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的關注點仍在思想文化層麵，其出處雖無從考證，但能夠被收入紀念刊中也說明了北大眾人的認同。此外，紀念刊中還發表了李辛之所撰的《北大之過去與現在》，立意大致相似，具體討論更進一層。李文在回顧北大校名沿革和學製課程之演進的基礎上，討論了北大「今日之精神」以及「明日之目標」。在解釋「北大之所以為北大」的原因時，他給出了三點理由：（1）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領袖人才為目的；（2）始終與舊勢力抗戰；（3）領導新思潮運動。他在解釋第一點時談道：
我國教育自民元蔡元培先生發表新教育意見之後，教育界空氣為之一轉，全國風氣亦為之一變。後蔡先生來本校，將其教育之理想次第實施，極力提倡兼容並包與思想自由主義。在教員方麵，新舊派別，無不網羅，五光十色，應有盡有，於是在同學方麵而相習成風，各走各路，極複雜之能事。[38]
在接下來的分析中，他先是細數了北大歷史上六件對抗惡勢力的具體事例，再是列舉新文化運動中北大師生創辦的各類雜誌，以此證明北大始終處於與惡勢力對抗及引領新思潮的領導位置。總體來看，其中第一、第三點含義相近，都是從思想與學術層麵來談北大特點以及蔡元培對北大的貢獻，而第二點所舉諸項大部分也與蔡元培有莫大關聯，其中最直接相關的是五四運動、北京教育界索薪運動、驅逐彭允彝運動以及北大的復校運動。
可見，在1929年的校慶紀念中，雖然參與者在回顧北大校史時運用的敘事方式不盡相同，但延續的仍然是1923年校慶紀念的基本思路，即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驅彭運動」展開，強調這一係列事件對北大傳統與精神的塑造作用。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以上種種與蔡元培相關聯的敘述，絕大部分都是沒有細節、不帶情感的客觀描述，隻是為論證觀點的一條論據而已。此外，復校運動得以在紀念刊中出現且被不斷提及，主要是因為這場遷延兩年的運動剛剛結束，餘溫尚在。這一主題的加入，呼應了北大剛剛結束的抗爭運動，帶有鮮明的年代特點，同時也使得北大傳統得以續寫，並被賦予新的意義。
歷史記憶強調的是記憶的社會屬性，要在「閱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中」，通過集會的方式來「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跡和成就」之時，才能被間接地激發出來。[39]蔡元培長校期間的紀念會奠定的此後北大校慶的基調，是由當時眾多參與者共同塑造而成的；當其離校之後，這些記憶又通過校慶紀念會以及紀念刊的方式，開始形塑後來者的歷史記憶。時間是形成和存留記憶的基本要素，時間的流動與社會環境與語境的變化相呼應，因此也使得歷史記憶始終處於動態變化過程之中。校慶紀念中不斷增加或刪減主題和內容，即是觀察歷史記憶之更迭的一種方式：歷史記憶中的某些主題，因其重要性或特殊性，會作為記憶的內容一直傳承下去；某些在過去看似重要的東西，也有可能因時間的流逝而降低了重要性，便不再出現在校慶紀念之中，進而逐漸被遺忘；與此同時，某些新的主題也會因為世事變幻而加入校慶紀念之中，並以不斷重述的方式刻入眾人的歷史記憶之中。
上述變化在1933年的校慶紀念及《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中可以得到印證。這一年的校慶紀念活動隻辦了一天，上午的紀念大會照例是發言和演講，下午安排了各種遊藝活動。[40]校慶活動的籌劃及紀念刊的編輯，全部由學生會出麵組織。紀念刊麵向教師、學生及北大已畢業的學生徵稿，但由於時間倉促，除了蔡、蔣兩校長的題詞之外，教職員中隻有劉復、陶希聖和艾克敦（harold acton）發去了文章。紀念刊共收錄了在校學生文章十餘篇，畢業學生文章一篇，頗能體現學生在此次校慶中的主導作用。[41]雖然籌備會申明稿件去留以不涉攻訐和謾罵為標準，但仍然難掩紀念刊相對激進的編纂態度。
在紀念刊中，教師與學生的意見近乎針鋒相對。劉復希望學生更應當關注「努力雪學術恥」，陶希聖也提醒學生「不要把自己太看重了」，皆是從教育與學術思想層麵去討論北大應扮演的角色。[42]但麵對戰爭形勢的日趨惡化，學生們對現實政治環境的關切，逐漸超越對學業本身的關注。他們利用校慶紀念回顧北大歷史，旨在以此對北大未能起到引領學界的作用集中進行反思。紀念籌備會發表了《國立北京大學三十五周年紀念宣言》，明確表示了此次紀念是「為過去的北大敲著葬鍾，在葬鍾的丁丁聲中，要把死氣沉沉的北大驚醒」。與此前由校方主導的校慶紀念意在營造大家庭聚會的方式不同，學生更為關切的是，「不抵抗主義斷送了東北四省」，為什麽「北京大學卻成了啞巴，一聲不響的靜寂著」。他們號召「從來站在時代最前線的北大」，「應該負起新時代的任務」，應該「醒來，向前，向前」。[43]
比起以往藉助歷史以獲得認同的路徑不同，1933年的校慶紀念對北大歷史的回顧雖然基本上也是從五四談起，但其有非常現實的訴求，著眼的還是當下。比如，有的學生強調五四運動的倡導者是北大，五四精神是「北大精神」的「副本」。所謂「北大精神」，即是「革命精神」，因此「推進北大精神」就是要用革命的行動去實現「革命精神」。[44]有的學生表示，自己是抱著對「北大」二字的信仰來到學校的，現在卻隻感到「失望」，覺得北大的「骨子裏實在缺少一種向前發展的精神，暮氣沉沉的好像個近死亡的老太婆」。他繼續說道：
我國教育自民元蔡元培先生發表新教育意見之後，教育界空氣為之一轉，全國風氣亦為之一變。後蔡先生來本校，將其教育之理想次第實施，極力提倡兼容並包與思想自由主義。在教員方麵，新舊派別，無不網羅，五光十色，應有盡有，於是在同學方麵而相習成風，各走各路，極複雜之能事。[38]
在接下來的分析中，他先是細數了北大歷史上六件對抗惡勢力的具體事例，再是列舉新文化運動中北大師生創辦的各類雜誌，以此證明北大始終處於與惡勢力對抗及引領新思潮的領導位置。總體來看，其中第一、第三點含義相近，都是從思想與學術層麵來談北大特點以及蔡元培對北大的貢獻，而第二點所舉諸項大部分也與蔡元培有莫大關聯，其中最直接相關的是五四運動、北京教育界索薪運動、驅逐彭允彝運動以及北大的復校運動。
可見，在1929年的校慶紀念中，雖然參與者在回顧北大校史時運用的敘事方式不盡相同，但延續的仍然是1923年校慶紀念的基本思路，即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驅彭運動」展開，強調這一係列事件對北大傳統與精神的塑造作用。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以上種種與蔡元培相關聯的敘述，絕大部分都是沒有細節、不帶情感的客觀描述，隻是為論證觀點的一條論據而已。此外，復校運動得以在紀念刊中出現且被不斷提及，主要是因為這場遷延兩年的運動剛剛結束，餘溫尚在。這一主題的加入，呼應了北大剛剛結束的抗爭運動，帶有鮮明的年代特點，同時也使得北大傳統得以續寫，並被賦予新的意義。
歷史記憶強調的是記憶的社會屬性，要在「閱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中」，通過集會的方式來「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跡和成就」之時，才能被間接地激發出來。[39]蔡元培長校期間的紀念會奠定的此後北大校慶的基調，是由當時眾多參與者共同塑造而成的；當其離校之後，這些記憶又通過校慶紀念會以及紀念刊的方式，開始形塑後來者的歷史記憶。時間是形成和存留記憶的基本要素，時間的流動與社會環境與語境的變化相呼應，因此也使得歷史記憶始終處於動態變化過程之中。校慶紀念中不斷增加或刪減主題和內容，即是觀察歷史記憶之更迭的一種方式：歷史記憶中的某些主題，因其重要性或特殊性，會作為記憶的內容一直傳承下去；某些在過去看似重要的東西，也有可能因時間的流逝而降低了重要性，便不再出現在校慶紀念之中，進而逐漸被遺忘；與此同時，某些新的主題也會因為世事變幻而加入校慶紀念之中，並以不斷重述的方式刻入眾人的歷史記憶之中。
上述變化在1933年的校慶紀念及《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中可以得到印證。這一年的校慶紀念活動隻辦了一天，上午的紀念大會照例是發言和演講，下午安排了各種遊藝活動。[40]校慶活動的籌劃及紀念刊的編輯，全部由學生會出麵組織。紀念刊麵向教師、學生及北大已畢業的學生徵稿，但由於時間倉促，除了蔡、蔣兩校長的題詞之外，教職員中隻有劉復、陶希聖和艾克敦（harold acton）發去了文章。紀念刊共收錄了在校學生文章十餘篇，畢業學生文章一篇，頗能體現學生在此次校慶中的主導作用。[41]雖然籌備會申明稿件去留以不涉攻訐和謾罵為標準，但仍然難掩紀念刊相對激進的編纂態度。
在紀念刊中，教師與學生的意見近乎針鋒相對。劉復希望學生更應當關注「努力雪學術恥」，陶希聖也提醒學生「不要把自己太看重了」，皆是從教育與學術思想層麵去討論北大應扮演的角色。[42]但麵對戰爭形勢的日趨惡化，學生們對現實政治環境的關切，逐漸超越對學業本身的關注。他們利用校慶紀念回顧北大歷史，旨在以此對北大未能起到引領學界的作用集中進行反思。紀念籌備會發表了《國立北京大學三十五周年紀念宣言》，明確表示了此次紀念是「為過去的北大敲著葬鍾，在葬鍾的丁丁聲中，要把死氣沉沉的北大驚醒」。與此前由校方主導的校慶紀念意在營造大家庭聚會的方式不同，學生更為關切的是，「不抵抗主義斷送了東北四省」，為什麽「北京大學卻成了啞巴，一聲不響的靜寂著」。他們號召「從來站在時代最前線的北大」，「應該負起新時代的任務」，應該「醒來，向前，向前」。[43]
比起以往藉助歷史以獲得認同的路徑不同，1933年的校慶紀念對北大歷史的回顧雖然基本上也是從五四談起，但其有非常現實的訴求，著眼的還是當下。比如，有的學生強調五四運動的倡導者是北大，五四精神是「北大精神」的「副本」。所謂「北大精神」，即是「革命精神」，因此「推進北大精神」就是要用革命的行動去實現「革命精神」。[44]有的學生表示，自己是抱著對「北大」二字的信仰來到學校的，現在卻隻感到「失望」，覺得北大的「骨子裏實在缺少一種向前發展的精神，暮氣沉沉的好像個近死亡的老太婆」。他繼續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