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他是北大多年有力的保育者。他和北大關係之密切，當然比我們重而且大加十倍百倍！現在他做中央政府的教育最高長官，他親自將他多年提攜保育的北大宣布死刑了！我們聽到北大滅亡都驚心動魄，眼淚注注，「如喪考妣」！然而，蔡先生怎樣呢？我們從軍閥的消亡時開始至現在，天天千喚萬呼：「北大復活！繼續和發揚北大光榮的歷史！北京大學萬歲！」並且也曾向中央政府，並大學院蔡先生處，文電交馳，三番五次的請求：「請維持北京大學！」然而直到現在竟不得蔡先生之一答！大概蔡先生覺得北大滅亡是應該，而我們的呼號不值一答罷？然而我們總想：我們所敬愛的北大之保護者，蔡先生決不至於如此罷？然而事實竟是那麽樣，那是為什麽？[177]
蔡元培長校之後在北大推行的改革歷來都被視為典範，其處事風範與人格魅力更是堪稱領袖。無論他是否真正長校，在師生眼中，蔡元培與北大已經渾然一體，是無法超越的校長。而上文所引不惜以惡意而妄相忖度，實際上透露出教育界的某些變化。1928年對蔡元培來說算得上是不太順利的一年，尤以教育界最令其殫精竭慮。早在5月的全國教育會議開幕式上，蔡元培就對五四後學界以愛國運動為名，實則幹涉校務、規避考試的行為提出過批評。[178]8月初的五中全會上，蔡元培再將此案提出，並有《對青年運動問題的提案》公布於各大報紙。隨後他又撰寫《說青年運動》一文，批評學生不應「或為學校改換名稱，要增加經費或校舍」的原因而罷課遊行，甚至毀物毆人，這些行為都失去了青年運動的本義。[179]雖然蔡元培和楊杏佛都曾出麵解釋，稱該提案並不是蔡個人之提案，而是大學委員會及全國教育會議提出的未決之案，但還是引起不少爭論，也不乏直接的人身攻擊。[180]蔡元培提出辭職後，眾人目光暫時從此提案轉移到北大復校一事上來，其消極冷淡的態度也就成為受到質疑的另一目標。對於這一批在校的北大學生來說，他們入校的時間大致在1925年至1927年，而這一階段正是北大校史上較為動盪的一段時期。他們更加熟悉的場景是索薪、抗議和請願，而常被眾人津津樂道的文學與思想革命，隻有在追溯過去時才有機會重述。他們無疑認同北大的傳統，但這種認同的建立是可以脫離蔡元培而存在的，是直接植根於抽象的北大歷史傳統的；另一方麵，他們也並不否認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正因為這種關係的存在，他們才會將希望寄托在身居高位的蔡元培身上，並據此提出諸多要求。而當他們的要求無法滿足時，懷疑、批評甚至謾罵便極有可能會接踵而至。[181]
11月初李書華到平之後，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正式成立，北平教育終於結束了無人負責的狀態。北大復校運動的諸多抗議活動，也加入與李書華接洽的主題。[182]按照慣例，北大秋季學期開學後即需改組學生會。11月19日，北大學生會成立，復校運動委員會宣告結束，復校工作由學生會接手。[183]作為代表全體學生的機關，北大學生會再次發表宣言重申復校運動三個目標，即北京大學名稱不改、北京大學組織不改、北京大學直隸中央。[184]與此同時，與學生會對立的讀書運動會也以發表宣言、散發傳單的方式，希望學生們可以在「保持學校的名稱」與「保持學校的實際」之間做出權衡。對於外界局勢，他們認為：
從政局說起，自張繼、李石曾二氏先後來，北平政治分會漸行增加重量。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北平大學區，也就愈覺得有恃無恐。縱令我們能派代表赴京請願，其勢力真是比較的微乎其微！不見得國民政府就能因此取消它的決議案，變更全國製度。蔡校長如能回校，自然是全體同學所渴望，但是實際上蔡先生已成政界要人，其必不能來平長校，係人所共知。蔡先生若是能來，早就來了，何至於弄到現在這種地步呢？[185]
在當時的形勢下，雖然北大學生會與讀書運動會旨趣各異，但其訴求均已不再過多糾纏於校長問題。從前文所引《益世報》記者的分析來看，北大內部各派之間大致上是勢均力敵的。如果單從人數上說，堅決反對改組者或許還不如讀書運動一派。「11·29」北大風潮之後，沈尹默就曾說過：「北大現存學生，為數共有四百餘人。其中有三百人，皆急欲讀書上課，其堅決拒絕接收者，隻有百零數人。」[186]不過，顯然鬧出事端比埋首讀書更易引發社會關注，使復校運動加快了進程，漸進尾聲。
11月30日，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開會商討處置辦法，除向國府報告事件經過之外，議定先行接收北大三院以控製局勢。負責地方治安的閻錫山亦致電國民政府說明情況。中央政治會議北平臨時分會訓令北平特別市市政府，「迅速查拿暴動為首之人」，依法懲辦。[187]12月1日，北平大學接收北大三院被拒，雙方對是否調用軍警武力接收一事各執一詞，再次分別致電中央各機關說明情況。[188]因12月1日係周六，國府須待周二（4日）才會召開會議，雙方相持不下，隻有靜待中央命令。5日，行政會議議決北大風潮解決辦法，由教育部「嚴令製止」，若不聽勸阻即「嚴法判裁」。[189]這也基本確定了處理該次風潮的基調——「和平解決」。此後，北平政治分會遵照中央指示，致函衛戍部及市政府「依法辦理」。[190]因風潮涉及治安問題，本為衛戍部職責範圍內之事，但此事被懷疑背後有黨派力量暗中運作，且顧慮如未妥善解決會再引發學生過激行為，故衛戍部的處置十分小心謹慎，甚至是略有拖延。[191]
蔡元培長校之後在北大推行的改革歷來都被視為典範，其處事風範與人格魅力更是堪稱領袖。無論他是否真正長校，在師生眼中，蔡元培與北大已經渾然一體，是無法超越的校長。而上文所引不惜以惡意而妄相忖度，實際上透露出教育界的某些變化。1928年對蔡元培來說算得上是不太順利的一年，尤以教育界最令其殫精竭慮。早在5月的全國教育會議開幕式上，蔡元培就對五四後學界以愛國運動為名，實則幹涉校務、規避考試的行為提出過批評。[178]8月初的五中全會上，蔡元培再將此案提出，並有《對青年運動問題的提案》公布於各大報紙。隨後他又撰寫《說青年運動》一文，批評學生不應「或為學校改換名稱，要增加經費或校舍」的原因而罷課遊行，甚至毀物毆人，這些行為都失去了青年運動的本義。[179]雖然蔡元培和楊杏佛都曾出麵解釋，稱該提案並不是蔡個人之提案，而是大學委員會及全國教育會議提出的未決之案，但還是引起不少爭論，也不乏直接的人身攻擊。[180]蔡元培提出辭職後，眾人目光暫時從此提案轉移到北大復校一事上來，其消極冷淡的態度也就成為受到質疑的另一目標。對於這一批在校的北大學生來說，他們入校的時間大致在1925年至1927年，而這一階段正是北大校史上較為動盪的一段時期。他們更加熟悉的場景是索薪、抗議和請願，而常被眾人津津樂道的文學與思想革命，隻有在追溯過去時才有機會重述。他們無疑認同北大的傳統，但這種認同的建立是可以脫離蔡元培而存在的，是直接植根於抽象的北大歷史傳統的；另一方麵，他們也並不否認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正因為這種關係的存在，他們才會將希望寄托在身居高位的蔡元培身上，並據此提出諸多要求。而當他們的要求無法滿足時，懷疑、批評甚至謾罵便極有可能會接踵而至。[181]
11月初李書華到平之後，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正式成立，北平教育終於結束了無人負責的狀態。北大復校運動的諸多抗議活動，也加入與李書華接洽的主題。[182]按照慣例，北大秋季學期開學後即需改組學生會。11月19日，北大學生會成立，復校運動委員會宣告結束，復校工作由學生會接手。[183]作為代表全體學生的機關，北大學生會再次發表宣言重申復校運動三個目標，即北京大學名稱不改、北京大學組織不改、北京大學直隸中央。[184]與此同時，與學生會對立的讀書運動會也以發表宣言、散發傳單的方式，希望學生們可以在「保持學校的名稱」與「保持學校的實際」之間做出權衡。對於外界局勢，他們認為：
從政局說起，自張繼、李石曾二氏先後來，北平政治分會漸行增加重量。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北平大學區，也就愈覺得有恃無恐。縱令我們能派代表赴京請願，其勢力真是比較的微乎其微！不見得國民政府就能因此取消它的決議案，變更全國製度。蔡校長如能回校，自然是全體同學所渴望，但是實際上蔡先生已成政界要人，其必不能來平長校，係人所共知。蔡先生若是能來，早就來了，何至於弄到現在這種地步呢？[185]
在當時的形勢下，雖然北大學生會與讀書運動會旨趣各異，但其訴求均已不再過多糾纏於校長問題。從前文所引《益世報》記者的分析來看，北大內部各派之間大致上是勢均力敵的。如果單從人數上說，堅決反對改組者或許還不如讀書運動一派。「11·29」北大風潮之後，沈尹默就曾說過：「北大現存學生，為數共有四百餘人。其中有三百人，皆急欲讀書上課，其堅決拒絕接收者，隻有百零數人。」[186]不過，顯然鬧出事端比埋首讀書更易引發社會關注，使復校運動加快了進程，漸進尾聲。
11月30日，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開會商討處置辦法，除向國府報告事件經過之外，議定先行接收北大三院以控製局勢。負責地方治安的閻錫山亦致電國民政府說明情況。中央政治會議北平臨時分會訓令北平特別市市政府，「迅速查拿暴動為首之人」，依法懲辦。[187]12月1日，北平大學接收北大三院被拒，雙方對是否調用軍警武力接收一事各執一詞，再次分別致電中央各機關說明情況。[188]因12月1日係周六，國府須待周二（4日）才會召開會議，雙方相持不下，隻有靜待中央命令。5日，行政會議議決北大風潮解決辦法，由教育部「嚴令製止」，若不聽勸阻即「嚴法判裁」。[189]這也基本確定了處理該次風潮的基調——「和平解決」。此後，北平政治分會遵照中央指示，致函衛戍部及市政府「依法辦理」。[190]因風潮涉及治安問題，本為衛戍部職責範圍內之事，但此事被懷疑背後有黨派力量暗中運作，且顧慮如未妥善解決會再引發學生過激行為，故衛戍部的處置十分小心謹慎，甚至是略有拖延。[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