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之所以會想到要轉移文化中心，與1926年之後北京愈來愈嚴酷的人文社會環境有關。1926年初，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徹底打破了人們對清明政治存有的幻想。周作人評價說，「三一八」慘案「雖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義卻是極重大的，因為正如「五四」代表了知識階級對北京政府進攻的成功，「三一八」乃代表北京政府對知識階級以及人民反攻的開始，而這反攻卻比當初的進攻更為猛烈、持久，它的影響說起來真是「更仆難盡」，「對知識階級的恐怖時代可以說就此開始了」。[187]《國聞周報》的記者嚴慎予則以「黃昏景像」來形容此時的北京教育界。他認為「教育界遺失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卻「保留著五四運動的皮毛和政治罪惡兩種結果的總和」。而蔡元培是「不再想在政治上有活動，也不想在商業上求立足，又不是思想消極，但求優焉遊焉以樂餘年的人」，所以，即便他「對於教育實在是有興趣又有勇氣的人，實在是環境不容許他向前罷了」。[188]
此時仍在北大任教的吳虞，曾在1926年6月22日日記中描述了北大教師的生存境況：「因北京困難，紛紛他去，如化學主任丁燮林，物理主任顏任光，數學主任馮祖荀，哲學教授胡適及其他教授李四光、林玉堂、沈兼士、錢玄同等。或被他校請去。或宣告暫行離職。顧孟餘、李大釗、陳啟修、於樹德、朱家驊，因政治關係未到校授課。蔣夢麟、馬敘倫，亦皆銷聲匿跡，不敢再露頭角。」到了9月，北大的情況則更趨惡化：「學校放假，幾同倒閉，開學無期。北大教授，除黨派色彩太重者上季遁跡外，魯迅、陳垣十餘人或附廈門，或往清華。聞黃晦聞（庵）下季亦將請假。二三碩果，風流雲散。惟一般談鄉誼，保飯碗輩，繼續活動。」[189]因經費的拮據和政治環境的惡化，北大已難以再現五四前後的輝煌，蔡元培等人於是便有將北大這一學術文化中心做一遷移的考慮。由此看來，蔡元培即便心中放不下北大，卻也在現實麵前無法對回校復職抱有任何期望了。
若再仔細檢視蔡元培與北大各方的來往信件，他對胡適所言之「毀譽聽之，不願與辯」，更透徹地說，是「無法與辯」的意思。所謂「無法與辯」，既是說無論是辭去北大校長還是回京復任，已不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牽涉到現實政治和教育界的派係爭鬥，蔡元培很難做出公開解釋，同時也是指對不同立場和觀念的質疑之聲，蔡元培取「兼容並包」的態度，認為無需辯白。可以說，「毀譽聽之，不願與辯」的態度正是蔡元培此後多年對外界的評價所持的態度；同時，也正是這種態度給外間留下了不少可供想像的空間。
在此次「挽蔡」事件中，蔡元培對各方發出挽留函電的回覆都很簡略：在提出辭職之前，一直都並未明確表示自己不再回任；而提出辭職之後則表現得相當堅決。他之所以不在歐洲考察期間或回國之後就提出辭職，也是因為有很多顧慮。早在1925年蔣夢麟就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學校內外，現甚平靜。對於將來維持計畫，亦已籌及。第一步謀減輕先生責任，使但留校長名義。第二步始能謀擺脫也。辦事程序如此，操切必生變故。一切詳細辦法，容當麵罄。」[190]後來，蔡元培又在回復老友張元濟的信中說：
弟本欲再留兩年，而蔣夢麟兄來函，言有種種為難情形，非弟回國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則亦可回而復出；並承彼代弟計畫，於暑假中暫回，要求電告。弟此時若提出辭呈，則使夢兄益增困難；不辭而又不回，則態度又太曖昧，故復電允於暑假中回國一行，而要求再得續假一年，備暑假後再作歐遊。現尚須觀察時局，如到七八月有可以回國之情勢，則準回來一次。[191]
1924年12月初，蔡元培在回復傅斯年、羅家倫勸慰的來函中也表示：
此次來歐，本已決脫北大關係而專心於此，後來因種種關係，不能不暫居其名。弟以為，既有其名，勢不能閉門讀書而不與外事，故對於教育事業或學術集會，不能不參與，事後思之深覺非計，自今以後，於此等關係亦將一概謝絕，惟對於北大居名而曠職，深為不安，當亦謀所以解決之，惟冀知我者能見諒而已。[192]
蔡元培想脫離北大固已有年，但問題在於北大的特殊地位和蔡元培的聲望，北大校長一職並不是那麽容易辭去的。正如前文所述，京師教育界此次「挽蔡」運動的熱情絲毫不遜色之前各次，盡管蔡元培一直都堅持表示自己的辭職決心，但卻不免被眾人視為託詞；而蔡元培所取的「毀譽聽之，不願與辯」態度也無意中加重了外界的猜測，甚至不可避免地落入被他人利用的境地。
1926年9月，《國聞周報》上發表了有署名「老敢」的文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3]文章的論證過程和最終結論看似公允，毫無偏向，但細讀之下卻能發現作者實則另有深意。此文開篇即擺出欲揭露教育界黑幕的架勢。作者說，「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這個題目，「在北京的智識階級中，差不多是不許平常人隨便討論的——除非你是要鼓吹蔡元培怎樣聖賢和北大校長怎樣非他不行一類的論調」。作者以為，這種現象「雖然不能說是一種病態」，但「也不能算是健［康？］的表現」，因為「凡一社會問題，若是不能容人公開討論，不能容人自由發表意見，不能容人盡量批評，那個問題的裏麵，便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隱處。換句俗話說，便一定有了鬼」。作者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因為背後有一部分學閥「私心把持」教育界，欲借「挽蔡」有意爭奪北大的教育權。雖然蔡元培無心把持，「而旁人卻想利用他做把持的傀儡做把持的工具。此所以近來蔡先生要辭職，把持派卻絕對不願他辭職，不準他辭職（不願蔡先生辭職者，固不盡屬把持派，不過他派對之不似把持派態度之堅決耳）。」接著，作者詳述了把持派不讓蔡元培辭職的理由：一是「現在的中國人，除蔡元培外，再無人配做北大校長」；二是「他人若做校長，定將破壞北大，摧殘教育，所以維持北大及保護教育計，無論如何非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不可」。由此，能擔北大校長重任的標準便是：「應有普通學識」，「應有專門學識」，「須有發達高深學術的願力和能力」，「應有高尚的人格」。而以此標準，蔡元培除了高尚的人格「完全具有外」，「其餘三條，或完全沒有，或僅有其一部分」。作者順勢對北大校長人選做了大膽的預測，並提名胡適、胡敦復、蔣夢麟、李石曾和吳稚暉，尤其推崇李、吳二人。且在文章末尾再次強調，北大的問題是個「社會問題」，所以「無論何人對於這個問題均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蔡元培和北大教職員的個人私事就好了」。話鋒至此，難免讓人懷疑此文應有不少言外之意：蔡元培已是不合任用「標準」，那麽他的辭職也是順理成章。文中所批判的蔡元培被脅迫把持北大，與其說是在揭露教育界內部的黑幕，毋寧說是為提名李、吳做一鋪墊罷了。本不欲陷於任何政爭的蔡元培，仍是難逃被用來做政爭工具的命運。
此時仍在北大任教的吳虞，曾在1926年6月22日日記中描述了北大教師的生存境況：「因北京困難，紛紛他去，如化學主任丁燮林，物理主任顏任光，數學主任馮祖荀，哲學教授胡適及其他教授李四光、林玉堂、沈兼士、錢玄同等。或被他校請去。或宣告暫行離職。顧孟餘、李大釗、陳啟修、於樹德、朱家驊，因政治關係未到校授課。蔣夢麟、馬敘倫，亦皆銷聲匿跡，不敢再露頭角。」到了9月，北大的情況則更趨惡化：「學校放假，幾同倒閉，開學無期。北大教授，除黨派色彩太重者上季遁跡外，魯迅、陳垣十餘人或附廈門，或往清華。聞黃晦聞（庵）下季亦將請假。二三碩果，風流雲散。惟一般談鄉誼，保飯碗輩，繼續活動。」[189]因經費的拮據和政治環境的惡化，北大已難以再現五四前後的輝煌，蔡元培等人於是便有將北大這一學術文化中心做一遷移的考慮。由此看來，蔡元培即便心中放不下北大，卻也在現實麵前無法對回校復職抱有任何期望了。
若再仔細檢視蔡元培與北大各方的來往信件，他對胡適所言之「毀譽聽之，不願與辯」，更透徹地說，是「無法與辯」的意思。所謂「無法與辯」，既是說無論是辭去北大校長還是回京復任，已不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牽涉到現實政治和教育界的派係爭鬥，蔡元培很難做出公開解釋，同時也是指對不同立場和觀念的質疑之聲，蔡元培取「兼容並包」的態度，認為無需辯白。可以說，「毀譽聽之，不願與辯」的態度正是蔡元培此後多年對外界的評價所持的態度；同時，也正是這種態度給外間留下了不少可供想像的空間。
在此次「挽蔡」事件中，蔡元培對各方發出挽留函電的回覆都很簡略：在提出辭職之前，一直都並未明確表示自己不再回任；而提出辭職之後則表現得相當堅決。他之所以不在歐洲考察期間或回國之後就提出辭職，也是因為有很多顧慮。早在1925年蔣夢麟就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學校內外，現甚平靜。對於將來維持計畫，亦已籌及。第一步謀減輕先生責任，使但留校長名義。第二步始能謀擺脫也。辦事程序如此，操切必生變故。一切詳細辦法，容當麵罄。」[190]後來，蔡元培又在回復老友張元濟的信中說：
弟本欲再留兩年，而蔣夢麟兄來函，言有種種為難情形，非弟回國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則亦可回而復出；並承彼代弟計畫，於暑假中暫回，要求電告。弟此時若提出辭呈，則使夢兄益增困難；不辭而又不回，則態度又太曖昧，故復電允於暑假中回國一行，而要求再得續假一年，備暑假後再作歐遊。現尚須觀察時局，如到七八月有可以回國之情勢，則準回來一次。[191]
1924年12月初，蔡元培在回復傅斯年、羅家倫勸慰的來函中也表示：
此次來歐，本已決脫北大關係而專心於此，後來因種種關係，不能不暫居其名。弟以為，既有其名，勢不能閉門讀書而不與外事，故對於教育事業或學術集會，不能不參與，事後思之深覺非計，自今以後，於此等關係亦將一概謝絕，惟對於北大居名而曠職，深為不安，當亦謀所以解決之，惟冀知我者能見諒而已。[192]
蔡元培想脫離北大固已有年，但問題在於北大的特殊地位和蔡元培的聲望，北大校長一職並不是那麽容易辭去的。正如前文所述，京師教育界此次「挽蔡」運動的熱情絲毫不遜色之前各次，盡管蔡元培一直都堅持表示自己的辭職決心，但卻不免被眾人視為託詞；而蔡元培所取的「毀譽聽之，不願與辯」態度也無意中加重了外界的猜測，甚至不可避免地落入被他人利用的境地。
1926年9月，《國聞周報》上發表了有署名「老敢」的文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3]文章的論證過程和最終結論看似公允，毫無偏向，但細讀之下卻能發現作者實則另有深意。此文開篇即擺出欲揭露教育界黑幕的架勢。作者說，「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這個題目，「在北京的智識階級中，差不多是不許平常人隨便討論的——除非你是要鼓吹蔡元培怎樣聖賢和北大校長怎樣非他不行一類的論調」。作者以為，這種現象「雖然不能說是一種病態」，但「也不能算是健［康？］的表現」，因為「凡一社會問題，若是不能容人公開討論，不能容人自由發表意見，不能容人盡量批評，那個問題的裏麵，便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隱處。換句俗話說，便一定有了鬼」。作者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因為背後有一部分學閥「私心把持」教育界，欲借「挽蔡」有意爭奪北大的教育權。雖然蔡元培無心把持，「而旁人卻想利用他做把持的傀儡做把持的工具。此所以近來蔡先生要辭職，把持派卻絕對不願他辭職，不準他辭職（不願蔡先生辭職者，固不盡屬把持派，不過他派對之不似把持派態度之堅決耳）。」接著，作者詳述了把持派不讓蔡元培辭職的理由：一是「現在的中國人，除蔡元培外，再無人配做北大校長」；二是「他人若做校長，定將破壞北大，摧殘教育，所以維持北大及保護教育計，無論如何非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不可」。由此，能擔北大校長重任的標準便是：「應有普通學識」，「應有專門學識」，「須有發達高深學術的願力和能力」，「應有高尚的人格」。而以此標準，蔡元培除了高尚的人格「完全具有外」，「其餘三條，或完全沒有，或僅有其一部分」。作者順勢對北大校長人選做了大膽的預測，並提名胡適、胡敦復、蔣夢麟、李石曾和吳稚暉，尤其推崇李、吳二人。且在文章末尾再次強調，北大的問題是個「社會問題」，所以「無論何人對於這個問題均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蔡元培和北大教職員的個人私事就好了」。話鋒至此，難免讓人懷疑此文應有不少言外之意：蔡元培已是不合任用「標準」，那麽他的辭職也是順理成章。文中所批判的蔡元培被脅迫把持北大，與其說是在揭露教育界內部的黑幕，毋寧說是為提名李、吳做一鋪墊罷了。本不欲陷於任何政爭的蔡元培，仍是難逃被用來做政爭工具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