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廿五周年紀念刊》中，也有不少學生對「北大精神」表達了自己的理解。朱務善的文章便直接以《北大精神》為題，通過對北大歷史的回顧，提出北大精神是「科學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幹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還是當仁不讓之『幹』的精神」。[31]另有學生將「北大精神」總結為「直率坦白的精神」、「兼容擴大的精神」和「毅勇堅敏的精神」。他將第二種精神解釋為蔡校長的兼容並包主義，而第三種精神則體現在蔡元培與彭允彝的鬥爭之中。[32]在校慶這一主題之下，盡管師生仍以北大的歷史和責任作為討論的核心，但其所運用的思想資源已經開始趨向一致。
哈布瓦赫以「歷史記憶」與「自傳記憶」對記憶做出區分。「歷史記憶」是通過書寫記錄和其他類型的記錄觸發，可以藉助紀念活動、法定節日等形式存續下來；「自傳記憶」則是指對「親身經歷的事件的記憶」，但參與者的記憶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日趨淡化。除非通過「與具有共同的過去經歷的人相接觸」，才能周期性地強化這種記憶。[33]哈布瓦赫之所以對兩者做出區分，是因為兩種記憶在記憶主體、記憶產生以及存續方式上都有顯著差異。但從北大的歷史來看，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記憶則兼具歷史記憶與自傳記憶的雙重屬性。
1923年的北大校慶，是蔡元培離開北大僅在名義上擔任校長之後舉行的首個紀念會，其轉折意義不言而喻。自此之後，進入北大執教的教員及就讀的學生都不再與蔡元培發生交集，也都不再是蔡元培長校期間的親歷者。隨著記憶對象的出走，此後北大師生對蔡元培的記憶，並不直接由對象本身生發而來。出於對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的認可，這些記憶並沒有隨其出走而中斷。不過，不同人群獲取記憶的來源也由此開始出現分化，呈現不同的狀態：曾與蔡元培有交集者，或是採取回顧與其交往的細節，或是以分享在北大求學任教的親身體驗等方式接續記憶；而對於新進者來說，進入北大時大多是慕名而來，或至少在入校前已對北大有所了解。他們對校長蔡元培的認識和理解，一部分來自坊間傳頌的大學故事；另一部分則是通過親炙者對蔡元培事跡的回溯而獲得，即其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是建構於敘述者之上。隨著親炙者離開北大，新進者已經無法為蔡元培長校期間的歷史敘述添加細節，於是那些細節便漸漸停留和固定於已有的敘述文本之中，而新進者隻能基於這些文本通過對抽象的「北大精神」的不斷詮釋來接續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
校慶紀念活動提供了集中詮釋北大歷史與傳統，進而塑造「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的機會。1923～1929年，北大隻在個別年份舉行過小規模的校慶紀念，直到1929年北平大學區完全終止之後，得以獨立的北大才重新恢復校慶活動。在此期間，北大處處受到掣肘，而當其麵臨重組或重建的關頭，北大師生希望蔡元培能夠重掌校印，即便在當時內外環境條件都不允許的情況下，仍有不少人執著於以蔡元培回校作為平息抗議風潮的交換條件。從另一方麵來看，這些抗議鬥爭的活動，卻也正好填補了親炙者與新進者交替有可能帶來的記憶的中斷。為了達到復校的目的，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不斷被重述，也使其相關的歷史記憶得以延續。
1929年9月，蔡元培在名義上再次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北大選擇了以慶祝建校三十一周年的方式，向動盪的1920年代告別。這次的校慶紀念會，也是北大歷史上較為隆重的紀念會之一。北大學生會早在11月初就開始著手籌備。[34]紀念會持續了三天，包括了學術演講、展覽、球類比賽和遊藝活動等內容，規模上也與1922年紀念會大致相仿。[35]17日校慶當日的紀念活動由總務長王烈主持。他在致辭時總結了北大三十一年中「可資紀念之事」。他說道：
其一，因蔡校長對於新舊人才兼包並蓄，極力延攬，對於舊方麵，則有辜鴻銘輩，在新的方麵之發展，則提倡新文化運動。雖當時社會目此運動，以為斯文道喪，然其影響社會，有功文化，蓋已為不可否認之事實。及後參於政事之竊陋，而稍稍有政治運動，總之北大之精神思想，均站在時代之前頭，不落常人之窠臼，而常超越常人之見解者。其二，此十餘年中，固為北大最長足進展，最可紀念之時期，然同時亦為最危險之時期，因其不落常人窠臼，不能與俗苟同，故其處境至難，無時不在風雨飄搖之中，以維傾圮，雖歷遭危險，會慶已復舊觀，蔡先生已再度長校，將來發展，當可預期也。[36]
回顧建校緣起與發展歷史是校慶紀念中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王烈是以大會主席的身份進行發言的，其整段敘述基本上延續了前人的策略：先是講舊聞，再是談變遷，在蔡元培的兼容並包與「北大之精神」之間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聯。在校慶主題之下，經過類似過程的不斷演繹，此種敘事也逐漸凝聚為北大師生在回憶蔡元培校長時的典範。
在《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中，也有不少文章採取了相似的思路。比如，《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轉載了《北京大學概況》一文，其中對「校風之特點」介紹如下：
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以後，蔡元培採取兼容並包主義，辦理北大，於是全國各派學者齊集該校，因而在學術上及思想上分新舊兩派，互相競爭，轟轟烈烈之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大告成功，而舊派學者亦努力求其學問之日昌。所謂北大精神，蓋一方麵因其含有革命化之新思想，為文化中心，他方麵又無所不包至大無外也。十餘年來，該校此種精神，並未亡失，學生研究學問常能努力於真理之尋求，同時以自由發展為原則，分道揚鑣，成就甚大。再則學生性情品格之薰陶，在該校此種校風之中，亦有特別效果，即（1）具獨立精神，（2）有特別見解，（3）做事有堅強之毅力，（4）服從真理，（5）氣量寬宏。[37]
哈布瓦赫以「歷史記憶」與「自傳記憶」對記憶做出區分。「歷史記憶」是通過書寫記錄和其他類型的記錄觸發，可以藉助紀念活動、法定節日等形式存續下來；「自傳記憶」則是指對「親身經歷的事件的記憶」，但參與者的記憶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日趨淡化。除非通過「與具有共同的過去經歷的人相接觸」，才能周期性地強化這種記憶。[33]哈布瓦赫之所以對兩者做出區分，是因為兩種記憶在記憶主體、記憶產生以及存續方式上都有顯著差異。但從北大的歷史來看，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記憶則兼具歷史記憶與自傳記憶的雙重屬性。
1923年的北大校慶，是蔡元培離開北大僅在名義上擔任校長之後舉行的首個紀念會，其轉折意義不言而喻。自此之後，進入北大執教的教員及就讀的學生都不再與蔡元培發生交集，也都不再是蔡元培長校期間的親歷者。隨著記憶對象的出走，此後北大師生對蔡元培的記憶，並不直接由對象本身生發而來。出於對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的認可，這些記憶並沒有隨其出走而中斷。不過，不同人群獲取記憶的來源也由此開始出現分化，呈現不同的狀態：曾與蔡元培有交集者，或是採取回顧與其交往的細節，或是以分享在北大求學任教的親身體驗等方式接續記憶；而對於新進者來說，進入北大時大多是慕名而來，或至少在入校前已對北大有所了解。他們對校長蔡元培的認識和理解，一部分來自坊間傳頌的大學故事；另一部分則是通過親炙者對蔡元培事跡的回溯而獲得，即其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是建構於敘述者之上。隨著親炙者離開北大，新進者已經無法為蔡元培長校期間的歷史敘述添加細節，於是那些細節便漸漸停留和固定於已有的敘述文本之中，而新進者隻能基於這些文本通過對抽象的「北大精神」的不斷詮釋來接續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
校慶紀念活動提供了集中詮釋北大歷史與傳統，進而塑造「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的機會。1923～1929年，北大隻在個別年份舉行過小規模的校慶紀念，直到1929年北平大學區完全終止之後，得以獨立的北大才重新恢復校慶活動。在此期間，北大處處受到掣肘，而當其麵臨重組或重建的關頭，北大師生希望蔡元培能夠重掌校印，即便在當時內外環境條件都不允許的情況下，仍有不少人執著於以蔡元培回校作為平息抗議風潮的交換條件。從另一方麵來看，這些抗議鬥爭的活動，卻也正好填補了親炙者與新進者交替有可能帶來的記憶的中斷。為了達到復校的目的，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不斷被重述，也使其相關的歷史記憶得以延續。
1929年9月，蔡元培在名義上再次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北大選擇了以慶祝建校三十一周年的方式，向動盪的1920年代告別。這次的校慶紀念會，也是北大歷史上較為隆重的紀念會之一。北大學生會早在11月初就開始著手籌備。[34]紀念會持續了三天，包括了學術演講、展覽、球類比賽和遊藝活動等內容，規模上也與1922年紀念會大致相仿。[35]17日校慶當日的紀念活動由總務長王烈主持。他在致辭時總結了北大三十一年中「可資紀念之事」。他說道：
其一，因蔡校長對於新舊人才兼包並蓄，極力延攬，對於舊方麵，則有辜鴻銘輩，在新的方麵之發展，則提倡新文化運動。雖當時社會目此運動，以為斯文道喪，然其影響社會，有功文化，蓋已為不可否認之事實。及後參於政事之竊陋，而稍稍有政治運動，總之北大之精神思想，均站在時代之前頭，不落常人之窠臼，而常超越常人之見解者。其二，此十餘年中，固為北大最長足進展，最可紀念之時期，然同時亦為最危險之時期，因其不落常人窠臼，不能與俗苟同，故其處境至難，無時不在風雨飄搖之中，以維傾圮，雖歷遭危險，會慶已復舊觀，蔡先生已再度長校，將來發展，當可預期也。[36]
回顧建校緣起與發展歷史是校慶紀念中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王烈是以大會主席的身份進行發言的，其整段敘述基本上延續了前人的策略：先是講舊聞，再是談變遷，在蔡元培的兼容並包與「北大之精神」之間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聯。在校慶主題之下，經過類似過程的不斷演繹，此種敘事也逐漸凝聚為北大師生在回憶蔡元培校長時的典範。
在《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中，也有不少文章採取了相似的思路。比如，《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轉載了《北京大學概況》一文，其中對「校風之特點」介紹如下：
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以後，蔡元培採取兼容並包主義，辦理北大，於是全國各派學者齊集該校，因而在學術上及思想上分新舊兩派，互相競爭，轟轟烈烈之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大告成功，而舊派學者亦努力求其學問之日昌。所謂北大精神，蓋一方麵因其含有革命化之新思想，為文化中心，他方麵又無所不包至大無外也。十餘年來，該校此種精神，並未亡失，學生研究學問常能努力於真理之尋求，同時以自由發展為原則，分道揚鑣，成就甚大。再則學生性情品格之薰陶，在該校此種校風之中，亦有特別效果，即（1）具獨立精神，（2）有特別見解，（3）做事有堅強之毅力，（4）服從真理，（5）氣量寬宏。[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