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組之前，劉哲就曾對九校代表明確表示，「合併計劃未決定以前，積欠不負責」，並且承諾隻有改組才可獲得「月籌十五萬」的經費。[11]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經費問題是歷任教育總長上任伊始就必須麵對的首要大事。當年聲名狼藉的王九齡決定出長教部之時，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合會即致函王九齡，有若能將積欠經費一次盡數發清即可走馬上任等語，雖引來不少質疑，亦難掩無奈。[12]1926年是國立九校領到經費最少的一年。財政部放款隻合算一月有餘，另加上各校教職員自行籌集之款，也不過四個月的薪酬。[13]到1927年初，已有不少教授因此而選擇離京另謀出路，留京眾人也迫於生計，多次大舉索薪。[14]因戰事不斷，交通阻隔，各校開學、招生等各項事宜均受影響。北大往年招考，一般會有兩千人左右來報名，而此時投考者卻僅七百餘人。[15]報考人數銳減，報名費損失最大。校方隻好從在校學生身上想辦法，開始頻繁催繳學費、註冊費、宿費等。有一百五十餘名學生因逾期仍未繳費，被校方予以休學處理。[16]經費問題成了劉哲推動改組之事的關鍵。
各校教職員對改組一事反而表現得較為平靜。一貫代表各校利益出麵與政府交涉的教職員聯席會議，隻是覺得「教育當局對之非常漠視，且有懷疑態度」，才公開表示憤慨，但也隻是初步商定抗議之宗旨仍以索欠為目的，而對於改組一事則「不願積極有所主張，恐生其他誤會」。[17]隨後召開的九校代表會議，對於聯合發表宣言反對一事各有顧慮，難以達成一致。此時，各校校長或代理校長均已離京，[18]在與教部交涉過程中，各校雖仍名為聯席會議，但已不復當年豪情，很難繼續共同進退。[19]討論結果隻是以「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的名義公開致函劉哲，表明反對態度，索要薪酬積欠。信中公開表示，民國肇建十餘年來，北京國立各校未達完善，不是沒有改組的必要，但教育仍無進步之原因主要在於經費缺乏；在當時的條件下，若無經費而空言整頓於事無補。頗堪玩味的是，信函中還有十餘年來教職員「自備資斧，設法維持」，勉強使各校不致關閉，因此各校教職員「所出之資，當有所取償」，才不失「保護人權之真義」等語。[20]此信洋洋灑灑，看似為九校利益著想，卻句句不離索薪，恐怕在不少人眼裏，拿到手的薪水才是可靠的，而改組與否早已變得沒那麽重要了。對此，劉哲代表教部回應，隻會「以匿名信視之」，根本不必作答。[21]教職員方麵此後也未見進一步行動。反倒是學生表現得更加積極，反對改組的願望也更加強烈，不僅很快就公開發表宣言陳述反對改組之理由，還計劃組織「九校學生會反對九校合併聯合會」，誓將反對改組運動進行到底。[22]
在北大內部，持這種不作為態度的教職員並不在少數。比如，這時的周作人就已對「北大的光榮」頗有質疑。他說，北大近十年來所做的隻不過是「幼稚運動」，「殊屬過獎」。北大的教員學生也隻是普通教員與普通學生，「其思想行動無一點異於常人」。所以，對於合併九校之舉，他「雖未必贊成，覺得這樣辦亦無妨」，因為他覺得「北大或其他各大之毀壞殊不甚足惜」，就算是因北大取消教員隨之消滅，反倒可以落得「下學年可以不告假而告假，比以前可以少幾點鍾的功課」的好處，未嚐不可。[23]周作人後來還在其補寫的日記中寫道：「北大消滅，當然去職。京大成立，女一部見招不去。」[24]其中「當然」兩字可見其態度。有此想法並非什麽「虛無主義思想和陰暗心理」作怪，[25]對比前文所述教職員的反應，周作人的想法或許可以代表1920年代後期尚留守北京的北大舊人內心的真實想法。
8月底，各校籌備員陸續開始接收工作，師生之間分化愈發明顯。以北大接收當日為例，文科籌備員陳任中、理科籌備員劉風中到校後，想與北大職員與學生見麵。職員方麵並無特別表現；而傳見學生時，開始無一人到場，後經多方召集，才有數人與陳、劉見麵。見麵之際，學生仍抓住機會力陳九校不能改組之理由。[26]北大學生雖因暑假在校人數不多，但還是在宿舍內遍貼反對標語，還以十人為單位組成百餘個「救校十人團」，以為應對。[27]
相較於他校，北大的總體表現之所以尤為激烈，是因為此次改組可說損失最大：其他幾校雖也要改換名頭，但算不上傷筋動骨，而北大文、理、法三科均被強行拆散，無異於釜底抽薪。北大學生會在宣言中直接批評教部改組之決定並未考慮到各校實際情況，隻是因要削減經費便以縮小範圍的辦法強製將各有傳統的各校合併在一起，是毫無意義可言的，反而是「其居心，自別有在」。[28]客觀來說，學生之批評可謂直中要害。按慣常思維來看，北大教職員麵對北大之存亡問題，理應有所發聲，但教職員方麵對改組一事一直沒有明確表態，甚至北大學生會還曾特意致函各教職員，請其從速組織反對九校改組委員會，共同進退。[29]教職員之所以選擇沉默，是因為像胡適等此前頗為活躍之人均已南下，北大內部環境已然大變，同時留京眾人「多為循規蹈矩之輩」，迫於生計隻能選擇默不作聲。[30]據報載，劉哲曾對人言，對於教職員，若「不作無理取鬧舉動」，則「將使之與各部官員欠薪，視同一律」。[31]如此赤裸裸的要挾，若不是毫無出路，又有何人能受此侮辱。與學生相比，教職員多有家累，不可能無所顧忌，也不得不向現實妥協。
各校教職員對改組一事反而表現得較為平靜。一貫代表各校利益出麵與政府交涉的教職員聯席會議，隻是覺得「教育當局對之非常漠視，且有懷疑態度」，才公開表示憤慨，但也隻是初步商定抗議之宗旨仍以索欠為目的，而對於改組一事則「不願積極有所主張，恐生其他誤會」。[17]隨後召開的九校代表會議，對於聯合發表宣言反對一事各有顧慮，難以達成一致。此時，各校校長或代理校長均已離京，[18]在與教部交涉過程中，各校雖仍名為聯席會議，但已不復當年豪情，很難繼續共同進退。[19]討論結果隻是以「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的名義公開致函劉哲，表明反對態度，索要薪酬積欠。信中公開表示，民國肇建十餘年來，北京國立各校未達完善，不是沒有改組的必要，但教育仍無進步之原因主要在於經費缺乏；在當時的條件下，若無經費而空言整頓於事無補。頗堪玩味的是，信函中還有十餘年來教職員「自備資斧，設法維持」，勉強使各校不致關閉，因此各校教職員「所出之資，當有所取償」，才不失「保護人權之真義」等語。[20]此信洋洋灑灑，看似為九校利益著想，卻句句不離索薪，恐怕在不少人眼裏，拿到手的薪水才是可靠的，而改組與否早已變得沒那麽重要了。對此，劉哲代表教部回應，隻會「以匿名信視之」，根本不必作答。[21]教職員方麵此後也未見進一步行動。反倒是學生表現得更加積極，反對改組的願望也更加強烈，不僅很快就公開發表宣言陳述反對改組之理由，還計劃組織「九校學生會反對九校合併聯合會」，誓將反對改組運動進行到底。[22]
在北大內部，持這種不作為態度的教職員並不在少數。比如，這時的周作人就已對「北大的光榮」頗有質疑。他說，北大近十年來所做的隻不過是「幼稚運動」，「殊屬過獎」。北大的教員學生也隻是普通教員與普通學生，「其思想行動無一點異於常人」。所以，對於合併九校之舉，他「雖未必贊成，覺得這樣辦亦無妨」，因為他覺得「北大或其他各大之毀壞殊不甚足惜」，就算是因北大取消教員隨之消滅，反倒可以落得「下學年可以不告假而告假，比以前可以少幾點鍾的功課」的好處，未嚐不可。[23]周作人後來還在其補寫的日記中寫道：「北大消滅，當然去職。京大成立，女一部見招不去。」[24]其中「當然」兩字可見其態度。有此想法並非什麽「虛無主義思想和陰暗心理」作怪，[25]對比前文所述教職員的反應，周作人的想法或許可以代表1920年代後期尚留守北京的北大舊人內心的真實想法。
8月底，各校籌備員陸續開始接收工作，師生之間分化愈發明顯。以北大接收當日為例，文科籌備員陳任中、理科籌備員劉風中到校後，想與北大職員與學生見麵。職員方麵並無特別表現；而傳見學生時，開始無一人到場，後經多方召集，才有數人與陳、劉見麵。見麵之際，學生仍抓住機會力陳九校不能改組之理由。[26]北大學生雖因暑假在校人數不多，但還是在宿舍內遍貼反對標語，還以十人為單位組成百餘個「救校十人團」，以為應對。[27]
相較於他校，北大的總體表現之所以尤為激烈，是因為此次改組可說損失最大：其他幾校雖也要改換名頭，但算不上傷筋動骨，而北大文、理、法三科均被強行拆散，無異於釜底抽薪。北大學生會在宣言中直接批評教部改組之決定並未考慮到各校實際情況，隻是因要削減經費便以縮小範圍的辦法強製將各有傳統的各校合併在一起，是毫無意義可言的，反而是「其居心，自別有在」。[28]客觀來說，學生之批評可謂直中要害。按慣常思維來看，北大教職員麵對北大之存亡問題，理應有所發聲，但教職員方麵對改組一事一直沒有明確表態，甚至北大學生會還曾特意致函各教職員，請其從速組織反對九校改組委員會，共同進退。[29]教職員之所以選擇沉默，是因為像胡適等此前頗為活躍之人均已南下，北大內部環境已然大變，同時留京眾人「多為循規蹈矩之輩」，迫於生計隻能選擇默不作聲。[30]據報載，劉哲曾對人言，對於教職員，若「不作無理取鬧舉動」，則「將使之與各部官員欠薪，視同一律」。[31]如此赤裸裸的要挾，若不是毫無出路，又有何人能受此侮辱。與學生相比，教職員多有家累，不可能無所顧忌，也不得不向現實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