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和稚暉、靜江商定了推石曾為中華大學校長，決定之後，那天早上來尋蔡先生，隻見一麵，未及交談，見著杏佛。杏佛說，「寅村先生來的正好。大學院今天預備提出北大的事，蔡先生自己願意兼，不好自己提出，請寅村先生提出。」易就去尋蔡先生，說，他不能提蔡先生，因為事前已和吳、張兩位商定了推石曾先生，若該推蔡先生，豈不成了「賣友」？所以後來國府會議有調停的辦法，請蔡先生為校長，未到任以前，由李石曾先生代理。[95]
胡適還是堅持維持國府原案，即蔡元培做校長，由李石曾代理。蔡元培認為不好，還是決定請李石曾為校長，並補充易培基前述發言說：
那天我就沒有想到石曾先生要做校長，後來才知道你們幾位先有了一個會議，已決定了。但那天匆匆地我一時沒有餘暇迴轉過來。現在都明白了，所以決定請石曾先生為中華大學校長。
隨後，吳稚暉有長篇發言，矛頭直指胡適，說他是「反革命」，還翻出「三一八」慘案後李石曾等人被通緝之事，暗指是東吉祥胡同一係背後鼓動所致。據胡適的描述，吳稚暉演說中情緒漸進失控，先是「大說」，再是「直跳起來說」，又到「直跳起來，離開座次，大聲說」。會議幾乎變成吳稚暉對胡適的討伐，絲毫不容胡適辯駁。支持李石曾者占絕對優勢，胡適也隻能妥協。6月19日，國民政府批準蔡元培辭去中華大學校長，改任李石曾。
散會後，吳稚暉摸出幾張電報丟給胡適，電報所示解釋了吳氏會上舉動異常之原因。胡適記曰：
（吳稚暉）說：「哪，人家人都派定了，還有什麽說頭呢？」我打開看時，都是石曾給靜江、寅村的電報，一封說：中華大學校長事，須四星期後始可就職，茲派檉章、（李）書華、（肖）子昇三人接收中華大學。一封說：加派沈尹默接收。電文中全不提大學院與蔡先生。我說：「吳先生，你若早點給我們看這兩個電報，我們就可以不開口了！」大概稚暉也不滿意這件事，所以他屢次說，「平時我們無論怎麽樣，到了有爭論時，我總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邊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邊的。」[96]
胡適對吳稚暉「也不滿意」的判斷應該大致不差，因為「不滿意」才會在會後給胡適看那些電報，但也正如吳氏自己所言，「不滿意」與「站隊」始終並不衝突，特別是關係到各派相爭之事。當日會上，胡適說李石曾派別觀念太深，張乃燕卻反駁道：「蔡先生的兼收並蓄，故有敷衍的結果。李先生派別觀念深，故必不敷衍。」[97]李石曾一派並不諱言自己的派別觀念深重，反倒有些引以為豪的意思。且越是派別觀念深者，越是看重這種「站隊」，也會以同樣的想法揣度對方，把「站隊」一事想得極為重要，因此吳稚暉在會上一再提起「東吉祥係」，即是表明立場、選擇了「站隊」而已。[98]
晚飯時，胡適聽蔡元培感慨地說：「他（指蔡元培）從不曉得社會這樣複雜；他應付不了這樣複雜的社會，幹不下去了。他們逼他兼司法部，卻不許他做北大校長。這種幹法，未免太笨。」在此情形之下，第二日胡適便致函蔡元培，要求辭去大學委員會委員，甚至說如果蔡元培不允許，自己也會在報紙上登啟事，聲明已辭職。[99]而早在15日會議最後，蔡元培即席提出要辭去大學院院長職務，還請眾人商議繼任者。參會者自然不能同意，但蔡元培卻有「那我隻好一丟就走了，將來還得你們諸位選出繼任者」之語，也才會有當天飯桌上的那一段「肺腑之言」。
蔡元培的容人之量，眾所公認。不過，「無所不容」也有可能被解讀為「濫好人」。沈尹默說蔡在北大時就是被「包圍」的。所謂「包圍」，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二人身後隱然各存一文人圈，雖大小不同，且時相交迭，然或因意見相左，或由利害所關，齟齬摩擦，蔡、李於此亦難全然置身事外。」[100]關於蔡元培與李石曾的交往，已有學者做過詳細討論。[101]李石曾，名煜瀛，清末名臣李鴻藻之第三子。二人初次會麵於1902年的上海張園，訂交於德國柏林，皆醉心於互助論，可說誌趣相投。1913年後旅歐期間，二人過從甚密，共同籌辦《世界月刊》和《學風》雜誌，組織「世界編譯社」，創辦華法教育會，推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二人合作無間。蔡元培聘李石曾為北大哲學教授，後又聘其擔任北大生物係主任。北大實行教授治校後，李石曾被選為評議會評議、行政會議委員兼財務委員會委員長、圖書委員會委員，又兼研究所委員會委員。[102]二人還致力於中法教育事業的擴展，先後創辦孔德學校、裏昂中法大學等校，這一時期也是「二人合作最長、最好的一個時期」。[103]1923年至1926年蔡氏在歐期間，二人交集甚少，而李石曾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教育界都頗為活躍。[104]此段時間李石曾似在有意扶植自己的勢力，擴大在北方教育界的影響。其中與北大最為相關的是1925年北大脫離教育部事件。北京各校因聲援女師大風潮掀起反對教長章士釗運動，李石曾等人提請評議會通過決議脫離教育部。[105]李石曾與胡適為贊成與反對兩派之代表，就北大脫離教育之正當性、評議會權力問題大動幹戈。[106]這也是胡、李二人早年較為激烈的一次交鋒。當時站在李石曾一邊的主要以「法日派」為主，也是此後李氏在教育界倚重之人。據顧頡剛轉述，「當年北平掛李石曾招牌的，不下二三十個之多，有人背後還稱李為『北方王』」。[107]借北大改名中華大學以占領北方教育界，李石曾似有誌在必得之意。
胡適還是堅持維持國府原案，即蔡元培做校長，由李石曾代理。蔡元培認為不好，還是決定請李石曾為校長，並補充易培基前述發言說：
那天我就沒有想到石曾先生要做校長，後來才知道你們幾位先有了一個會議，已決定了。但那天匆匆地我一時沒有餘暇迴轉過來。現在都明白了，所以決定請石曾先生為中華大學校長。
隨後，吳稚暉有長篇發言，矛頭直指胡適，說他是「反革命」，還翻出「三一八」慘案後李石曾等人被通緝之事，暗指是東吉祥胡同一係背後鼓動所致。據胡適的描述，吳稚暉演說中情緒漸進失控，先是「大說」，再是「直跳起來說」，又到「直跳起來，離開座次，大聲說」。會議幾乎變成吳稚暉對胡適的討伐，絲毫不容胡適辯駁。支持李石曾者占絕對優勢，胡適也隻能妥協。6月19日，國民政府批準蔡元培辭去中華大學校長，改任李石曾。
散會後，吳稚暉摸出幾張電報丟給胡適，電報所示解釋了吳氏會上舉動異常之原因。胡適記曰：
（吳稚暉）說：「哪，人家人都派定了，還有什麽說頭呢？」我打開看時，都是石曾給靜江、寅村的電報，一封說：中華大學校長事，須四星期後始可就職，茲派檉章、（李）書華、（肖）子昇三人接收中華大學。一封說：加派沈尹默接收。電文中全不提大學院與蔡先生。我說：「吳先生，你若早點給我們看這兩個電報，我們就可以不開口了！」大概稚暉也不滿意這件事，所以他屢次說，「平時我們無論怎麽樣，到了有爭論時，我總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邊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邊的。」[96]
胡適對吳稚暉「也不滿意」的判斷應該大致不差，因為「不滿意」才會在會後給胡適看那些電報，但也正如吳氏自己所言，「不滿意」與「站隊」始終並不衝突，特別是關係到各派相爭之事。當日會上，胡適說李石曾派別觀念太深，張乃燕卻反駁道：「蔡先生的兼收並蓄，故有敷衍的結果。李先生派別觀念深，故必不敷衍。」[97]李石曾一派並不諱言自己的派別觀念深重，反倒有些引以為豪的意思。且越是派別觀念深者，越是看重這種「站隊」，也會以同樣的想法揣度對方，把「站隊」一事想得極為重要，因此吳稚暉在會上一再提起「東吉祥係」，即是表明立場、選擇了「站隊」而已。[98]
晚飯時，胡適聽蔡元培感慨地說：「他（指蔡元培）從不曉得社會這樣複雜；他應付不了這樣複雜的社會，幹不下去了。他們逼他兼司法部，卻不許他做北大校長。這種幹法，未免太笨。」在此情形之下，第二日胡適便致函蔡元培，要求辭去大學委員會委員，甚至說如果蔡元培不允許，自己也會在報紙上登啟事，聲明已辭職。[99]而早在15日會議最後，蔡元培即席提出要辭去大學院院長職務，還請眾人商議繼任者。參會者自然不能同意，但蔡元培卻有「那我隻好一丟就走了，將來還得你們諸位選出繼任者」之語，也才會有當天飯桌上的那一段「肺腑之言」。
蔡元培的容人之量，眾所公認。不過，「無所不容」也有可能被解讀為「濫好人」。沈尹默說蔡在北大時就是被「包圍」的。所謂「包圍」，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二人身後隱然各存一文人圈，雖大小不同，且時相交迭，然或因意見相左，或由利害所關，齟齬摩擦，蔡、李於此亦難全然置身事外。」[100]關於蔡元培與李石曾的交往，已有學者做過詳細討論。[101]李石曾，名煜瀛，清末名臣李鴻藻之第三子。二人初次會麵於1902年的上海張園，訂交於德國柏林，皆醉心於互助論，可說誌趣相投。1913年後旅歐期間，二人過從甚密，共同籌辦《世界月刊》和《學風》雜誌，組織「世界編譯社」，創辦華法教育會，推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二人合作無間。蔡元培聘李石曾為北大哲學教授，後又聘其擔任北大生物係主任。北大實行教授治校後，李石曾被選為評議會評議、行政會議委員兼財務委員會委員長、圖書委員會委員，又兼研究所委員會委員。[102]二人還致力於中法教育事業的擴展，先後創辦孔德學校、裏昂中法大學等校，這一時期也是「二人合作最長、最好的一個時期」。[103]1923年至1926年蔡氏在歐期間，二人交集甚少，而李石曾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教育界都頗為活躍。[104]此段時間李石曾似在有意扶植自己的勢力，擴大在北方教育界的影響。其中與北大最為相關的是1925年北大脫離教育部事件。北京各校因聲援女師大風潮掀起反對教長章士釗運動，李石曾等人提請評議會通過決議脫離教育部。[105]李石曾與胡適為贊成與反對兩派之代表，就北大脫離教育之正當性、評議會權力問題大動幹戈。[106]這也是胡、李二人早年較為激烈的一次交鋒。當時站在李石曾一邊的主要以「法日派」為主，也是此後李氏在教育界倚重之人。據顧頡剛轉述，「當年北平掛李石曾招牌的，不下二三十個之多，有人背後還稱李為『北方王』」。[107]借北大改名中華大學以占領北方教育界，李石曾似有誌在必得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