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對於眾人的挽留非但未有太多積極的回應，反倒是在7月12日又發一電給教長任可澄，再請辭職。函電稱：「一月以來，衰病漸深，北大校長職務，實難擔任，仍盼俯賜體諒，另薦賢能接替，俾免曠誤。」[171]與此同時，蔡元培還將回復給曾以「私人資格」來函的北大某教授的信文，發表於當時的各大報刊，再次表示「辭意已決，無論如何，決不回校」。[172]
此後「挽蔡」運動逐漸走出北大，成為京師教育界關注的話題。15日，北大乙醜畢業同學會臨時召集大會討論挽留辦法，並致電蔡元培，希望他能「體念教育前途，維持母校生命，打消辭意，速駕北來」。[173]16日，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也加入「挽蔡」的行列。他們致函蔡元培，表示值此「京師教育屢頻危境」之時，「補救維持非異人任」，「不獨九校同人深資倚畀，即首都教育亦同慶更甦」。[174]
22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大會舉出的挽留代表鍾觀光、譚熙鴻到達杭州，當麵勸慰蔡元培。[175]兩日後，蔡元培態度發生了些許改變，顯然是代表們的當麵勸說發生了功效。鍾觀光向北大教職員匯報說：「連日長談，於學校方麵之願望，與先生所有難處，彼此諒解，言無不盡。」他們判斷蔡元培「對於吾校愛護之誌意，仍極誠摯」，所以，把能否留任歸結為教職員此後的努力程度，並提議為蔡回京籌備川資，以表誠意。[176]雖然此時蔡元培仍回復教長任可澄表示不能再任北大校長，「祈速覓替人」，但在寫給北大全體教職員的信中，他也表示了可以在「替人未到以前」，「與諸先生共負責人，維持本校」。[177]但此信最初在《晨報》發表時卻被刪去「已又函請教育部速覓替人，以使交卸，惟替人未到以前自當與」二十五字，變成了蔡已應允回校，與原文意思大相逕庭。後來《晨報》記者才了解到蔡氏本人辭意甚堅。之前京城流傳的蔡已打消辭意的傳聞隻是「望蔡主持北大過切者故造之空氣」。[178]為此，《北京大學日刊》還特意刊出《緊要啟事》進行澄清。[179]8月底，北大又發函促蔡元培還校。[180]此時蔡元培則忙於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難以抽身。到了1926年底，奉係軍閥接管北京，再下嚴令控製教育界。1927年7月底，有改組國立九校的計劃，至8月初即把北大併入京師大學校。[181]後又宣布新任教育總長劉哲兼任京師大學校校長。[182]
可以說，在這次風波之中，盡管也有不少人喊出「非蔡不可」的口號，而且北大也有派出代表南下當麵挽留的行動，但較之於此前蔡元培1919年因五四運動辭職及1923年因「羅文幹案」辭職之時掀起的全國學界的風潮，此次運動的規模以及其影響範圍已不能同日而語。從1923年到1926年，即蔡元培僅在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的這段時間，北大師生親歷了政界、教育界的種種風潮，而現實政治的黑暗也無時無刻不給北大帶來生存危機。不過，蔡元培當年出走的選擇，使其未能在此時對北大校務有直接的介入，而客觀地說，蔡元培的缺席卻恰好使其在五四前後的北大革新成為無可替代的理想狀態。眾人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認識和追憶無不從蔡元培出長北大之時開始。絕大多數北大師生仍是將北大未來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回校之上，希望憑藉蔡元培的聲名和威望重整北大。
二 「毀譽聽之」：蔡元培的態度
有人曾評論說，蔡元培的「風度是柔和雍穆，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其最犀利的武器充其量不過是『不合作』三字而已。他是柔性型的人，如拿一些硬性或剛性的詞語來說他，好像有點不倫不類。實則，凡是親炙過先生的人，都知道柔是他的外表和風度，至於骨子裏卻洋溢著剛勁不撓的氣概」。[183]蔡元培自1923年辭職之後，即未曾正式踏入北大。盡管北大師生從未放棄過挽留蔡校長，但以蔡元培的性格來看，他既已抱定了「不合作主義」的決心，便能保持絕對的言行一致，貫徹始終。在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後不久，蔡元培也向胡適做了詳細的解釋。他說：
弟三年前出京時，本宣布過「不合作」之意見，雖不為先生所贊同，而亦以成事不說之態度對之；而在弟卻不可不有前後相應之態度。今之北京狀況，可以說是較彭允彝時代又降下幾度，而我乃願與合作，有是理乎？且五月二十八日之北京《國民晚報》與六月一日之英文《導報》均載某與《密勒評論》主筆之言，其所準備，可以想見。先生殆亦早知之，故有「六十老翁復何所畏」之忠告，誠見愛人以德之美意。然犧牲主義，本以所為犧牲之事實為標準，而並不以年齡為標準。今所為犧牲者，乃一本人所認為萬無希望之公債，則不敢認為有犧牲之價值也。[184]
蔡元培繼續言道，曾聽來自北京的友人「傳某方定有改組北大之計劃」，而且又曾接到消息說，政府中人將北大校長人選看作政治交易的籌碼，早已另有安排。所以，在「先辭職」或「待免職」孰為妥當的判斷中，蔡元培認定「辭職為較善於被免職」，便毅然決定主動辭職。蔡元培在信末還特意叮囑胡適，「此函承閱後請付丙，請勿示外人。弟對於先生不敢不求諒解。而其他則毀譽聽之，不願與辯也」。
蔡元培這封信是特意向胡適解釋，所以其中的信息可謂窺探其內心想法的重要材料。他在信中提到的辭職原因皆是指向外部的現實政治，而絲毫未提及他一直向外界宣稱的身體原因或心態問題。不妨說，蔡元培對北大仍抱有相對積極的認識和態度，並未如啟事中所宣稱的那樣完全決絕。「不合作」是指不能與軍閥政府合作，不能在軍閥勢力之下辦學，而並非針對北京大學。蔡元培還在信中向胡適表示，如果科學研究院能夠成立，那麽，「凡現在由北大散去之學者，與北大現在尚未能延攬之學者均能次第會聚，靜心研究，於中國文化上放一點光彩，以貢獻於世界，則目前北大之小小挫折，亦不患無所補償，而弟個人對於北大之罪疚，亦得稍從末減矣」。[185]後來，他又對胡適說：「北京國立各校將來終有統一之辦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學院），不分畛域，選各校一部分較優之教員為導師（自然可別延國內外學者），而選拔各校較優之畢業生為研究生，則調和之機，由此而啟。……時局若無新發展，北京政府殆無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學術機關，即不在北京，亦無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轉之。」[186]
此後「挽蔡」運動逐漸走出北大，成為京師教育界關注的話題。15日，北大乙醜畢業同學會臨時召集大會討論挽留辦法，並致電蔡元培，希望他能「體念教育前途，維持母校生命，打消辭意，速駕北來」。[173]16日，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也加入「挽蔡」的行列。他們致函蔡元培，表示值此「京師教育屢頻危境」之時，「補救維持非異人任」，「不獨九校同人深資倚畀，即首都教育亦同慶更甦」。[174]
22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大會舉出的挽留代表鍾觀光、譚熙鴻到達杭州，當麵勸慰蔡元培。[175]兩日後，蔡元培態度發生了些許改變，顯然是代表們的當麵勸說發生了功效。鍾觀光向北大教職員匯報說：「連日長談，於學校方麵之願望，與先生所有難處，彼此諒解，言無不盡。」他們判斷蔡元培「對於吾校愛護之誌意，仍極誠摯」，所以，把能否留任歸結為教職員此後的努力程度，並提議為蔡回京籌備川資，以表誠意。[176]雖然此時蔡元培仍回復教長任可澄表示不能再任北大校長，「祈速覓替人」，但在寫給北大全體教職員的信中，他也表示了可以在「替人未到以前」，「與諸先生共負責人，維持本校」。[177]但此信最初在《晨報》發表時卻被刪去「已又函請教育部速覓替人，以使交卸，惟替人未到以前自當與」二十五字，變成了蔡已應允回校，與原文意思大相逕庭。後來《晨報》記者才了解到蔡氏本人辭意甚堅。之前京城流傳的蔡已打消辭意的傳聞隻是「望蔡主持北大過切者故造之空氣」。[178]為此，《北京大學日刊》還特意刊出《緊要啟事》進行澄清。[179]8月底，北大又發函促蔡元培還校。[180]此時蔡元培則忙於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難以抽身。到了1926年底，奉係軍閥接管北京，再下嚴令控製教育界。1927年7月底，有改組國立九校的計劃，至8月初即把北大併入京師大學校。[181]後又宣布新任教育總長劉哲兼任京師大學校校長。[182]
可以說，在這次風波之中，盡管也有不少人喊出「非蔡不可」的口號，而且北大也有派出代表南下當麵挽留的行動，但較之於此前蔡元培1919年因五四運動辭職及1923年因「羅文幹案」辭職之時掀起的全國學界的風潮，此次運動的規模以及其影響範圍已不能同日而語。從1923年到1926年，即蔡元培僅在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的這段時間，北大師生親歷了政界、教育界的種種風潮，而現實政治的黑暗也無時無刻不給北大帶來生存危機。不過，蔡元培當年出走的選擇，使其未能在此時對北大校務有直接的介入，而客觀地說，蔡元培的缺席卻恰好使其在五四前後的北大革新成為無可替代的理想狀態。眾人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認識和追憶無不從蔡元培出長北大之時開始。絕大多數北大師生仍是將北大未來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回校之上，希望憑藉蔡元培的聲名和威望重整北大。
二 「毀譽聽之」：蔡元培的態度
有人曾評論說，蔡元培的「風度是柔和雍穆，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其最犀利的武器充其量不過是『不合作』三字而已。他是柔性型的人，如拿一些硬性或剛性的詞語來說他，好像有點不倫不類。實則，凡是親炙過先生的人，都知道柔是他的外表和風度，至於骨子裏卻洋溢著剛勁不撓的氣概」。[183]蔡元培自1923年辭職之後，即未曾正式踏入北大。盡管北大師生從未放棄過挽留蔡校長，但以蔡元培的性格來看，他既已抱定了「不合作主義」的決心，便能保持絕對的言行一致，貫徹始終。在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後不久，蔡元培也向胡適做了詳細的解釋。他說：
弟三年前出京時，本宣布過「不合作」之意見，雖不為先生所贊同，而亦以成事不說之態度對之；而在弟卻不可不有前後相應之態度。今之北京狀況，可以說是較彭允彝時代又降下幾度，而我乃願與合作，有是理乎？且五月二十八日之北京《國民晚報》與六月一日之英文《導報》均載某與《密勒評論》主筆之言，其所準備，可以想見。先生殆亦早知之，故有「六十老翁復何所畏」之忠告，誠見愛人以德之美意。然犧牲主義，本以所為犧牲之事實為標準，而並不以年齡為標準。今所為犧牲者，乃一本人所認為萬無希望之公債，則不敢認為有犧牲之價值也。[184]
蔡元培繼續言道，曾聽來自北京的友人「傳某方定有改組北大之計劃」，而且又曾接到消息說，政府中人將北大校長人選看作政治交易的籌碼，早已另有安排。所以，在「先辭職」或「待免職」孰為妥當的判斷中，蔡元培認定「辭職為較善於被免職」，便毅然決定主動辭職。蔡元培在信末還特意叮囑胡適，「此函承閱後請付丙，請勿示外人。弟對於先生不敢不求諒解。而其他則毀譽聽之，不願與辯也」。
蔡元培這封信是特意向胡適解釋，所以其中的信息可謂窺探其內心想法的重要材料。他在信中提到的辭職原因皆是指向外部的現實政治，而絲毫未提及他一直向外界宣稱的身體原因或心態問題。不妨說，蔡元培對北大仍抱有相對積極的認識和態度，並未如啟事中所宣稱的那樣完全決絕。「不合作」是指不能與軍閥政府合作，不能在軍閥勢力之下辦學，而並非針對北京大學。蔡元培還在信中向胡適表示，如果科學研究院能夠成立，那麽，「凡現在由北大散去之學者，與北大現在尚未能延攬之學者均能次第會聚，靜心研究，於中國文化上放一點光彩，以貢獻於世界，則目前北大之小小挫折，亦不患無所補償，而弟個人對於北大之罪疚，亦得稍從末減矣」。[185]後來，他又對胡適說：「北京國立各校將來終有統一之辦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學院），不分畛域，選各校一部分較優之教員為導師（自然可別延國內外學者），而選拔各校較優之畢業生為研究生，則調和之機，由此而啟。……時局若無新發展，北京政府殆無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學術機關，即不在北京，亦無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轉之。」[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