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紀念會的規模超過了以往，早在11月底學校方麵便已出麵組織籌備委員會，詳細製訂各項計劃。[23]紀念會分別在四天內舉行，動靜結合，形式上也有頗多創新。16日下午，先期舉行提燈會。其形式源於生辰前夕的「暖壽」習俗，師生手持紅燈兩千餘盞，整隊遊行，並高呼「北大萬歲」。17日校慶當日，上午舉行慶典儀式，下午則為教授演講。17～18日舉行展覽、遊藝活動，展覽主要是展示北大收購的明清檔案、墓碑拓片、清嘉慶道光朝進士殿試榜以及各類出版品、美術作品等。19日安排了北大懇親會，全體教職員、在校生、畢業生共聚慶賀，猶如「外賓既散，特設家宴，以圖家人之歡聚」。[24]正如科瑟（lewis coser）在解讀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的概念時所言，「這種集體記憶以各種典禮性、儀式性的英雄壯舉的形式出現，並且在詩人和史詩性的詩歌中得到紀念，它們使記憶在除此之外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規實踐中保持鮮活」。[25]北大一年中雖然不乏紀念慶典的機會，特別是自五四運動之後，每年都會在5月4日進行規模較大的集會和演講，但其意義與年末的校慶並不相同。從北大發起校慶紀念開始，其最初形式與北大人的家庭聚會頗為類似，少數校外演講嘉賓則像是受邀來訪的客人，整體上看，典禮儀式所營造出來的是師生團聚的和諧大家庭的氛圍。隨著校慶規模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在1922年校慶紀念的設計之中，展覽、體育、遊藝等形式的加入，增加了校慶紀念的狂歡成分，也使對校慶的記憶更加多元和深入。
12月17日校慶當日是整個紀念活動最為集中的一天。蔡元培在演講中將北大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898年到1912年、1912年到1917年以及其接任校長之後。他回顧了自己長校後北大在學術風氣、係科設置、行政組織等方麵的諸多變化，並希望能早日建起大禮堂和圖書館，籌劃多年的叢書也可早日出版。[26]演講是北大校慶最常採用的形式，在眾多演講中，醫專校長湯爾和的致辭頗有新意。他說：
大我生命，全仗小我來維持。我們因為希望大我進步太快，遂覺得有不滿意的樣子。其實北大自蔡先生長校以來，進步已不小了。社會上有崇拜的，有嫉妒的，無非是重視北大心理的表現。五六年來，北大狀況與從前真是截然不同，你看他隻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何能與歐洲具有三百年歷史的大學相比呢……蔡先生本是一個好的保姆，還有諸位教授，又肯是好的看護婦，那還怕發達不好嗎？所以要看他的發達，應該用歷史的眼光看，不要用肉眼看。[27]
與蔡元培的演講類似，湯爾和也以「歷史的眼光」分析北大。歷史是對過去的記錄，也是對過往的篩選與重塑；既是總結過去，更是展望未來。北大的改變有目共睹，人們歡慶北大的新生，與此同時自然也要感念帶來這些變化的蔡元培。比如，北大校慶期間《順天時報》對此事也有詳細報導。具體內容除介紹參觀校慶展覽的觀感之外，也對校長蔡元培的功績有所評論。文中說：
自蔡氏長校以後，不過數年，而學風斐然一變，挹取歐美新教育新文化，施之朝氣勃勃的青年，使學生的思想根本改革，高等官僚製造所一變而為新文化策源地。蔡氏之功，將來必在中國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是可斷言。[28]
以今日之後見之明來看，作為蔡元培實際長校期間親身參與的最後一次校慶紀念，1922年的校慶紀念帶有一個時代結束的意味。蔡元培自我的總結與外界的評論互為呼應，這種以蔡元培長校前後的對比為中心的敘事，不斷被後續的校慶紀念複述和延續。
到1923年底，北大建校已滿二十五周年。年初北大發起並參與了「驅彭挽蔡」運動，學校正常的秩序直至暑假前後才算正式恢復。蔡元培遠赴歐洲，負責校務的蔣夢麟雖按時舉行校慶紀念，但因經費問題，規模僅為一年前的六分之一，且之前所計劃的編書、建造圖書館和大禮堂等目標無一實現。[29]或許是1922年校慶紀念時曾由《北京大學日刊》出版過校慶增刊，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一年受外界幹擾並無更實質的成績，《北京大學廿五周年紀念刊》整體上要比《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刊》遜色不少。雖然其中不乏學術論著和詩歌作品，但主題確定和編排處理都略顯簡單，參與寫作的教員數量也大為減少。受刊物主題限定的影響，紀念刊所錄文章的標題中出現頻率較多的詞是「希望」和「精神」。
紀念刊為首一篇即為代校長蔣夢麟的《北大之精神》。文中將「北大精神」解釋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在論述「大度包容的精神」時提到：
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辨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經試驗的了。[30]
在談到「思想自由的精神」時，他又說：
本校裏麵，各種思想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禦外侮。引外力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
蔣夢麟此番宣示的潛台詞是，向北大師生公開表示在其再次代理校務期間仍然會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作為治理北大的基礎。另一方麵，蔣夢麟的敘述也是結合北大的歷史與現實對這一理念的重新解釋，並最終以「北大精神」這個更為抽象的表述加以概括。
12月17日校慶當日是整個紀念活動最為集中的一天。蔡元培在演講中將北大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898年到1912年、1912年到1917年以及其接任校長之後。他回顧了自己長校後北大在學術風氣、係科設置、行政組織等方麵的諸多變化，並希望能早日建起大禮堂和圖書館，籌劃多年的叢書也可早日出版。[26]演講是北大校慶最常採用的形式，在眾多演講中，醫專校長湯爾和的致辭頗有新意。他說：
大我生命，全仗小我來維持。我們因為希望大我進步太快，遂覺得有不滿意的樣子。其實北大自蔡先生長校以來，進步已不小了。社會上有崇拜的，有嫉妒的，無非是重視北大心理的表現。五六年來，北大狀況與從前真是截然不同，你看他隻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何能與歐洲具有三百年歷史的大學相比呢……蔡先生本是一個好的保姆，還有諸位教授，又肯是好的看護婦，那還怕發達不好嗎？所以要看他的發達，應該用歷史的眼光看，不要用肉眼看。[27]
與蔡元培的演講類似，湯爾和也以「歷史的眼光」分析北大。歷史是對過去的記錄，也是對過往的篩選與重塑；既是總結過去，更是展望未來。北大的改變有目共睹，人們歡慶北大的新生，與此同時自然也要感念帶來這些變化的蔡元培。比如，北大校慶期間《順天時報》對此事也有詳細報導。具體內容除介紹參觀校慶展覽的觀感之外，也對校長蔡元培的功績有所評論。文中說：
自蔡氏長校以後，不過數年，而學風斐然一變，挹取歐美新教育新文化，施之朝氣勃勃的青年，使學生的思想根本改革，高等官僚製造所一變而為新文化策源地。蔡氏之功，將來必在中國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是可斷言。[28]
以今日之後見之明來看，作為蔡元培實際長校期間親身參與的最後一次校慶紀念，1922年的校慶紀念帶有一個時代結束的意味。蔡元培自我的總結與外界的評論互為呼應，這種以蔡元培長校前後的對比為中心的敘事，不斷被後續的校慶紀念複述和延續。
到1923年底，北大建校已滿二十五周年。年初北大發起並參與了「驅彭挽蔡」運動，學校正常的秩序直至暑假前後才算正式恢復。蔡元培遠赴歐洲，負責校務的蔣夢麟雖按時舉行校慶紀念，但因經費問題，規模僅為一年前的六分之一，且之前所計劃的編書、建造圖書館和大禮堂等目標無一實現。[29]或許是1922年校慶紀念時曾由《北京大學日刊》出版過校慶增刊，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一年受外界幹擾並無更實質的成績，《北京大學廿五周年紀念刊》整體上要比《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刊》遜色不少。雖然其中不乏學術論著和詩歌作品，但主題確定和編排處理都略顯簡單，參與寫作的教員數量也大為減少。受刊物主題限定的影響，紀念刊所錄文章的標題中出現頻率較多的詞是「希望」和「精神」。
紀念刊為首一篇即為代校長蔣夢麟的《北大之精神》。文中將「北大精神」解釋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在論述「大度包容的精神」時提到：
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辨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經試驗的了。[30]
在談到「思想自由的精神」時，他又說：
本校裏麵，各種思想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禦外侮。引外力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
蔣夢麟此番宣示的潛台詞是，向北大師生公開表示在其再次代理校務期間仍然會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作為治理北大的基礎。另一方麵，蔣夢麟的敘述也是結合北大的歷史與現實對這一理念的重新解釋，並最終以「北大精神」這個更為抽象的表述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