博愛」而鬥爭。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和封建殘餘存在的國家，不以革命的鬥爭，就不能達到中國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欲達到此目的，就必須以此來喚起民眾，就必須以此來教育青年。
顯然，社論之意不在談論「自由」，而隻是從「自由」引出對「民眾的革命」與青年之間關係的討論。社論認定「凡是紀念蔡先生的人，當誓以鮮紅的血，抗戰到底，不達到中國獨立自由平等之目的，就應當不中止」，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表示紀念蔡元培對爭取革命勝利的作用。而青年作為喚起民眾、爭取自由的中堅力量，需要更多的引導。所以，後文對蔡元培以往教育事業上的「努力」以及晚年為抗戰所做宣傳的肯定，看中的是當時抗戰救國時代主題下蔡元培對青年的號召力。
接著，社論又轉向了研究的自由，討論了自由研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
蔡先生對青年的新思想，是主張啟發，而不是加以遏阻，是主張自由研究，而不是加以限製和強迫。所以歷史上著名的反帝和反孔家店的新思潮「五四」運動發生及其發展，固然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和主觀的原因；然而這新思潮之主要發源地，正是蔡先生和共產黨人李大釗同誌所主持之北大。北大的師生在「五四」運動中曾盡了他們重大的作用。
可以說，這是中共對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功績頗有代表性的敘述。此論基本的假設和邏輯思路在於北大校長蔡元培鼓勵和倡導下的自由研究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創造了條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被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且隨著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形態的確立而逐漸形成解釋蔡元培長校期間諸多問題的基本話語體係。由此，紀念「五四」期間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也成為「五四」權威話語體係的一部分。
整篇短評對蔡元培的一生進行了高度概括，分別選取了蔡元培「加入同盟會」、「推動新文化運動與發展教育事業」、營救「五四」被捕學生、贊助第一次國共合作、組織人權保障同盟等幾個重要事件。不難發現，對蔡元培人生經歷的敘述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它不僅是站在以革命政治高度進行的一次總結，也呼應了中國共產黨此前不久大力倡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論述。短評給予蔡元培正麵的積極評價，認為他「始終是進步的」，這是因為「他擁護民主自由和團結救國，反對壓迫專製獨斷，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短評結尾處還不忘強調：「隻有徹底實現民主憲政，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才是對蔡先生最有意義的追悼和紀念。」「蔡元培」已經開始脫離歷史的具體語境，而是逐漸在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進程中被賦予象徵意義。
自1930年代末起，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完整係統地論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對象、前途等問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青年的毛澤東正是被五四運動喚醒並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由此，「他的主要理論——『新民主主義』論或許就是受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以及他對『五四運動』理解的影響而形成的」。[105]隨著1940年代毛澤東作為「五四」話語權威的逐漸確立，新民主主義理論更是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理論話語的基礎。正如有學者指出，毛澤東創造的五四話語產生了雙重意識形態功能。首先，它為中國共產黨中的知識分子精英（包括毛澤東本人）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找到了合法性解釋；其次，它為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旨在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革命奠定了歷史上的合法性。[106]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由此在中共的歷史書寫中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姿態。
1940年3月24日社會各界公祭蔡元培之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以《悼蔡孑民先生》為題發表社論。[107]文章以毛澤東「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唁電開篇，首先便對蔡元培學界領袖和道德楷模的地位給予了明確定位。與之前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中以自由教育概括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相似，《新華日報》的社論中也多次出現「自由」這個關鍵詞。其所言的「自由」大致從革命與研究兩個層麵展開。具體來說，社論首先從蔡元培曾論及的「自由平等」談起：
蔡先生是一個傾慕自由平等思想的學者。他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大革命時代所揭櫫之「自由平等博愛」為綱，這不僅是因為他曾留學歐洲，相當研究了法國的革命，而且是因為他親身所處的中國，也正是多年來為獨立自由平等而英勇奮鬥的國家。法國大革命是真正「民眾的革命」，因為民眾，大多數在重重壓迫剝削之下底「下層」民眾，都獨立地起來，以自己的革命信心，自己的力量，英勇地為「自由平等博愛」而鬥爭。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和封建殘餘存在的國家，不以革命的鬥爭，就不能達到中國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欲達到此目的，就必須以此來喚起民眾，就必須以此來教育青年。
顯然，社論之意不在談論「自由」，而隻是從「自由」引出對「民眾的革命」與青年之間關係的討論。社論認定「凡是紀念蔡先生的人，當誓以鮮紅的血，抗戰到底，不達到中國獨立自由平等之目的，就應當不中止」，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表示紀念蔡元培對爭取革命勝利的作用。而青年作為喚起民眾、爭取自由的中堅力量，需要更多的引導。所以，後文對蔡元培以往教育事業上的「努力」以及晚年為抗戰所做宣傳的肯定，看中的是當時抗戰救國時代主題下蔡元培對青年的號召力。
接著，社論又轉向了研究的自由，討論了自由研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
蔡先生對青年的新思想，是主張啟發，而不是加以遏阻，是主張自由研究，而不是加以限製和強迫。所以歷史上著名的反帝和反孔家店的新思潮「五四」運動發生及其發展，固然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和主觀的原因；然而這新思潮之主要發源地，正是蔡先生和共產黨人李大釗同誌所主持之北大。北大的師生在「五四」運動中曾盡了他們重大的作用。
可以說，這是中共對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功績頗有代表性的敘述。此論基本的假設和邏輯思路在於北大校長蔡元培鼓勵和倡導下的自由研究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創造了條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被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且隨著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形態的確立而逐漸形成解釋蔡元培長校期間諸多問題的基本話語體係。由此，紀念「五四」期間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也成為「五四」權威話語體係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