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蔡元培辭職的消息後，最先行動起來的是北大學生。18日晨，北大各院即有「驅彭挽蔡」之標語出現，甚至有在法學課堂上師生共同痛哭者。[77]當日下午，北大學生開全體大會，商議應對辦法。到會者近兩千人，眾人一致認為，此事「非個人進退問題，亦非北大一校問題，而實教育界之大問題」。會議議決：（1）驅逐彭允彝；（2）擁護司法獨立；（3）挽留蔡校長；（4）警告國會。若皆不能奏效，則採取五四之時對待曹、陸的手段來處理。[78]顯然，無論是北大教師還是學生，此時直接利用的思想資源都是五四運動中「挽蔡」鬥爭的先例。18日下午，八校校務會議也召開緊急討論會，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先行挽留蔡校長，遂赴蔡宅請其收回成命，卻未能如願見麵。[79]因事關重大，各校未敢輕易表態，定於1月20日詳細討論後再予決定，務求保持一致態度。[80]19日上午，北大教職員亦召開緊急會議，議決五項：（1）發表宣言與呈文表示態度；（2）組織臨時教職員會；（3）照常上課；（4）與學生取一致行動；（5）反對彭允彝。[81]
18日北大學生全體大會上曾有人臨時動議，難保黎元洪不被人利用，同意蔡辭職，所以又選派代表赴黎宅請願，但被告之黎氏尚在辦公，遂有翌日上午麵見總統之舉。[82]19日，黃日葵、楊廉等代表四人麵見黎元洪，當麵提出罷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要求。但黎之態度頗為敷衍，稱彭之去留，權在國會，自己並不能做主，教學生向國會方麵做功夫。[83]19日正是眾議院內閣投票之期。當日下午，北大、法專、醫專、工專等校學生約千人，赴眾議院請願勿投彭同意票。學生手持「驅逐教育界敗類彭允彝」「擁護司法獨立」「保障人權」等小旗，大隊之前還有「警告國會」之橫幅。不料卻與軍警發生激烈衝突，計受傷者二百餘人，重傷入院者五十餘人。[84]學生請願被打，立即引發多方持續抗議，事件進一步升級。[85]
麵對這一突發事件，北大教職員於當日再次開會，進一步提出罷免彭允彝的要求。[86]呈文將此次辭職與當年五四後出走相提並論，認為「事略相同」。當年全國學界為此擾攘了數月，所以假使蔡元培此次不能立即回校，「必致影響於教育前途者甚大」。而彭允彝「一日在職，則蔡校長一日不回」，所以要求「立即罷免彭允彝教育總長之職，並切實慰留蔡校長，以安教育而弭學潮」。[87]
學生正當請願被毆打，不僅再次印證了蔡元培辭職宣言所宣稱的無比黑暗的現實政治，而且也成了彭允彝摧殘教育界的有力證據。社會輿論明顯倒向於交鋒中處於劣勢的學生。高一涵在《努力周報》上評論說，憲法準許人民請願的規定，本是為了防止人民「軌道外暴動」，是減少革命流血，但當政治本身清明無望時，便不能坐以待斃。隻要不是態度消極，立刻可以聯想起來的是「隻有革命」這四個字。議會對待請願學生的方式並不是要去解決問題，實際上是「絕滅人民對於政治的一線希望」，反而是在製造革命。無論是使國家免去革命禍亂的人，還是以革命自命的人，都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政治前途令人憂慮。[88]還有人直指彭允彝是「頑鈍無恥之徒」，因緣附會，靠依附軍閥才得以出長教育，其「生平無所為，亦無所不為，惟視其能否達升官發財之目的以為進止」。[89]對此，彭允彝一麵欲緩解事態，發表辯解之詞；一麵提出辭職，雖被黎元洪退回辭呈，但仍散播辭職出京之言論，以避攻擊，實則赴西山後即潛回北京，積極在議員當中上下運動。[90]
在這樣強烈的流血對抗之下，學生群情激憤，被打當日即在法專開會，決定組織「北京公私立各校學生聯席會議」，延請律師控訴縱警行兇之主使，且將具體情形通電全國學界。同時，大會亦計劃致函國會表明態度，反對彭氏出長教育，敦請蔡元培回校。[91]彭允彝控製下的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也決定解散該校學生會，重新組織學生委員會，與北京各校代表聯席會一致行動。[92]
然而，學生們流血請願並未發生作用，眾議院仍投彭允彝同意票。[93]據吳虞分析，彭本不能通過，但因北大學生請願，「議員深恨學閥，始特將彭允彝通過矣」。[94]北大教職員、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或為學生受傷事件發表宣言，或發表上府院之呈文，堅決否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並要求徹查打人事件。[95]華北大學、朝陽大學等校均對受傷學生表示慰問，並發表宣言譴責軍警之殘暴行為。[96]江蘇省教育會發表通電，表示「抱教育救國之誌願」，譴責彭允彝破壞司法公正。[97]另有自稱江蘇公民的楊鄂聯等二十五人聯合發表通電，提出五條辦法，並特意提及政府若不罷斥彭允彝，則「全國公民不論學商各界，本五四精神與之立抗」，態度相當堅決。[98]上海商會會長曹慕管也致函蔣夢麟等人，將此次學潮看作「革新政治導線」，表示商界也要「與學界一致奮鬥」，並稱已派代表往見孫中山表明決心。[99]社會各界也接連發出電文，表示支持北大師生，一致要求「驅彭挽蔡」。[100]
胡適曾將學生請願被毆事稱為「國會對教育界宣戰，也就是惡政府對清議宣戰」。[101]北大全體學生後來發表宣言，也意識到校長蔡元培的辭職「不隻是一個教育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宣言稱：「蔡先生這次離開北大，的確是為政治糟得不像樣了，的確是不忍苟安於這種政治狀況之下。他的辭呈的確是一篇對於現政治的『抗議書』。我們學生也有國民的天職，對於這種政治情形，也不能漠然坐視。我們『愛國勿忘求學，求學勿忘愛國』，我們對於現在的政治也必有一種懇切的表示和運動。」[102]「愛國」「求學」之論本是五四後蔡元培率先提出的，他想要勸誡青年們不能因為愛國而荒廢學業，救國仍要把研求學問作為根基。[103]此時，學生已不滿足於僅僅是實際政治的旁觀者，而是要求有「懇切的表示和運動」。北大學生卻以蔡元培所言之反麵立論，恐怕多少也讓人有些無奈。
18日北大學生全體大會上曾有人臨時動議，難保黎元洪不被人利用，同意蔡辭職，所以又選派代表赴黎宅請願，但被告之黎氏尚在辦公，遂有翌日上午麵見總統之舉。[82]19日，黃日葵、楊廉等代表四人麵見黎元洪，當麵提出罷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要求。但黎之態度頗為敷衍，稱彭之去留，權在國會，自己並不能做主，教學生向國會方麵做功夫。[83]19日正是眾議院內閣投票之期。當日下午，北大、法專、醫專、工專等校學生約千人，赴眾議院請願勿投彭同意票。學生手持「驅逐教育界敗類彭允彝」「擁護司法獨立」「保障人權」等小旗，大隊之前還有「警告國會」之橫幅。不料卻與軍警發生激烈衝突，計受傷者二百餘人，重傷入院者五十餘人。[84]學生請願被打，立即引發多方持續抗議，事件進一步升級。[85]
麵對這一突發事件，北大教職員於當日再次開會，進一步提出罷免彭允彝的要求。[86]呈文將此次辭職與當年五四後出走相提並論，認為「事略相同」。當年全國學界為此擾攘了數月，所以假使蔡元培此次不能立即回校，「必致影響於教育前途者甚大」。而彭允彝「一日在職，則蔡校長一日不回」，所以要求「立即罷免彭允彝教育總長之職，並切實慰留蔡校長，以安教育而弭學潮」。[87]
學生正當請願被毆打，不僅再次印證了蔡元培辭職宣言所宣稱的無比黑暗的現實政治，而且也成了彭允彝摧殘教育界的有力證據。社會輿論明顯倒向於交鋒中處於劣勢的學生。高一涵在《努力周報》上評論說，憲法準許人民請願的規定，本是為了防止人民「軌道外暴動」，是減少革命流血，但當政治本身清明無望時，便不能坐以待斃。隻要不是態度消極，立刻可以聯想起來的是「隻有革命」這四個字。議會對待請願學生的方式並不是要去解決問題，實際上是「絕滅人民對於政治的一線希望」，反而是在製造革命。無論是使國家免去革命禍亂的人，還是以革命自命的人，都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政治前途令人憂慮。[88]還有人直指彭允彝是「頑鈍無恥之徒」，因緣附會，靠依附軍閥才得以出長教育，其「生平無所為，亦無所不為，惟視其能否達升官發財之目的以為進止」。[89]對此，彭允彝一麵欲緩解事態，發表辯解之詞；一麵提出辭職，雖被黎元洪退回辭呈，但仍散播辭職出京之言論，以避攻擊，實則赴西山後即潛回北京，積極在議員當中上下運動。[90]
在這樣強烈的流血對抗之下，學生群情激憤，被打當日即在法專開會，決定組織「北京公私立各校學生聯席會議」，延請律師控訴縱警行兇之主使，且將具體情形通電全國學界。同時，大會亦計劃致函國會表明態度，反對彭氏出長教育，敦請蔡元培回校。[91]彭允彝控製下的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也決定解散該校學生會，重新組織學生委員會，與北京各校代表聯席會一致行動。[92]
然而，學生們流血請願並未發生作用，眾議院仍投彭允彝同意票。[93]據吳虞分析，彭本不能通過，但因北大學生請願，「議員深恨學閥，始特將彭允彝通過矣」。[94]北大教職員、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或為學生受傷事件發表宣言，或發表上府院之呈文，堅決否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並要求徹查打人事件。[95]華北大學、朝陽大學等校均對受傷學生表示慰問，並發表宣言譴責軍警之殘暴行為。[96]江蘇省教育會發表通電，表示「抱教育救國之誌願」，譴責彭允彝破壞司法公正。[97]另有自稱江蘇公民的楊鄂聯等二十五人聯合發表通電，提出五條辦法，並特意提及政府若不罷斥彭允彝，則「全國公民不論學商各界，本五四精神與之立抗」，態度相當堅決。[98]上海商會會長曹慕管也致函蔣夢麟等人，將此次學潮看作「革新政治導線」，表示商界也要「與學界一致奮鬥」，並稱已派代表往見孫中山表明決心。[99]社會各界也接連發出電文，表示支持北大師生，一致要求「驅彭挽蔡」。[100]
胡適曾將學生請願被毆事稱為「國會對教育界宣戰，也就是惡政府對清議宣戰」。[101]北大全體學生後來發表宣言，也意識到校長蔡元培的辭職「不隻是一個教育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宣言稱：「蔡先生這次離開北大，的確是為政治糟得不像樣了，的確是不忍苟安於這種政治狀況之下。他的辭呈的確是一篇對於現政治的『抗議書』。我們學生也有國民的天職，對於這種政治情形，也不能漠然坐視。我們『愛國勿忘求學，求學勿忘愛國』，我們對於現在的政治也必有一種懇切的表示和運動。」[102]「愛國」「求學」之論本是五四後蔡元培率先提出的，他想要勸誡青年們不能因為愛國而荒廢學業，救國仍要把研求學問作為根基。[103]此時，學生已不滿足於僅僅是實際政治的旁觀者，而是要求有「懇切的表示和運動」。北大學生卻以蔡元培所言之反麵立論，恐怕多少也讓人有些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