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想把蔡先生捧進文廟，來磨滅他的光芒，而有人隻用空洞的革命的字眼來裝點他，那麽我們必須指出，他之所以是一個革命者，就因為他的一生貫徹著為民主而鬥爭的精神。他以「無所不包」的民主作風，扶助著進步的文化運動，他以「有所不為」的操守對抗著一切反民主的勢力，他以學者的胸襟而成為民主鬥爭中的一個戰士。[114]
胡繩此文發表於蔡元培誕辰之日，其中還特別強調了真正偉大的學者，是「把在學術思想上的真理的追求和現實的政治鬥爭集合於一身的」。同時，胡繩還引用蔡元培寫作於1920年的《洪水與猛獸》一文，認為其「要撲滅危害人民的舊勢力，要讓進步的新的事物自由發展」的主張貫徹於他的一生。
蔡元培在生前曾極力倡導教育之獨立，但其一生都在政治與教育的糾葛之間徘徊。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他的聲望和地位，特別是其出長北大的歷史，都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意義。隨著「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地位的確立，蔡元培作為五四運動領導者的一麵得以凸顯，這也影響到大陸1949年後對蔡元培的主流認識。
小結
1946年7月底，接任北大校長的胡適抵達北平。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北大要繼續蔡孑民先生的容忍精神」。[115]經歷了八年多的戰亂，由昆明遷回北平的北大也帶給人們新的希望。復員後的北大保留了原來的文、理、法三個學院，並增設了農、工、醫三個學院，擴大為6個學院33個係，教授與學生人數成倍增長。[116]10月10日的開學典禮上，胡適重申希望北大能夠成為「一個像樣的學校」和「一個全國最高學術的研究機關」，希望學生能「作一個獨立研究、獨立思想的人」。[117]
194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迎來了四十八周年校慶紀念。一般而言，一所大學的校慶未必會引起全國的注意，但北大始終是個例外。[118]這一年的校慶紀念會，除了原有的演講、聚餐和遊藝等項目外，還增加了向國旗、校旗、孫中山先生遺像以及蔡元培故校長遺容致敬等四項儀式，意在表示「兼容並包之精神」。[119]雖然胡適因赴南京參加國民大會並未親臨紀念大會，但北大曆經抗戰，重回闊別九年之沙灘紅樓，重拾北大精神也是他的出發點。
胡適在此前不久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提議從事中國高等教育的人利用十年時間，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號召「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120]如同多年前蔡元培接任校長時在北大倡導學術研究之風一樣，胡適也希望復員後的北大能承擔起建設學術重心的重任。
1947年5月4日，北大舉行了隆重的五四紀念會。紀念會上，胡適再次談及北大與五四之關係，也藉此緬懷蔡元培和陳獨秀。他說：
我們懷念五四時代的蔡孑民先生，把一個舊式大學，變成一個新的大學；蔡先生不是一個演講家，不是一個文學家，何以有這樣的成績，是因為：（一）真正提倡學術自由精神。張勳復辟時，辜鴻銘也不為蔡先生所棄，對舊時代的與新時代的，一視同仁。（二）辦學校不獨攬大權。當時新派的教員，將北大分部別係，組織若幹委員會，將校長權力剝奪，蔡氏亦以為是。……北大精神為自由與容忍，五四運動是思想文化運動。[121]
此次五四紀念活動歷時三天，除了話劇展演之外，重頭戲為在北大圖書館舉行的五四史料展，共展出五四前後雜誌、相片、函件、著述等51種。[122]胡適還寫作《「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詳細回顧了五四運動的歷史。[123]回到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胡適重提蔡元培、五四記憶和北大精神，其作用接近於阿萊達·阿斯曼所說的「地點的記憶」，即強調「地點本身可以成為回憶的主體，成為回憶的載體，甚至可能擁有一種超出於人的記憶之外的記憶」，[124]其意在藉助紀念的方式續寫傳統。
同樣出於紀念目的而籌建的，還包括由北大上海同學會提議籌建的「孑民圖書館」以及由胡適發起的為慶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獻禮的「孑民大禮堂」，隻是這些設想因種種原因最終都未能實現。[125]不過，1947年10月北大紅樓裏還是出現了以「蔡元培」命名的「孑民圖書室」。這座圖書室後來被證實是由北平地下黨倡議而創建的。以「孑民」命名是出於鬥爭的策略和需要，看重的是蔡元培「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又是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和聲望，更易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避免被尋釁破壞。在蔡元培倡導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旗幟下，圖書室「合法收集和傳播革命書刊」，成為「第二條戰線上的新戰場」。[126]
1948年底，戰爭形勢日益明朗。北大在炮聲中度過了五十周年校慶。[127]原計劃的校慶活動大部分都已停止，文法學院雖仍有展覽，但因時局關係，珍品早已撤回，前往參觀者亦甚寥落。[128]胡適校長已離開北平，再次缺席了校慶紀念會。他提前寫好的祝詞，收錄於《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首篇。在文中，他以「沉重的心情」敘述北大五十年來多災多難的歷史，提到了蔡元培和蔣夢麟兩位校長如何為建造「新北大」殫精竭慮。風雨飄搖之際，他從記憶中尋找安慰，以回溯歷史的方式向北大告別。
胡繩此文發表於蔡元培誕辰之日，其中還特別強調了真正偉大的學者，是「把在學術思想上的真理的追求和現實的政治鬥爭集合於一身的」。同時，胡繩還引用蔡元培寫作於1920年的《洪水與猛獸》一文，認為其「要撲滅危害人民的舊勢力，要讓進步的新的事物自由發展」的主張貫徹於他的一生。
蔡元培在生前曾極力倡導教育之獨立，但其一生都在政治與教育的糾葛之間徘徊。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他的聲望和地位，特別是其出長北大的歷史，都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意義。隨著「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地位的確立，蔡元培作為五四運動領導者的一麵得以凸顯，這也影響到大陸1949年後對蔡元培的主流認識。
小結
1946年7月底，接任北大校長的胡適抵達北平。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北大要繼續蔡孑民先生的容忍精神」。[115]經歷了八年多的戰亂，由昆明遷回北平的北大也帶給人們新的希望。復員後的北大保留了原來的文、理、法三個學院，並增設了農、工、醫三個學院，擴大為6個學院33個係，教授與學生人數成倍增長。[116]10月10日的開學典禮上，胡適重申希望北大能夠成為「一個像樣的學校」和「一個全國最高學術的研究機關」，希望學生能「作一個獨立研究、獨立思想的人」。[117]
194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迎來了四十八周年校慶紀念。一般而言，一所大學的校慶未必會引起全國的注意，但北大始終是個例外。[118]這一年的校慶紀念會，除了原有的演講、聚餐和遊藝等項目外，還增加了向國旗、校旗、孫中山先生遺像以及蔡元培故校長遺容致敬等四項儀式，意在表示「兼容並包之精神」。[119]雖然胡適因赴南京參加國民大會並未親臨紀念大會，但北大曆經抗戰，重回闊別九年之沙灘紅樓，重拾北大精神也是他的出發點。
胡適在此前不久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提議從事中國高等教育的人利用十年時間，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號召「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120]如同多年前蔡元培接任校長時在北大倡導學術研究之風一樣，胡適也希望復員後的北大能承擔起建設學術重心的重任。
1947年5月4日，北大舉行了隆重的五四紀念會。紀念會上，胡適再次談及北大與五四之關係，也藉此緬懷蔡元培和陳獨秀。他說：
我們懷念五四時代的蔡孑民先生，把一個舊式大學，變成一個新的大學；蔡先生不是一個演講家，不是一個文學家，何以有這樣的成績，是因為：（一）真正提倡學術自由精神。張勳復辟時，辜鴻銘也不為蔡先生所棄，對舊時代的與新時代的，一視同仁。（二）辦學校不獨攬大權。當時新派的教員，將北大分部別係，組織若幹委員會，將校長權力剝奪，蔡氏亦以為是。……北大精神為自由與容忍，五四運動是思想文化運動。[121]
此次五四紀念活動歷時三天，除了話劇展演之外，重頭戲為在北大圖書館舉行的五四史料展，共展出五四前後雜誌、相片、函件、著述等51種。[122]胡適還寫作《「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詳細回顧了五四運動的歷史。[123]回到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胡適重提蔡元培、五四記憶和北大精神，其作用接近於阿萊達·阿斯曼所說的「地點的記憶」，即強調「地點本身可以成為回憶的主體，成為回憶的載體，甚至可能擁有一種超出於人的記憶之外的記憶」，[124]其意在藉助紀念的方式續寫傳統。
同樣出於紀念目的而籌建的，還包括由北大上海同學會提議籌建的「孑民圖書館」以及由胡適發起的為慶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獻禮的「孑民大禮堂」，隻是這些設想因種種原因最終都未能實現。[125]不過，1947年10月北大紅樓裏還是出現了以「蔡元培」命名的「孑民圖書室」。這座圖書室後來被證實是由北平地下黨倡議而創建的。以「孑民」命名是出於鬥爭的策略和需要，看重的是蔡元培「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又是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和聲望，更易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避免被尋釁破壞。在蔡元培倡導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旗幟下，圖書室「合法收集和傳播革命書刊」，成為「第二條戰線上的新戰場」。[126]
1948年底，戰爭形勢日益明朗。北大在炮聲中度過了五十周年校慶。[127]原計劃的校慶活動大部分都已停止，文法學院雖仍有展覽，但因時局關係，珍品早已撤回，前往參觀者亦甚寥落。[128]胡適校長已離開北平，再次缺席了校慶紀念會。他提前寫好的祝詞，收錄於《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首篇。在文中，他以「沉重的心情」敘述北大五十年來多災多難的歷史，提到了蔡元培和蔣夢麟兩位校長如何為建造「新北大」殫精竭慮。風雨飄搖之際，他從記憶中尋找安慰，以回溯歷史的方式向北大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