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京師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劉哲在致辭中要求學生「除去惡根性」，批評部分學生腦中隻有「不合作、反對、打倒」三件事，別無其他，還以北大校友身份勸誡學生虛心向學，教員安心教書，勿再輕言政事。同時，他還提出「保存舊道德，取法新文明」的辦學宗旨，以使作為研究學術之高深學府的京師大學名實相符。[32]劉哲「禮教化」的辦學方針頗受詬病，更是被視為有違學術自由，是相當危險的。[33]其餘言論則無甚高義，規勸之言更屬老生常談，但同樣的話，自其口中說出，卻為不少自重身份之學者所不屑，免不了對其冷嘲熱諷。[34]
以整頓學風為名，劉哲長校之後便開始推行各項改革。他先是發通知至京師大學各科部，要求無論新舊學生均須於報到時「親署不入黨籍之願書」。[35]不久，為防止學生有軌外行動，又下令不得再組織學生會，並責成各科部學長嚴加審查。[36]他還限令在京各生及早報名註冊，若有延遲則以開除處理。[37]為改革京師大學校務，校方尊奉教育部令要求「各科部以後一律禁用白話文」，教室內男女分座以示「尊敬女生共維禮教」等。[38]
劉哲之所以有此等改組聲勢和力度，恐怕與張作霖的支持分不開。張作霖手握重兵，與此前占據北京者不可同日而語。劉哲頗受張作霖器重，被委任為教育總長，又以改組方式重建了國立九校之秩序，同時還自兼京師大學校長，實際上已將北京教育界牢牢控製。京大開學不久，多次大肆搜捕有黨派背景的學生，甚至連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釗、高仁山也被捕入獄，處以極刑。麵對如此強硬之政府，改組消息公布之初，北大文、理兩科學生尚算積極，相約以暫不註冊對抗改組。[39]但劉哲以開除學籍相脅迫之後，學生便不再採取進一步舉動。而對劉哲此後整頓教育之舉動，也未見京大師生有特別反響，就連社會輿論似乎除了偶爾的嘲諷之外均未見太多評論。
箇中原因，除了劉哲背後有張作霖為靠山、態度頗為強硬、教育界不敢過多正麵對抗之外，或可從以下方麵做出解釋。首先，五四後教育界怪象屢屢上演，劉哲改組九校之招數也不過是重複前人，更像是鬧劇重演。教育界眾人、不願與劉哲為伍者見怪不怪，且無力改變；而願與劉哲為伍者，則樂得參與其事，分得一杯羹。其次，劉哲自6月底接任教育總長後對籌款一事頗為用力。自1920年代中期後，北京國立各校最關注的莫過於「索薪」。1924年《中俄協定》明確表示退還庚款，但退還之後誰來分配、如何分配的問題喧擾多年。[40]劉哲接任教長之後更是極力主張利用俄庚款補作京師大學經費，甚至不惜以「非常手段」強製撥用。[41]劉哲此舉實乃出於無奈，不把此事解決便不可能坐穩教長之位，沒有經費也不可能推行改組，京師大學校長也做不長久。經過多方籌措，京師大學正式開學後，三月內辦學經費均能按時發出。[42]在能保證基本生活的情況下，再加上不時傳出的北伐軍節節勝利的消息，更容易讓人覺得這隻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國立各校教職員也就更願意選擇隱忍度日而非直接反抗。
1928年6月初，奉軍撤出北京，劉哲亦隨同回奉，[43]京師大學校長由文科學長江瀚繼任。6月8日，北伐軍進入北京。北大文、理、法三科學生自發移除了京師大學招牌，改懸「北京大學」四字。[44]雖然他們對率先入城的閻錫山的隊伍並無好感，[45]但還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國民革命軍臨時辦公室表示慰問，還主動於校門前懸掛青天白日旗以示歡迎。[46]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續寫新文化運動中北京大學的輝煌指日可待。
二 南方教育界：大學院與大學區製改革
在北伐軍攻克北京之前，北京政府的教育部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學院分別是各自管轄地域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就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為籌措經費一籌莫展之際，由廣州遷至南京的國民政府則開始推行一係列教育行政製度改革。作為占據革命先機的南方，其於1927～1929年相繼推行的大學院及大學區製度，是對教育學術界結構布局的重新規劃，帶有明顯的試驗意味。其最初的改革主要集中於江浙、廣東等省份，此項製度雖不久即被廢止，但其影響仍然達至北方，成為此後北大復校運動愈演愈烈之根源。
早在1926年3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就成立了教育行政委員會，作為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並指導監督地方教育行政。[47]據吳稚暉提議，1927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會議第76次會議議決，添聘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衛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48]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北遷。6月7日，國民政府核準蔡元培在第102次會議上提出的變革教育行政製度的呈文，以教育行政委員會名義擬定了《大學區組織條例》，模仿法國製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單元，區內行政事務由大學校長處理，並選定在江蘇、浙江試行大學區製。[49]6月13日，國民黨第105次中央政治會議又通過了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員會提出的議案，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同年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以下簡稱《大學院組織法》）。[50]10月1日蔡元培在南京正式宣誓就任大學院院長，北大校長名義始得取消。[51]
以整頓學風為名，劉哲長校之後便開始推行各項改革。他先是發通知至京師大學各科部，要求無論新舊學生均須於報到時「親署不入黨籍之願書」。[35]不久，為防止學生有軌外行動，又下令不得再組織學生會，並責成各科部學長嚴加審查。[36]他還限令在京各生及早報名註冊，若有延遲則以開除處理。[37]為改革京師大學校務，校方尊奉教育部令要求「各科部以後一律禁用白話文」，教室內男女分座以示「尊敬女生共維禮教」等。[38]
劉哲之所以有此等改組聲勢和力度，恐怕與張作霖的支持分不開。張作霖手握重兵，與此前占據北京者不可同日而語。劉哲頗受張作霖器重，被委任為教育總長，又以改組方式重建了國立九校之秩序，同時還自兼京師大學校長，實際上已將北京教育界牢牢控製。京大開學不久，多次大肆搜捕有黨派背景的學生，甚至連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釗、高仁山也被捕入獄，處以極刑。麵對如此強硬之政府，改組消息公布之初，北大文、理兩科學生尚算積極，相約以暫不註冊對抗改組。[39]但劉哲以開除學籍相脅迫之後，學生便不再採取進一步舉動。而對劉哲此後整頓教育之舉動，也未見京大師生有特別反響，就連社會輿論似乎除了偶爾的嘲諷之外均未見太多評論。
箇中原因，除了劉哲背後有張作霖為靠山、態度頗為強硬、教育界不敢過多正麵對抗之外，或可從以下方麵做出解釋。首先，五四後教育界怪象屢屢上演，劉哲改組九校之招數也不過是重複前人，更像是鬧劇重演。教育界眾人、不願與劉哲為伍者見怪不怪，且無力改變；而願與劉哲為伍者，則樂得參與其事，分得一杯羹。其次，劉哲自6月底接任教育總長後對籌款一事頗為用力。自1920年代中期後，北京國立各校最關注的莫過於「索薪」。1924年《中俄協定》明確表示退還庚款，但退還之後誰來分配、如何分配的問題喧擾多年。[40]劉哲接任教長之後更是極力主張利用俄庚款補作京師大學經費，甚至不惜以「非常手段」強製撥用。[41]劉哲此舉實乃出於無奈，不把此事解決便不可能坐穩教長之位，沒有經費也不可能推行改組，京師大學校長也做不長久。經過多方籌措，京師大學正式開學後，三月內辦學經費均能按時發出。[42]在能保證基本生活的情況下，再加上不時傳出的北伐軍節節勝利的消息，更容易讓人覺得這隻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國立各校教職員也就更願意選擇隱忍度日而非直接反抗。
1928年6月初，奉軍撤出北京，劉哲亦隨同回奉，[43]京師大學校長由文科學長江瀚繼任。6月8日，北伐軍進入北京。北大文、理、法三科學生自發移除了京師大學招牌，改懸「北京大學」四字。[44]雖然他們對率先入城的閻錫山的隊伍並無好感，[45]但還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國民革命軍臨時辦公室表示慰問，還主動於校門前懸掛青天白日旗以示歡迎。[46]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續寫新文化運動中北京大學的輝煌指日可待。
二 南方教育界：大學院與大學區製改革
在北伐軍攻克北京之前，北京政府的教育部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學院分別是各自管轄地域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就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為籌措經費一籌莫展之際，由廣州遷至南京的國民政府則開始推行一係列教育行政製度改革。作為占據革命先機的南方，其於1927～1929年相繼推行的大學院及大學區製度，是對教育學術界結構布局的重新規劃，帶有明顯的試驗意味。其最初的改革主要集中於江浙、廣東等省份，此項製度雖不久即被廢止，但其影響仍然達至北方，成為此後北大復校運動愈演愈烈之根源。
早在1926年3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就成立了教育行政委員會，作為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並指導監督地方教育行政。[47]據吳稚暉提議，1927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會議第76次會議議決，添聘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衛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48]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北遷。6月7日，國民政府核準蔡元培在第102次會議上提出的變革教育行政製度的呈文，以教育行政委員會名義擬定了《大學區組織條例》，模仿法國製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單元，區內行政事務由大學校長處理，並選定在江蘇、浙江試行大學區製。[49]6月13日，國民黨第105次中央政治會議又通過了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員會提出的議案，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同年7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以下簡稱《大學院組織法》）。[50]10月1日蔡元培在南京正式宣誓就任大學院院長，北大校長名義始得取消。[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