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好拿著過去的光榮來炫耀，所以北大的同學動不動就說我們五四時代如何如何，認為是無上光榮的歷史。可是五四的時代早過去了。時代的輪子是在不斷的往前推進，過去的功績，不是我們努力的結果，我們不配拿來裝飾自己的門麵，當前還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我們來努力。我們隻會引證一些過去的史績來誇耀，那不是我們的光榮，乃是我們的恥辱。[45]
從學生的立場出發，他們更加看重的是當下與未來的可能性，認為北大若隻是停留在對過去的誇耀之中，便是類似於「老了想當年」的懦弱表現，是不能代表北大應有之精神和地位的。[46]他們還表示，五四運動的精神固然值得紀念，但不應止步於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和發揚五四的精神才是紀念它的本意。
對比前文紀念刊中有關敘述，「蔡元培」的缺席也預示著變化的開始。「五四運動」一詞雖然仍會在絕大多數文章中頻繁出現，但其著意強調的是其作為反抗惡勢力的政治意義，卻幾乎不再提及思想文化層麵與北大的關聯。一方麵，從學校外部來看，政治軍事環境惡化，威脅迫在眉睫；另一方麵，從北大內部來看，蔡元培自1930年前後淡出後，威望與影響力均已大不如前。紀念刊中五四已然過時的論調，背後或多或少也包括了蔡元培也已過時的意思。其間回顧「五四運動」的方式，接近於揚·阿斯曼所說的「回憶附著的象徵物」。他認為，在文化記憶中，「基於事實的歷史被轉化為回憶中的歷史，從而變成了神話」。歷史卻並不因此而變得不真實，反而是由於獲得了更多符合當下社會規範的集體認同而變得真實。[47]由學生主導的《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利用校慶紀念更新了對北大傳統的解釋。這種立足於當下的表述，也使北大新一代建立起新的認同，代際轉換亦隨之悄然進行。
綜觀上述幾次較大規模的北大校慶，雖然整體上來看主題和形式變化不大，但仔細對比師生不同時期的發言，仍可發現時代烙印帶來的不同影響。在梳理回憶內容差異的基礎上，可以更明確地觀察到蔡元培的角色與形象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他從校慶的參與者變為追懷的回憶對象，再至淡出人們的視野，與他在北大從長校到淡出的過程相呼應，也是其對北大的影響從具體實踐轉化為北大精神的開始。
第二節 蔡元培紀念儀式之解讀[48]
1937年11月底，蔡元培在丁西林等人的陪同下離開上海，到達香港，化名周子餘隱居港九。直至去世前，除了仍掛懷中央研究院的事務之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深居簡出，專心於養病和《自寫年譜》的寫作。據王雲五回憶，1940年舊曆新年時，蔡元培偕夫人公子等來訪，午膳後順遊淺水灣等處，「遊興甚濃，精神亦健」。但3月3日，他在寓所不慎失足跌倒，本以為並無大礙，不久竟口吐鮮血。入院後，精神尚佳，並無異狀，不料兩日之後病情急轉直下，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經醫生診治，認為係胃瘤出血，雖經輸血施救，卻已無力回天，終於3月5日上午九時三刻逝世。[49]
3月6日，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便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重要位置。相關的報導均詳細描述了蔡元培最後的救治情況及臨終遺言。吳鐵城、王雲五、許地山、葉恭綽等人組成了治喪委員會，負責主持喪禮，並初步確定7日下午入殮的各項事宜。自6日起，林森、孔祥熙、孫科、於右任、戴季陶、居正、張群、陳立夫、朱家驊、王世傑、白崇禧、潘公展、馬超俊、程天放、洪蘭友、邵力子、黃炎培、徐崇清等國民政府及國民黨高層人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及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誌會等社團，各地北大同學會紛紛來電致唁。[50]《大公報》當日即發表短評《悼蔡孑民先生》，概括蔡元培的一生「奔走革命，開拓文化，手造中國的新教育」，同時刊出了時任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發來的唁電。同日，《中央日報》的長篇社論特別強調的則是蔡元培「思想革命，學術救國之信念」對近代中國的巨大影響。
3月7日下午，蔡元培遺體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由蔣介石代表吳鐵城及臨時治喪委員會代表俞鴻鈞主祭。前往致祭者三百餘人。10日，蔡元培靈柩出殯。靈柩停放妥當之後，即設奠致祭。除家屬行禮之外，由吳鐵城代表中央主祭，治喪委員會則由俞鴻鈞代表，先後行禮。港都亦請羅旭龢代表到場致祭。當日執紼者五千餘人，與祭者則逾萬。全港學校商店均懸半旗誌哀。
更為隆重的祭奠相繼在全國各地展開。3月15日，《中央日報》頭版位置刊出《蔡委員孑民先生追悼大會籌備處啟事》，公布了籌辦公祭的若幹事宜。[51]16日，國民政府頒布褒揚令，稱：
國民政府委員蔡元培，道德文章，夙孚時望。早歲誌存匡復，遠歷重瀛，研貫中西學術。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先後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及大學院院長，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效彌彰。方期輔翊中樞，裁成後進，高年碩學，永為黨國儀型；乃以舊疾未痊，滯居嶺表。遽聞溘逝，震悼良深！著給治喪費五千元，派許委員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崇重勛耆之至意。[52]
從學生的立場出發，他們更加看重的是當下與未來的可能性，認為北大若隻是停留在對過去的誇耀之中，便是類似於「老了想當年」的懦弱表現，是不能代表北大應有之精神和地位的。[46]他們還表示，五四運動的精神固然值得紀念，但不應止步於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和發揚五四的精神才是紀念它的本意。
對比前文紀念刊中有關敘述，「蔡元培」的缺席也預示著變化的開始。「五四運動」一詞雖然仍會在絕大多數文章中頻繁出現，但其著意強調的是其作為反抗惡勢力的政治意義，卻幾乎不再提及思想文化層麵與北大的關聯。一方麵，從學校外部來看，政治軍事環境惡化，威脅迫在眉睫；另一方麵，從北大內部來看，蔡元培自1930年前後淡出後，威望與影響力均已大不如前。紀念刊中五四已然過時的論調，背後或多或少也包括了蔡元培也已過時的意思。其間回顧「五四運動」的方式，接近於揚·阿斯曼所說的「回憶附著的象徵物」。他認為，在文化記憶中，「基於事實的歷史被轉化為回憶中的歷史，從而變成了神話」。歷史卻並不因此而變得不真實，反而是由於獲得了更多符合當下社會規範的集體認同而變得真實。[47]由學生主導的《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利用校慶紀念更新了對北大傳統的解釋。這種立足於當下的表述，也使北大新一代建立起新的認同，代際轉換亦隨之悄然進行。
綜觀上述幾次較大規模的北大校慶，雖然整體上來看主題和形式變化不大，但仔細對比師生不同時期的發言，仍可發現時代烙印帶來的不同影響。在梳理回憶內容差異的基礎上，可以更明確地觀察到蔡元培的角色與形象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他從校慶的參與者變為追懷的回憶對象，再至淡出人們的視野，與他在北大從長校到淡出的過程相呼應，也是其對北大的影響從具體實踐轉化為北大精神的開始。
第二節 蔡元培紀念儀式之解讀[48]
1937年11月底，蔡元培在丁西林等人的陪同下離開上海，到達香港，化名周子餘隱居港九。直至去世前，除了仍掛懷中央研究院的事務之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深居簡出，專心於養病和《自寫年譜》的寫作。據王雲五回憶，1940年舊曆新年時，蔡元培偕夫人公子等來訪，午膳後順遊淺水灣等處，「遊興甚濃，精神亦健」。但3月3日，他在寓所不慎失足跌倒，本以為並無大礙，不久竟口吐鮮血。入院後，精神尚佳，並無異狀，不料兩日之後病情急轉直下，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經醫生診治，認為係胃瘤出血，雖經輸血施救，卻已無力回天，終於3月5日上午九時三刻逝世。[49]
3月6日，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便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重要位置。相關的報導均詳細描述了蔡元培最後的救治情況及臨終遺言。吳鐵城、王雲五、許地山、葉恭綽等人組成了治喪委員會，負責主持喪禮，並初步確定7日下午入殮的各項事宜。自6日起，林森、孔祥熙、孫科、於右任、戴季陶、居正、張群、陳立夫、朱家驊、王世傑、白崇禧、潘公展、馬超俊、程天放、洪蘭友、邵力子、黃炎培、徐崇清等國民政府及國民黨高層人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及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誌會等社團，各地北大同學會紛紛來電致唁。[50]《大公報》當日即發表短評《悼蔡孑民先生》，概括蔡元培的一生「奔走革命，開拓文化，手造中國的新教育」，同時刊出了時任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發來的唁電。同日，《中央日報》的長篇社論特別強調的則是蔡元培「思想革命，學術救國之信念」對近代中國的巨大影響。
3月7日下午，蔡元培遺體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由蔣介石代表吳鐵城及臨時治喪委員會代表俞鴻鈞主祭。前往致祭者三百餘人。10日，蔡元培靈柩出殯。靈柩停放妥當之後，即設奠致祭。除家屬行禮之外，由吳鐵城代表中央主祭，治喪委員會則由俞鴻鈞代表，先後行禮。港都亦請羅旭龢代表到場致祭。當日執紼者五千餘人，與祭者則逾萬。全港學校商店均懸半旗誌哀。
更為隆重的祭奠相繼在全國各地展開。3月15日，《中央日報》頭版位置刊出《蔡委員孑民先生追悼大會籌備處啟事》，公布了籌辦公祭的若幹事宜。[51]16日，國民政府頒布褒揚令，稱：
國民政府委員蔡元培，道德文章，夙孚時望。早歲誌存匡復，遠歷重瀛，研貫中西學術。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先後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及大學院院長，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效彌彰。方期輔翊中樞，裁成後進，高年碩學，永為黨國儀型；乃以舊疾未痊，滯居嶺表。遽聞溘逝，震悼良深！著給治喪費五千元，派許委員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崇重勛耆之至意。[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