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北大學生五百餘人手執「打倒二李」「反對大學區製」「北大獨立萬歲」等標語，遊行示威。遊行隊伍至北平大學區辦公處，二李等人適均在外未歸，學生們無處泄憤，遂入室內將門窗器具搗壞，各房門玻璃亦皆被搗碎，並拆毀招牌等物。毀畢，又至李石曾及李書華私宅，因聞訊有警備部派軍警保護，學生未有舉動即去。[86]北大復校之事最終還是發展到付諸武力的地步。針對如何處理學生這一越軌行為，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北平政分會，北平市衛戍部各有打算。[87]為緩解風潮，蔡元培、蔣夢麟和吳稚暉則扮演了調停人的角色。先是蔡與蔣以私人名義聯名於12月6日致電學生，告其勿走極端，稱「大學區製靜待試行，校名雖更其實無損，長思遠矚勿復反李」。[88]其後，吳稚暉出麵調停，與北大來寧請願學生代表李辛之、趙子懋等晤商變通辦法。經多次商議調整，最終達成妥協辦法：將大學區內原北大三院統稱「北大學院」，改文科為文學院、理科為理學院、法科為社會科學院。三院僅為掛牌名稱，行政方麵不予適用。學校英文校名仍稱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陳大齊為北大學院院長，北大學院院長為北平大學區當然委員，下設各院主任可出席北平大學院長會議。經費仍按從前北大最高預算支給。[89]此種方式使北大的完整性得以保全。至此，北大學潮暫告解決。
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第四次會議議決停辦大學區製。[90]6月25日，教育部電令北平大學區於當年暑期內停止。[91]8月初，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相繼復校，天津的北洋大學也脫離北平大學，其餘北平各校重組為北平大學。
二 「洛蜀交鬧」
從1928年6月決定改名中華大學到1929年8月北大在北平大學區停止後復校，國民政府大學院及教育部對北大的接收與改造始終處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狀態。蔡元培、李石曾兩派是這一係列教育改革政令的決策者、推行者，也可以說是直接引發風潮的當事人。以往研究大多從派係角度做分析，從兩派衝突分析教育界風氣之變換。隻不過，學界中之派係與政黨政治之派係仍有不同，之所以組「派」成「係」，乃因意氣相投而至交往頻繁多過互為利用，但其組織大多是隨意鬆散的。派係之名有自封者，亦不乏被貼上標籤、強為命名者。對派係之內的當事者而言，是否承認屬於該派與被認為屬於該派，始終存在區別。學界之派係並不似政黨之派有外在嚴苛的規章約束，其歸屬感受自身派係觀念之強弱影響更大。從旁觀者角度來看，往往隻見表象而並不全然了解內情，無從分辨（也有可能是不願分辨）每人之差別，再加上文人相輕之習，旁觀者惡意揣測派係之爭也並不少見。派係之間即便有觀點相悖，但並不是事事都劍拔弩張，因此引發衝突的關鍵性事件是討論派係問題的切入點。本段主要圍繞6月8日、6月15日以及8月16日三次有關北大改名及改組事件展開討論，從局內人的角度來分析這一係列事件對蔡元培在北方教育界影響力的轉變。
從前文梳理來看，北伐軍進入北京後接收北大、改名中華大學是蔡李兩派衝突之始。《大公報》曾有一文從派係角度詳細回顧了中華大學問題之由來：
當平津克復，百端待理，教育其一。時滬電稱蔡元培先生將來平，聞蔡初意確欲來平，即為整頓教育。後在南京會議，對於北平各校，蔡意擬將北京大學名義合併各校。時經亨頤則極端表示反對，謂如此辦法，敢必甚引起風潮。事實上恐不能辦到。蓋經氏前曾為師範大學總務長，聞亦思自樹一幟，而為某派者也。後經氏主張合併各校，而名為中華大學，合中央、中山為三「中大」，此三大為中國有特殊地位之大學。此中華大學之名所由來。後當討論校長問題，孔祥熙即提議蔡元培，似蔡之意亦願自兼，即不能親自北來負責，擬以徜徉滬濱之胡適之博士為副校長。故當時曾有陳西瀅將為文科主任，周鯁生為法科主任等傳聞，而經亨頤、易培基等則陰為反對，李書華等之所謂中法派，早已暗中活躍。後蔡提出李石曾為校長，時李尚在美國，蓋現國中之校長人選，當以蔡李與吳稚暉三人為適當。吳人知其不能幹，故此一席，非蔡即李也。[92]
從上文記述來看，蔡元培並非反對九校合併，而是希望將各校納入北大之統領，顯然他也有重回北大之意。隻是此時蔡元培尚不知易培基等人已在會前有所動作，因此會上仍同意擔任中華大學校長。
6月15日大學委員會再開會議，討論中央大學易長以及中華大學校長問題。會前蔡元培與楊杏佛特意發快信，請在上海的胡適「務必去一趟」。此時中大校長事，張乃燕與楊杏佛形同水火，[93]胡適認為蔡自請處分「必係代杏佛受過」；且幾日前蔡與楊抽出時間參加中國公學校董會，使胡適覺得「不能不去『報聘』」。蔡元培的確是在找胡適做後援，無論是在中央大學還是在中華大學問題上，都有奮力一搏之想，而胡適參會前顯然並不覺得中華大學會成為問題，因此才會感慨「誰也不知道今天會上的大爭論卻在北大的問題」。[94]
會上，蔡元培報告北大問題經過後提出兩點：（1）改名中華大學；（2）自己不願兼中華大學校長，請定李石曾為校長。聽聞此言，不知前因內情的胡適起立發言道：「（1）北京大學之名不宜廢掉；（2）石曾（李煜瀛）先生的派別觀念太深，不很適宜，最好仍請蔡先生自兼。」言罷，張乃燕、吳稚暉、易培基、張仲蘇等相繼發言，力挺李石曾為校長。易培基還詳述了6月8日會議提名李石曾為中華大學校長之經過。他說：
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第四次會議議決停辦大學區製。[90]6月25日，教育部電令北平大學區於當年暑期內停止。[91]8月初，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相繼復校，天津的北洋大學也脫離北平大學，其餘北平各校重組為北平大學。
二 「洛蜀交鬧」
從1928年6月決定改名中華大學到1929年8月北大在北平大學區停止後復校，國民政府大學院及教育部對北大的接收與改造始終處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狀態。蔡元培、李石曾兩派是這一係列教育改革政令的決策者、推行者，也可以說是直接引發風潮的當事人。以往研究大多從派係角度做分析，從兩派衝突分析教育界風氣之變換。隻不過，學界中之派係與政黨政治之派係仍有不同，之所以組「派」成「係」，乃因意氣相投而至交往頻繁多過互為利用，但其組織大多是隨意鬆散的。派係之名有自封者，亦不乏被貼上標籤、強為命名者。對派係之內的當事者而言，是否承認屬於該派與被認為屬於該派，始終存在區別。學界之派係並不似政黨之派有外在嚴苛的規章約束，其歸屬感受自身派係觀念之強弱影響更大。從旁觀者角度來看，往往隻見表象而並不全然了解內情，無從分辨（也有可能是不願分辨）每人之差別，再加上文人相輕之習，旁觀者惡意揣測派係之爭也並不少見。派係之間即便有觀點相悖，但並不是事事都劍拔弩張，因此引發衝突的關鍵性事件是討論派係問題的切入點。本段主要圍繞6月8日、6月15日以及8月16日三次有關北大改名及改組事件展開討論，從局內人的角度來分析這一係列事件對蔡元培在北方教育界影響力的轉變。
從前文梳理來看，北伐軍進入北京後接收北大、改名中華大學是蔡李兩派衝突之始。《大公報》曾有一文從派係角度詳細回顧了中華大學問題之由來：
當平津克復，百端待理，教育其一。時滬電稱蔡元培先生將來平，聞蔡初意確欲來平，即為整頓教育。後在南京會議，對於北平各校，蔡意擬將北京大學名義合併各校。時經亨頤則極端表示反對，謂如此辦法，敢必甚引起風潮。事實上恐不能辦到。蓋經氏前曾為師範大學總務長，聞亦思自樹一幟，而為某派者也。後經氏主張合併各校，而名為中華大學，合中央、中山為三「中大」，此三大為中國有特殊地位之大學。此中華大學之名所由來。後當討論校長問題，孔祥熙即提議蔡元培，似蔡之意亦願自兼，即不能親自北來負責，擬以徜徉滬濱之胡適之博士為副校長。故當時曾有陳西瀅將為文科主任，周鯁生為法科主任等傳聞，而經亨頤、易培基等則陰為反對，李書華等之所謂中法派，早已暗中活躍。後蔡提出李石曾為校長，時李尚在美國，蓋現國中之校長人選，當以蔡李與吳稚暉三人為適當。吳人知其不能幹，故此一席，非蔡即李也。[92]
從上文記述來看，蔡元培並非反對九校合併，而是希望將各校納入北大之統領，顯然他也有重回北大之意。隻是此時蔡元培尚不知易培基等人已在會前有所動作，因此會上仍同意擔任中華大學校長。
6月15日大學委員會再開會議，討論中央大學易長以及中華大學校長問題。會前蔡元培與楊杏佛特意發快信，請在上海的胡適「務必去一趟」。此時中大校長事，張乃燕與楊杏佛形同水火，[93]胡適認為蔡自請處分「必係代杏佛受過」；且幾日前蔡與楊抽出時間參加中國公學校董會，使胡適覺得「不能不去『報聘』」。蔡元培的確是在找胡適做後援，無論是在中央大學還是在中華大學問題上，都有奮力一搏之想，而胡適參會前顯然並不覺得中華大學會成為問題，因此才會感慨「誰也不知道今天會上的大爭論卻在北大的問題」。[94]
會上，蔡元培報告北大問題經過後提出兩點：（1）改名中華大學；（2）自己不願兼中華大學校長，請定李石曾為校長。聽聞此言，不知前因內情的胡適起立發言道：「（1）北京大學之名不宜廢掉；（2）石曾（李煜瀛）先生的派別觀念太深，不很適宜，最好仍請蔡先生自兼。」言罷，張乃燕、吳稚暉、易培基、張仲蘇等相繼發言，力挺李石曾為校長。易培基還詳述了6月8日會議提名李石曾為中華大學校長之經過。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