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稚暉也解釋過大學院與大學區製之間的關係：
現在我國試行大學院製，本意欲將教育變為學術化，使行政為其附屬之一事。……大學院製乃全國止有一大學院為主校，於是分區設立大學，為其一種分校；由區大學分設中學、小學等，為其第三種、第四種等之分校。即以舊日教育部、教育廳、教育局之行政事務，附屬於大學院及大學、中學等，以便與政府亦有聯絡。目前大學院雖有研究院等之設施，但因經費問題，及高等專門人才，尚多為國家社會所需用，為進一步之研究者，人數尚少。故主校設立課程問題，尚需時日。惟舊日教育部轉來之行政事務，不能不先行成立。[63]
在大學區的設計中，大學校長是大學區製度的核心，不僅要引領發展學術，也負責區域教育之行政。從其實際運行而言，大學校長之責任與權限均被放大，但在製度上缺少相應的監督與製衡。大學學術運行之規則是否可以用來作為不同階段教育的標準，並不隻是理念層麵的問題，更多是與具體實踐層麵的問題相關。比如，在學製上，大學雖與中小學相銜接，但此前聯絡畢竟有限，基本上還是各自為政。大學區製的試行，實際上把中小學原有之權力架空，自然觸動部分群體利益，引發不滿。自中央大學區改革之日起，反對之聲就未曾停止。在此過程中，各方圍繞校名的確立、經費的分配以及人事安排的爭鬥甚是激烈。[64]其中反對之聲最為響亮的是由南京、上海等地部分中學組成的中央大學區中等學校聯合會。1928年6月，他們上書國民政府，詳述五大弊端，歷陳「一年來身經之痛苦」，呈請變更大學區製。[65]
大學區製風潮不斷，也使推行該項試驗的大學院頗受詬病。1928年8月14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經亨頤、郭春濤等在五中全會上公開向大學院「開炮」，認為其不稱「國民政府教育部」，而名「中華民國大學院」是「不倫不類」，冠以「中華民國」字樣，其意究竟隸於國民政府，抑或獨立於國民政府之外？並建議廢止大學院，重新設立教育部。[66]對此，蔡元培也公開承認大學院與從前之教育部無大分別，對於五中全會提議改回教育部之事當聽大會解決，並無成見。[67]兩天後，蔡元培又與李石曾就設立北平大學區事發生衝突。此事對蔡元培刺激頗大，翌日即遞交辭呈辭去本兼各職並於當日即離開南京。此後雖經國民政府多次慰留，但其去意堅決。10月3日，中央政治會議批準蔡元培的辭職，並宣布蔣夢麟為大學院院長。19日，中央政治會議改任蔣夢麟為教育部部長。23日，國民政府正式明令大學院改為教育部，附設於行政院。大學院一切事宜均由教育部辦理。存在僅一年有餘的大學院壽終正寢。至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第四次會議議決由教育部定期停辦試行大學區。[68]
有學者認為，大學院與大學區所經歷的曲折是一種「象徵」，從中可以觀察「『國家』是如何對教育與學術進行滲透」，其失敗的部分原因是「將教育與學術納入政權建設框架的需要」[69]「教育」歷來都是一種稀缺資源，更代表著一種特權。對於剛剛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來說，誰能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教育之責也變成了各方爭奪權力的目標。
第二節 蔡元培與北平大學區風潮
蔡元培自1926年回國後將大部分精力投身於新政府的組建工作，但大學院院長之職仍使其難以隔斷與教育學術界的密切關係。北伐軍克復北京之後，蔡元培本有意重長北大校印；北大師生也為此事積極籌劃。眾人皆以為復校有期，可再現五四輝煌，卻被捲入了從改名中華大學到試行大學區製的風潮之中。
蔡元培雖曾熱心籌劃大學區製，卻也認識到了浙江、江蘇兩地的大學區在實際運行中的重重危機，並不贊成繼續北平的試驗。但李石曾一派意欲通過推行北平大學區改革，重組各校資源，以控製北方教育界。蔡、李兩係之齟齬逐漸公開化，也一度影響到時人對蔡元培的評價。蔡元培在其中扮演了相對被動的角色，不僅對社會質疑之聲少有公開的說明，絕大部分時間都以沉默對之，即便是對甚為投契之舊友故交的回覆也隻有寥寥數語，甚少坦露內心世界，給重組這段歷史帶來了很大困難。
有關改名中華大學的衝突及後續的北平大學區風潮問題，研究者大多從教育製度變革歷史及民國教育界派係之爭角度進行討論，[70]而對蔡元培在北平大學區風潮中的行為表現與心態變化，以及與1930年代前後多變的政局之間的關聯尚缺乏解釋。若從蔡元培一貫的言行來判斷，從內心而言，其並不願捲入任何派係之爭，但蔡李之爭已成不爭之事實。北大師生在復校運動中曾多次明確提出蔡元培回任校長之要求，但與此前蔡元培辭職後的慰留相比，北大內部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均發生了分化，力邀其回校的出發點亦更趨複雜多元。此時，蔡元培雖然仍取其不合作主義的應對方式，且同樣規勸學生不要因參與過多政治運動而荒廢學業，但其也正因此被逐漸視為保守和落後的代表，也使得部分學生轉到批判蔡元培的立場上。北大成就了蔡元培之盛名，他雖曾流露出重回北大之意，但對處在旋渦之中的蔡元培來說，北大卻已變得「回不得」和「回不去」了。
一 從中華大學到北平大學區
現在我國試行大學院製，本意欲將教育變為學術化，使行政為其附屬之一事。……大學院製乃全國止有一大學院為主校，於是分區設立大學，為其一種分校；由區大學分設中學、小學等，為其第三種、第四種等之分校。即以舊日教育部、教育廳、教育局之行政事務，附屬於大學院及大學、中學等，以便與政府亦有聯絡。目前大學院雖有研究院等之設施，但因經費問題，及高等專門人才，尚多為國家社會所需用，為進一步之研究者，人數尚少。故主校設立課程問題，尚需時日。惟舊日教育部轉來之行政事務，不能不先行成立。[63]
在大學區的設計中，大學校長是大學區製度的核心，不僅要引領發展學術，也負責區域教育之行政。從其實際運行而言，大學校長之責任與權限均被放大，但在製度上缺少相應的監督與製衡。大學學術運行之規則是否可以用來作為不同階段教育的標準，並不隻是理念層麵的問題，更多是與具體實踐層麵的問題相關。比如，在學製上，大學雖與中小學相銜接，但此前聯絡畢竟有限，基本上還是各自為政。大學區製的試行，實際上把中小學原有之權力架空，自然觸動部分群體利益，引發不滿。自中央大學區改革之日起，反對之聲就未曾停止。在此過程中，各方圍繞校名的確立、經費的分配以及人事安排的爭鬥甚是激烈。[64]其中反對之聲最為響亮的是由南京、上海等地部分中學組成的中央大學區中等學校聯合會。1928年6月，他們上書國民政府，詳述五大弊端，歷陳「一年來身經之痛苦」，呈請變更大學區製。[65]
大學區製風潮不斷，也使推行該項試驗的大學院頗受詬病。1928年8月14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經亨頤、郭春濤等在五中全會上公開向大學院「開炮」，認為其不稱「國民政府教育部」，而名「中華民國大學院」是「不倫不類」，冠以「中華民國」字樣，其意究竟隸於國民政府，抑或獨立於國民政府之外？並建議廢止大學院，重新設立教育部。[66]對此，蔡元培也公開承認大學院與從前之教育部無大分別，對於五中全會提議改回教育部之事當聽大會解決，並無成見。[67]兩天後，蔡元培又與李石曾就設立北平大學區事發生衝突。此事對蔡元培刺激頗大，翌日即遞交辭呈辭去本兼各職並於當日即離開南京。此後雖經國民政府多次慰留，但其去意堅決。10月3日，中央政治會議批準蔡元培的辭職，並宣布蔣夢麟為大學院院長。19日，中央政治會議改任蔣夢麟為教育部部長。23日，國民政府正式明令大學院改為教育部，附設於行政院。大學院一切事宜均由教育部辦理。存在僅一年有餘的大學院壽終正寢。至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第四次會議議決由教育部定期停辦試行大學區。[68]
有學者認為，大學院與大學區所經歷的曲折是一種「象徵」，從中可以觀察「『國家』是如何對教育與學術進行滲透」，其失敗的部分原因是「將教育與學術納入政權建設框架的需要」[69]「教育」歷來都是一種稀缺資源，更代表著一種特權。對於剛剛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來說，誰能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教育之責也變成了各方爭奪權力的目標。
第二節 蔡元培與北平大學區風潮
蔡元培自1926年回國後將大部分精力投身於新政府的組建工作，但大學院院長之職仍使其難以隔斷與教育學術界的密切關係。北伐軍克復北京之後，蔡元培本有意重長北大校印；北大師生也為此事積極籌劃。眾人皆以為復校有期，可再現五四輝煌，卻被捲入了從改名中華大學到試行大學區製的風潮之中。
蔡元培雖曾熱心籌劃大學區製，卻也認識到了浙江、江蘇兩地的大學區在實際運行中的重重危機，並不贊成繼續北平的試驗。但李石曾一派意欲通過推行北平大學區改革，重組各校資源，以控製北方教育界。蔡、李兩係之齟齬逐漸公開化，也一度影響到時人對蔡元培的評價。蔡元培在其中扮演了相對被動的角色，不僅對社會質疑之聲少有公開的說明，絕大部分時間都以沉默對之，即便是對甚為投契之舊友故交的回覆也隻有寥寥數語，甚少坦露內心世界，給重組這段歷史帶來了很大困難。
有關改名中華大學的衝突及後續的北平大學區風潮問題，研究者大多從教育製度變革歷史及民國教育界派係之爭角度進行討論，[70]而對蔡元培在北平大學區風潮中的行為表現與心態變化，以及與1930年代前後多變的政局之間的關聯尚缺乏解釋。若從蔡元培一貫的言行來判斷，從內心而言，其並不願捲入任何派係之爭，但蔡李之爭已成不爭之事實。北大師生在復校運動中曾多次明確提出蔡元培回任校長之要求，但與此前蔡元培辭職後的慰留相比，北大內部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均發生了分化，力邀其回校的出發點亦更趨複雜多元。此時，蔡元培雖然仍取其不合作主義的應對方式，且同樣規勸學生不要因參與過多政治運動而荒廢學業，但其也正因此被逐漸視為保守和落後的代表，也使得部分學生轉到批判蔡元培的立場上。北大成就了蔡元培之盛名，他雖曾流露出重回北大之意，但對處在旋渦之中的蔡元培來說，北大卻已變得「回不得」和「回不去」了。
一 從中華大學到北平大學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