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次校慶紀念會，籌備時間雖短，形式上也略顯簡單，但眾人熱情甚為高漲，演講中無不感慨北大建校二十年時光飛逝，也對北大此後的發展充滿期待。法科學長王建祖的演說頗有代表性。他說：「自大學之開辦，迄今已經廿載，其製度及範圍時有變更，惟其精神上之進步，則以今日為速。昔者教員與學生接近之機會極少，學生與學生之間亦然。今則各種團體逐漸創立，又有《日刊》，自後教員與學生及學生與學生之間，有相通之道，無隔膜之虞。」[12]1917年校慶之時，蔡元培任職尚未滿一年，北大師生卻已欣然發現北大已在悄然發生著改變，這種對未來充滿期望的情緒瀰漫於校園。吳梅所作《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歌》，也表現出這種情緒。其歌詞如下：
棫樸樂英才，
試語同儕，
追想遜清時創立此堂齋。
景山麗日開，
舊家主第門桯改。
春明起講台，
春風盡異才。
滄海動風雷，
弦誦無妨礙。
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
喜此時幸遇先生蔡。
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13]
此歌特為紀念會所作，融北大二十年之歷史於音符律動之中。其中「喜此時幸遇先生蔡」一句，尤其是「喜」與「幸」兩字，頗能說明當時北大人對校長蔡元培的特殊感情。
校慶當日講演結束後，《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的編輯被提上日程。[14]蔡元培親自督促此事，邀請新聞學教授徐寶璜擔任總編輯。[15]文科教授劉師培、陳漢章、馬敘倫和擔任講師的李石曾，都題寫了熱情洋溢的祝詞。內容除了蔡元培的序言及校慶當日講演會演說詞外，對北大校史沿革、校內各項規程通則、校內各類社團的介紹及相關經費、圖書館等數據圖表都有詳細收錄，同時還收集了在校教職員、學生以及畢業校友的詳細名單、籍貫等。紀念冊最後還有陳漢章撰寫的《中國歷代大學學製述》，詳述三代至清大學製度之沿革。這本紀念冊將全校力量動員起來，代表著北大師生對未來美好的憧憬，正如蔡元培在序言中所言：「往者已矣，伏願自此以後，本此二十年之成績而奮進不已，使他日為二十五年紀念時，頓增重大之關係，略可以減吾人之慚而益其慰，則此紀念冊之編輯為不虛耳。」[16]
1918年校慶紀念會的準備比起上年要從容得多。作為北大歷史上發展頗為迅速的一年，紀念會仍以講演為主，隻是在形式上略有調整，新增了畫法研究會與書法研究會作品展。一百餘部作品陳列於禮堂兩側，供人觀覽，也是對這一年北大麵貌悄然改變的最好詮釋。[17]蔡元培的紀念會開會詞並無長篇大論，更像一大家之長如數家珍般細數孩子一年來之進步，務實親切。他讚賞了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的成績，還特別提及了應時而設的校役夜班與消費公社之商業夜班，充分肯定了北大的變化，最後還不忘向師生報告學校在校舍與經費方麵的計劃。[18]隨後的演講中，眾人也從不同方麵對北大的成績和肩負之責任做出解說。[19]1919年的校慶形式及規模與此前兩年基本一致。從蔡元培的致辭中也能看出他對北大兩年來的變化算是滿意，他特別強調了兩點：一是肯定了五四運動以來學生自動之精神較前大有發展；二是提出北大各行政委員會、立法委員會已漸次成立，學校已經初具規模。[20]這年校慶的特別之處是，來訪的杜威也在紀念會上以《大學與民治國輿論的重要》為題進行了演講。他指出，「大學的重要不在它所教的東西，在它怎樣教和怎樣學的精神」。大學代表著「知識的重要」、「光明」和由理性生成並經過實驗的「真理的勢力」。所以，大學要做「活水的源頭」，它的責任是傳播知識。[21]
在最初三年北大的紀念會上，無論是蔡元培還是北大師生，都對學校的未來和自己身上的責任逐漸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正如1918年校慶紀念會上教育部次長袁希濤在致辭中說的那樣：「今值世界和平，又國內亦將促進和平，大學進行實有偉大之希望：在教授諸君抱樂育英才之宏願，自能犧牲一切，視學術為神聖事業，以造國家社會之幸福；在就學之青年，尤望視學術為神聖事業，群焉致力其間，以謀國家社會之共同發展，庶世界進化，我亦得與參列其間。」[22]這種必然「參列其間」的自信，源自蔡元培長校後北大從物質層麵至精神層麵的改變，師生目睹和參與了這些變化，不再隻是做旁觀者，更願意選擇主動融於其間。歷年校慶紀念都以儀式化的方式對北大的變革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再加上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共同患難也使得北大師生間感情變得更加深厚。
按照一般慣例，周年慶典都是在紀念結束之時舉行。北大校慶的特別之處在於，1917年到1922年間，即蔡元培實際長校時期，均是以周年紀念開始之日作為紀念日。蔡元培曾在1922年的紀念會上對此做出解釋，提前慶祝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新紀年的開始就「振起精神」，好好預備。所以北大分別在1922年12月17日和1923年12月17日舉行過建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前者是為慶祝北大成立已經年滿二十四年，開始進入建校第二十五年；而後者則是為慶祝北大成立已滿二十五年，也是蔡元培就任之初便已確定的大慶之期。北大這兩次以「二十五年」命名的典禮，正好對應於蔡元培實際長校終止前夕與名義上擔任校長之後，其對比也顯露出校長實際人選變化帶來的改變。
棫樸樂英才，
試語同儕，
追想遜清時創立此堂齋。
景山麗日開，
舊家主第門桯改。
春明起講台，
春風盡異才。
滄海動風雷，
弦誦無妨礙。
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
喜此時幸遇先生蔡。
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13]
此歌特為紀念會所作，融北大二十年之歷史於音符律動之中。其中「喜此時幸遇先生蔡」一句，尤其是「喜」與「幸」兩字，頗能說明當時北大人對校長蔡元培的特殊感情。
校慶當日講演結束後，《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的編輯被提上日程。[14]蔡元培親自督促此事，邀請新聞學教授徐寶璜擔任總編輯。[15]文科教授劉師培、陳漢章、馬敘倫和擔任講師的李石曾，都題寫了熱情洋溢的祝詞。內容除了蔡元培的序言及校慶當日講演會演說詞外，對北大校史沿革、校內各項規程通則、校內各類社團的介紹及相關經費、圖書館等數據圖表都有詳細收錄，同時還收集了在校教職員、學生以及畢業校友的詳細名單、籍貫等。紀念冊最後還有陳漢章撰寫的《中國歷代大學學製述》，詳述三代至清大學製度之沿革。這本紀念冊將全校力量動員起來，代表著北大師生對未來美好的憧憬，正如蔡元培在序言中所言：「往者已矣，伏願自此以後，本此二十年之成績而奮進不已，使他日為二十五年紀念時，頓增重大之關係，略可以減吾人之慚而益其慰，則此紀念冊之編輯為不虛耳。」[16]
1918年校慶紀念會的準備比起上年要從容得多。作為北大歷史上發展頗為迅速的一年，紀念會仍以講演為主，隻是在形式上略有調整，新增了畫法研究會與書法研究會作品展。一百餘部作品陳列於禮堂兩側，供人觀覽，也是對這一年北大麵貌悄然改變的最好詮釋。[17]蔡元培的紀念會開會詞並無長篇大論，更像一大家之長如數家珍般細數孩子一年來之進步，務實親切。他讚賞了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的成績，還特別提及了應時而設的校役夜班與消費公社之商業夜班，充分肯定了北大的變化，最後還不忘向師生報告學校在校舍與經費方麵的計劃。[18]隨後的演講中，眾人也從不同方麵對北大的成績和肩負之責任做出解說。[19]1919年的校慶形式及規模與此前兩年基本一致。從蔡元培的致辭中也能看出他對北大兩年來的變化算是滿意，他特別強調了兩點：一是肯定了五四運動以來學生自動之精神較前大有發展；二是提出北大各行政委員會、立法委員會已漸次成立，學校已經初具規模。[20]這年校慶的特別之處是，來訪的杜威也在紀念會上以《大學與民治國輿論的重要》為題進行了演講。他指出，「大學的重要不在它所教的東西，在它怎樣教和怎樣學的精神」。大學代表著「知識的重要」、「光明」和由理性生成並經過實驗的「真理的勢力」。所以，大學要做「活水的源頭」，它的責任是傳播知識。[21]
在最初三年北大的紀念會上，無論是蔡元培還是北大師生，都對學校的未來和自己身上的責任逐漸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正如1918年校慶紀念會上教育部次長袁希濤在致辭中說的那樣：「今值世界和平，又國內亦將促進和平，大學進行實有偉大之希望：在教授諸君抱樂育英才之宏願，自能犧牲一切，視學術為神聖事業，以造國家社會之幸福；在就學之青年，尤望視學術為神聖事業，群焉致力其間，以謀國家社會之共同發展，庶世界進化，我亦得與參列其間。」[22]這種必然「參列其間」的自信，源自蔡元培長校後北大從物質層麵至精神層麵的改變，師生目睹和參與了這些變化，不再隻是做旁觀者，更願意選擇主動融於其間。歷年校慶紀念都以儀式化的方式對北大的變革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再加上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共同患難也使得北大師生間感情變得更加深厚。
按照一般慣例，周年慶典都是在紀念結束之時舉行。北大校慶的特別之處在於，1917年到1922年間，即蔡元培實際長校時期，均是以周年紀念開始之日作為紀念日。蔡元培曾在1922年的紀念會上對此做出解釋，提前慶祝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新紀年的開始就「振起精神」，好好預備。所以北大分別在1922年12月17日和1923年12月17日舉行過建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前者是為慶祝北大成立已經年滿二十四年，開始進入建校第二十五年；而後者則是為慶祝北大成立已滿二十五年，也是蔡元培就任之初便已確定的大慶之期。北大這兩次以「二十五年」命名的典禮，正好對應於蔡元培實際長校終止前夕與名義上擔任校長之後，其對比也顯露出校長實際人選變化帶來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