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與到此時才出來爭奪教育權相比，由五四而成長起來的更激進的學生一輩，早已不滿蔡元培在談論教育問題時相對保守的態度。早在1923年9月，惲代英就以《蔡元培的話不錯嗎？》為題，表達了自己的質疑。[194]當時蔡元培剛剛因「羅文幹案」遠赴比利時研究美育，曾對國內政局及教育方針發表評價說：「中國有識之士在野運動以民眾勢力推倒軍閥，此誠為根本要圖。惟中國社會毫無組織，民眾勢力猶如散沙，非有長期間『教育訓練』，恐難有望。餘極不滿今之青年口談革命而不務實力，且藉口於誌在革命而拋荒學業，其結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墮落，此則餘所反對者也。」[195]惲代英文章開篇即引用此段評論，也同意蔡元培對那些「隻知空空洞洞的幹喊革命，實際沒有組織，沒有辦法，亦並無絲毫真箇去進行革命的誠心」的浮囂虛偽青年的批評。不過，他覺得蔡氏所發之要救中國「誠然非教育學識不可」之類的話，不過是「似是而非的議論」。他要追問的是：「究竟哪一種教育學識，才能救中國呢？縱然有了長時期的教育訓練，中國便有希望了麽？」在後文的分析中，惲代英從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入手，提出要去追求「教育的功效」，認為「社會的無組織，民眾的如散沙，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教育訓練的原故」。惲代英認為，「要靠訓練一般民眾的領袖，利用民眾驟發的團結，以進行推倒軍閥的革命」；然後再去「發達大的實業，與人民以直接參政權，這才是有效力團結民眾的辦法」。所以，「最要緊是研究社會科學。而且不僅是要研究社會科學，亦要研究了得著甚麽結果，便自己向前試驗去」。這樣的教育訓練才是真的教育訓練。發表惲代英此文的是作為中共青年團機關刊物的《中國青年》。它擔負的正是宣傳共產主義原則和國民革命理論的任務。[196]此時惲代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宣傳部長，同時兼任《中國青年》雜誌總編，已走上了革命道路。[197]而蔡元培所依靠的教育救國的穩健方式，已漸漸被視為落伍。所以，惲代英特別提醒一般青年「還須用自己的鑑別力，來估量他們說的話，不要無條件的相信他們」。
到了1926年，同樣是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署名為「純」的作者則批評了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大學畢業禮上的演說。[198]蔡元培演說時曾表示希望「現在勿再有學潮發生」。[199]這可謂他對待學潮的一貫態度，而且五四之後也曾不斷言及。但作者卻直白地批評說：「蔡先生沒有一句積極的話，隻是空空希望『勿再有學潮發生』，隻是空空希望即有學潮，亦勿『退學』或『轉學』，即是要心悅誠服地低首受壓迫與束縛。」此文作者其實和惲代英有著同樣的困惑，即是「蔡先生辦北京大學亦七八年了」，但是為什麽「這七八年不看見中國有轉機」，反而朝著越來越惡化的方向行進。尋求救國新道路的更年輕一輩，希望看到更快更直接的結果，而蔡元培看似已經過時的陳詞便必然開始引發懷疑。正如作者所言：「蔡先生的『新精神』每一天更成『往跡』了，青年學生應該景仰的隻能是『新精神』時代的蔡孑民先生，至若今天的蔡先生，咳——而今已矣嗬！」
回想五四前蔡元培、林紓的論戰，盡管蔡元培也未有過多回復，但參與雙方總算有來有往，皆是據理力爭；而當時未直接參戰者，或選擇參與其中，或選擇冷眼旁觀，由此才有可能營造出一場影響甚大的論辯。而此時的蔡元培除了不斷致函表示堅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之外，一直在南方忙於蘇浙皖三省的政治重建，反而較少以教育家的身份直接出現在時人視野中。與此同時，他又選擇了不予辯解的態度來應對外界的質疑，頗有些準備逐漸淡出教育界的意味。由此，外界對蔡元培的關注相對其出長北大之時已少了很多。蔡元培越是對外界置之不理，反而越是縱容了外間的有意利用，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更多的猜忌和懷疑。趨新的年輕一輩，更是由此一方麵批評蔡元培觀念的落伍，一方麵又開始追念引領五四新潮流的蔡元培。特別是隨著1930年代民族危機的加劇，人們更願將記憶留駐在五四前後北大最為輝煌的時期，更願意蔡元培是北大永遠的校長。
小結
章太炎曾評論說，蔡元培自民國以來是「國安則歸為官吏，國危則去之歐洲」。[200]此說雖略帶貶抑，卻也大致符合蔡氏一生政學之間的現實境遇，但算不上知人之言。相對來說，傅斯年的評價則多了不少「了解之同情」。他在紀念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時曾表示：
（蔡先生）始終有幾分隱士風氣，有時人以為他對世事冷淡。這因為蔡先生受中國道學先生——真善的道學先生——之影響極深，很注重消極方麵的道德，兼以寒士出身，有守二字，做得認真，這也本是中國傳統良士之好尚，所以自表麵看，有時蔡先生不是一個積極的人。但是，若揭去這些外層的習慣便知他對於每一個人，全個人類，都是泛愛的。……他對於個人的態度，溫恭而不熱烈；他對於整個的世事卻是熱烈內含，恬退外露。他最不能忍耐的，是見人受非法的虐待，在這時候，他動起感情來，可以犧牲性命，犧牲事業，犧牲一切。在這時候，他並不是表同情於朋友，他對於不相識、不同道，乃至於看不起的人，也是一樣。他自己能忍受，而不能看著別人忍受。凡是強者壓迫弱者，最能引起他的憎惡，以至反抗，赤手空拳的反抗。世上泛愛眾者不為不多，但什九是有所為的，他老先生是絕對無所為的。我平生所見，隻有他老先生是把天下人皆看作平等的，無智愚，無貴賤，並而愛之。但他心中很有分寸，賢不肖之判別甚嚴。隻是這個判別不影響他對人的態度，除非絕不得已，知其不肖者還要假定其為肖。[201]
到了1926年，同樣是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署名為「純」的作者則批評了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大學畢業禮上的演說。[198]蔡元培演說時曾表示希望「現在勿再有學潮發生」。[199]這可謂他對待學潮的一貫態度，而且五四之後也曾不斷言及。但作者卻直白地批評說：「蔡先生沒有一句積極的話，隻是空空希望『勿再有學潮發生』，隻是空空希望即有學潮，亦勿『退學』或『轉學』，即是要心悅誠服地低首受壓迫與束縛。」此文作者其實和惲代英有著同樣的困惑，即是「蔡先生辦北京大學亦七八年了」，但是為什麽「這七八年不看見中國有轉機」，反而朝著越來越惡化的方向行進。尋求救國新道路的更年輕一輩，希望看到更快更直接的結果，而蔡元培看似已經過時的陳詞便必然開始引發懷疑。正如作者所言：「蔡先生的『新精神』每一天更成『往跡』了，青年學生應該景仰的隻能是『新精神』時代的蔡孑民先生，至若今天的蔡先生，咳——而今已矣嗬！」
回想五四前蔡元培、林紓的論戰，盡管蔡元培也未有過多回復，但參與雙方總算有來有往，皆是據理力爭；而當時未直接參戰者，或選擇參與其中，或選擇冷眼旁觀，由此才有可能營造出一場影響甚大的論辯。而此時的蔡元培除了不斷致函表示堅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之外，一直在南方忙於蘇浙皖三省的政治重建，反而較少以教育家的身份直接出現在時人視野中。與此同時，他又選擇了不予辯解的態度來應對外界的質疑，頗有些準備逐漸淡出教育界的意味。由此，外界對蔡元培的關注相對其出長北大之時已少了很多。蔡元培越是對外界置之不理，反而越是縱容了外間的有意利用，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更多的猜忌和懷疑。趨新的年輕一輩，更是由此一方麵批評蔡元培觀念的落伍，一方麵又開始追念引領五四新潮流的蔡元培。特別是隨著1930年代民族危機的加劇，人們更願將記憶留駐在五四前後北大最為輝煌的時期，更願意蔡元培是北大永遠的校長。
小結
章太炎曾評論說，蔡元培自民國以來是「國安則歸為官吏，國危則去之歐洲」。[200]此說雖略帶貶抑，卻也大致符合蔡氏一生政學之間的現實境遇，但算不上知人之言。相對來說，傅斯年的評價則多了不少「了解之同情」。他在紀念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時曾表示：
（蔡先生）始終有幾分隱士風氣，有時人以為他對世事冷淡。這因為蔡先生受中國道學先生——真善的道學先生——之影響極深，很注重消極方麵的道德，兼以寒士出身，有守二字，做得認真，這也本是中國傳統良士之好尚，所以自表麵看，有時蔡先生不是一個積極的人。但是，若揭去這些外層的習慣便知他對於每一個人，全個人類，都是泛愛的。……他對於個人的態度，溫恭而不熱烈；他對於整個的世事卻是熱烈內含，恬退外露。他最不能忍耐的，是見人受非法的虐待，在這時候，他動起感情來，可以犧牲性命，犧牲事業，犧牲一切。在這時候，他並不是表同情於朋友，他對於不相識、不同道，乃至於看不起的人，也是一樣。他自己能忍受，而不能看著別人忍受。凡是強者壓迫弱者，最能引起他的憎惡，以至反抗，赤手空拳的反抗。世上泛愛眾者不為不多，但什九是有所為的，他老先生是絕對無所為的。我平生所見，隻有他老先生是把天下人皆看作平等的，無智愚，無貴賤，並而愛之。但他心中很有分寸，賢不肖之判別甚嚴。隻是這個判別不影響他對人的態度，除非絕不得已，知其不肖者還要假定其為肖。[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