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之下，以派係來揣度蔡元培恐怕是觸犯了學界之底線，看似在替彭辯駁，反而使彭之為人更顯卑劣。對此，彭允彝也不甘示弱，一邊發表通電，一邊還向總統黎元洪遞交辭呈，不斷為自己申辯。[65]彭允彝辭職舉動被指責為緩兵之計：先是以退為進保住自己的位子，再徐圖排除異己，占領教育界。[66]不久又有消息說，彭允彝曾麵見黎元洪，稱蔡把持京師教育多年，且鼓動和利用學生發起學潮，理應對蔡「加以懲戒，以儆效尤」。[67]此後黎元洪退回其辭呈，似也坐實了黎與彭本是沆瀣一氣。1月27日，彭允彝再次提出辭職，但其辭呈中全然沒有要退的意思，仍是大談其為經費籌措之計劃，其中「部校經費無著，深恐整頓學風，不能始終貫徹」等語，不過仍是藉此為自己辯解而已。[68]
蔡元培提出辭職之後，幾乎銷聲匿跡，隻在1月23日抵達天津後有一公開應答。[69]胡適後來稱自己「在這時候差不多成了蔡先生的唯一辯護人」，是因為蔡元培辭呈與啟事公布之後，他曾連續在《努力周報》上刊發多篇文章，態度積極。在胡適看來，「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為抗議』的決心。他這一次單借彭允彝的事為去職的口實，似乎還隻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傳統觀念；蔡先生雖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響甚深，是不可諱的」。胡適之所以稱讚蔡元培此次的舉動，「隻是贊成這點大聲主持正誼，『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的精神」。[70]蔡元培確曾引《易傳》「小人知進而不知退」的話，認為近年來的許多糾紛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所以他才選擇「退的舉動」，目的就是要「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71]
胡適讀過蔡元培的《關於不合作宣言》之後，借用《晨報》說法稱之為「不合作主義」，對其「不合作」也有解讀，認為並不能簡單去判斷蔡的態度是「完全消極」的，因為他的一去「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鬥方法」。無論如何，他的去誌十分堅決。所以，以「一去為奮鬥」的蔡元培是決不會回來的。明白了這一點，與其主張挽留蔡先生，「不如承認他的決心，體貼他抗議而去的精神」。[72]
對於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社會輿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支持蔡元培的出走，但認為其行為仍免不了要做「北京萬惡政府的文化事業上的一個裝飾品」。[73]陳獨秀也希望能通過此次事件引發民眾反思，但言辭語氣卻激烈得多。陳獨秀曾在《嚮導》雜誌上連續發表數文，評論蔡元培的出走是「一個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義」，「實在忍不住不出來反對」。他認為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是「消極的」和「非民眾的」觀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礙」。因為如果社會上的領袖人物隻採取消極的態度，非但不能夠打倒惡濁政治，反而會「引導群眾心理漸漸離開苦戰惡鬥積極的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這不啻為惡濁政治延長生命。陳獨秀對蔡元培一直倡導的「教育獨立」也表示質疑。他說：「所謂教育獨立，是不是離開社會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獨立或是大洋中去獨立？我又要問：若隻是主張教育經費獨立，在這種軍閥橫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獨立的教育經費有何力量可以保證不被軍閥拿去？」[74]陳獨秀由此認定，「打倒惡濁政治必須徹頭徹尾採用積極的苦戰惡鬥」，斷然不能採取「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批評想要「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75]鄧中夏也對蔡元培奉行的不合作主義提出了善意的批評，認為這是消極的。他提出，此次運動的目標不應該特別注意「挽蔡」，也不應該特別注意「驅彭」，因為這些都隻不過是枝節問題。將軍閥政治根本推翻後，這兩個小問題便迎刃而解，從而把鬥爭的目標指向整個反動政權。[76]
從性格上講，蔡元培是個理想主義者。理想的信念可以帶領他滿懷希望開拓功業；不過，當這樣的努力遇到現實政治的強烈刺激之後，他性格中不妥協的一麵也會有相當決絕的表現。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政界，蔡元培皆曾居高位、掌大權，但他並不十分看重「位」和「權」，而是首要判斷「位」與「權」是否皆由「道」而出，頗有「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意味。不過，雖然蔡元培能有這樣的自我認知，且在宣布辭職之前已在心態上發生了不小的改變，但是這些變化皆屬隱秘的內心活動和情緒積累，不會輕易外露，外間自然也不易察覺。所以，當蔡元培宣布辭職之後，以其在社會各界的威望所積蓄的能量來看，自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二 「非蔡不可」：教育界的「驅彭挽蔡」
五四後，學界對北大校長「非蔡莫屬」漸成普遍認識。蔡元培辭職的消息一經公布，學界立即提出「驅彭挽蔡」的口號。在「蹂躪人權」和「幹涉司法公正」的罪名之下，麵對不可調和的彭蔡之爭，學界理所當然地選擇站在蔡元培一方。隨著學界抗議運動的深入，彭允彝卑劣之為人和品行暴露無遺，學潮與政潮相互激盪，事態愈發難以控製。「驅彭」之聲也不再隻出現於北京教育界，而是逐漸成了一場全國學界齊動員的運動。在此過程中，蔡元培除了在天津發表《不合作宣言》作為聲明之外，並未在後續的運動中發聲，而這也給「驅彭挽蔡」留有很大的「運動」空間。
蔡元培提出辭職之後，幾乎銷聲匿跡，隻在1月23日抵達天津後有一公開應答。[69]胡適後來稱自己「在這時候差不多成了蔡先生的唯一辯護人」，是因為蔡元培辭呈與啟事公布之後，他曾連續在《努力周報》上刊發多篇文章，態度積極。在胡適看來，「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為抗議』的決心。他這一次單借彭允彝的事為去職的口實，似乎還隻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傳統觀念；蔡先生雖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響甚深，是不可諱的」。胡適之所以稱讚蔡元培此次的舉動，「隻是贊成這點大聲主持正誼，『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的精神」。[70]蔡元培確曾引《易傳》「小人知進而不知退」的話，認為近年來的許多糾紛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所以他才選擇「退的舉動」，目的就是要「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71]
胡適讀過蔡元培的《關於不合作宣言》之後，借用《晨報》說法稱之為「不合作主義」，對其「不合作」也有解讀，認為並不能簡單去判斷蔡的態度是「完全消極」的，因為他的一去「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鬥方法」。無論如何，他的去誌十分堅決。所以，以「一去為奮鬥」的蔡元培是決不會回來的。明白了這一點，與其主張挽留蔡先生，「不如承認他的決心，體貼他抗議而去的精神」。[72]
對於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社會輿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支持蔡元培的出走，但認為其行為仍免不了要做「北京萬惡政府的文化事業上的一個裝飾品」。[73]陳獨秀也希望能通過此次事件引發民眾反思，但言辭語氣卻激烈得多。陳獨秀曾在《嚮導》雜誌上連續發表數文，評論蔡元培的出走是「一個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義」，「實在忍不住不出來反對」。他認為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是「消極的」和「非民眾的」觀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礙」。因為如果社會上的領袖人物隻採取消極的態度，非但不能夠打倒惡濁政治，反而會「引導群眾心理漸漸離開苦戰惡鬥積極的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這不啻為惡濁政治延長生命。陳獨秀對蔡元培一直倡導的「教育獨立」也表示質疑。他說：「所謂教育獨立，是不是離開社會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獨立或是大洋中去獨立？我又要問：若隻是主張教育經費獨立，在這種軍閥橫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獨立的教育經費有何力量可以保證不被軍閥拿去？」[74]陳獨秀由此認定，「打倒惡濁政治必須徹頭徹尾採用積極的苦戰惡鬥」，斷然不能採取「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批評想要「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75]鄧中夏也對蔡元培奉行的不合作主義提出了善意的批評，認為這是消極的。他提出，此次運動的目標不應該特別注意「挽蔡」，也不應該特別注意「驅彭」，因為這些都隻不過是枝節問題。將軍閥政治根本推翻後，這兩個小問題便迎刃而解，從而把鬥爭的目標指向整個反動政權。[76]
從性格上講，蔡元培是個理想主義者。理想的信念可以帶領他滿懷希望開拓功業；不過，當這樣的努力遇到現實政治的強烈刺激之後，他性格中不妥協的一麵也會有相當決絕的表現。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政界，蔡元培皆曾居高位、掌大權，但他並不十分看重「位」和「權」，而是首要判斷「位」與「權」是否皆由「道」而出，頗有「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意味。不過，雖然蔡元培能有這樣的自我認知，且在宣布辭職之前已在心態上發生了不小的改變，但是這些變化皆屬隱秘的內心活動和情緒積累，不會輕易外露，外間自然也不易察覺。所以，當蔡元培宣布辭職之後，以其在社會各界的威望所積蓄的能量來看，自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二 「非蔡不可」：教育界的「驅彭挽蔡」
五四後，學界對北大校長「非蔡莫屬」漸成普遍認識。蔡元培辭職的消息一經公布，學界立即提出「驅彭挽蔡」的口號。在「蹂躪人權」和「幹涉司法公正」的罪名之下，麵對不可調和的彭蔡之爭，學界理所當然地選擇站在蔡元培一方。隨著學界抗議運動的深入，彭允彝卑劣之為人和品行暴露無遺，學潮與政潮相互激盪，事態愈發難以控製。「驅彭」之聲也不再隻出現於北京教育界，而是逐漸成了一場全國學界齊動員的運動。在此過程中，蔡元培除了在天津發表《不合作宣言》作為聲明之外，並未在後續的運動中發聲，而這也給「驅彭挽蔡」留有很大的「運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