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思考也可在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雜誌上尋得共鳴。[27]但是，較之此種理性思考，學潮已漸有泛濫之勢。1923年初，楊中明在《民國十一年之學潮》中列舉的前一年各種起因的學潮就達123次之多。[28]梅光迪觀察到，「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界雖略呈活潑氣象，而教育根本已斫喪不少。人性莫不喜動而惡靜，樂趨乎呼囂雜遝、萬眾若狂之所為，而厭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眾罷學，結隊遊行之樂，蓋勝於靜室講習，埋首故紙萬萬」。[29]然而，五四後軍閥政府更為嚴酷的壓迫和威脅，反而為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製造了理由。這點在教育經費問題上表現得更為突出，薪潮、學潮互為作用，擾攘不安，[30]無疑是蔡元培最不願意看到且無力解決的局麵。由此，他逐漸萌發的辭職念頭，終於在遭遇「羅文幹案」後爆發。所以他說此次辭職不牽涉個人意氣，也就不難理解了。
如果說是外部環境的惡化使蔡元培治校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那麽，由北大內部的講義費風潮而引發的蔡元培心態上的變化，更讓其開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北大校長生涯。所謂「講義費風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至24日，北大部分學生因不滿講義收費而圍攻校長辦公室，並由此引發從校長蔡元培到總務長蔣夢麟及其他行政負責人沈士遠、李大釗、李辛白等隨同辭職，全體職員也宣布暫停辦公，校務陷於停頓的事件。蔡元培將其定性為「多數學生的暴動」，足見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31]可以說，自講義費風潮之後，蔡元培在心態上已開始傾向於悲觀，而「羅文幹案」的發生更使他「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才會有「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的決絕和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的感慨和行動。[32]
1920年前後，教育經費問題「實一最大而最要之事」。[33]國立八校為「飯碗問題」引發的索薪風潮就未曾中斷過，甚至釀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華門慘劇」。雖然蔡元培認為，「為教育所憑藉的經費而逼到罷教」是「世間最痛心的事」，但在事關國立八校教育經費問題上，亦不惜代價與其他七校同進退。[34]國立八校曾多次嚐試通過各種途徑籌措經費，但仍是一籌莫展。風潮發生前一月，各校索薪又未果，致使八校校長全體辭職。此時「歲達一萬餘元」的講義費，也就成了北大一項頗占分量的開支。其實，蔡元培早在就任之初就提出過改良講義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發過討論，隻因存在部分意見並未達成一致，未能完全執行。[35]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與蔡元培討論講義收費的來往信函。眾人皆希望「將所收講義費，盡數撥歸圖書館，供買學生各種參考書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贊同。他所署回信日期是17日，應是上午寫就付印，此時風潮還未發生。蔡元培同意講義收費，一方麵是因有學生「恃有講義，往往有聽講時全不注意，及平時竟不用功，但於考試時急讀講義等流弊」；另一方麵也是考慮到學校經費短缺的實際情況，希望「於講義未廢以前，即以所收講義費為補助購書之款」。[36]講義收費案，本是評議會已討論通過的議案，但仍未公布，寫信眾人並非當時參與討論的評議員，自然無從知曉。[37]在學校經費愈來愈拮據的情況下，《北京大學日刊》此時刊載這樣的討論，可看作講義即將實行收費的信號。
蔡元培這樣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風潮：「有學生數十人群擁至會計課，對於職員肆口謾罵，並加恫嚇。及元培聞風到校，該生等業已散去。十八日晨，復有學生數十人，群擁至校長室，要求立將講義費廢止，復經詳為解釋，而該生等始終不受理喻。復有教職員多人出而勸解，該生等威迫狂號，秩序蕩然。」[38]據在場的顧孟餘回憶：「蔡先生辭呈中，說此事隻有數十人；其實當日為首者雖隻幾十人，而附和者實有幾百人；其中雖有多數是來看熱鬧的，然大家擁擠不肯走散，遂使當日秩序大亂。」[39]蔡元培平日給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謙謙君子，但當日卻對學生揮拳作勢，怒目大喊「我給你們決鬥」，已呈劍拔弩張之勢。可以想見，蔡元培目睹學生「暴舉」應是氣憤到了極點。《京報》記者邵飄萍曾在風潮後建議「徵收講義，不如盡廢講義」。蔡元培閱後回信，解釋北大講義收費是在區分不同學科的不同需求基礎上進行的，與私立學校強迫收費不同，認為「似乎體諒學生已極周到」。[40]顯然，蔡元培已是認定，學生應該十分清楚學校正麵臨諸多難題，但學生不僅未能體諒，還從「內部破壞」，所以「很抱悲觀」。
五四後，蔡元培就曾向蔣夢麟表示過自己的擔心，認為北大「今後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41]蔡元培這種擔心可謂頗具遠見，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第1版刊載了一則「校長布告」，正可說明他當年的擔心並非多餘。布告說，北大部分學生「在講堂或實驗室中，對於教員講授與指導方法，偶與舊習慣不同，不能平心靜氣，徐圖了解，輒悻悻然形於辭色，頓失學者態度。其間一二不肖者，甚至為鄙悖之匿名書信、匿名揭帖，以重傷教員之感情」。蔡元培對此種不尊重教師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並且語氣甚為嚴厲地責問學生：「為教員者雖抱有滿腔循循善誘之熱誠，然豈能犧牲其人格自尊之觀念。萬一因少數者不慎之舉動，而激其不屑教誨之感想，則諸君之損失何如？本校之損失何如？返之於諸君自愛及好學之本心，與愛護母校而冀其日日發達之初誌，安耶否耶？」[42]事情的緣起，可從11月5日《北京大學日刊》發表的北大教授燕樹棠、王世傑致教務長顧孟餘的信中窺知一二。燕、王兩位教授在法律係講授行政法、國際法時，由以往的「純粹講義製」改為採用「簡單講義方法」，即「使其自作筆記，並以餘暇翻閱參考書籍」，結果招致學生不滿。為此，兩位教授以公開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場，認為所採用的「教授方法殊難變更」，並聲明「如竟不能得學生諸君一部分或全體的諒解，學校自有維持紀律義務。如竟不能維持，傑、棠等亦不願犧牲正當方法，備員講席，以至有負學校之委託」。[43]蔡元培之所以會如此「興師動眾」，正是因為不能容忍學生們「宜順一時衝激，有自損人格之舉動」。在這場爭執中，蔡元培擔心的正是學生們這些「外乎情理之舉動」逐漸顯露出的激進趨向與態度。
如果說是外部環境的惡化使蔡元培治校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那麽，由北大內部的講義費風潮而引發的蔡元培心態上的變化，更讓其開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北大校長生涯。所謂「講義費風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至24日，北大部分學生因不滿講義收費而圍攻校長辦公室，並由此引發從校長蔡元培到總務長蔣夢麟及其他行政負責人沈士遠、李大釗、李辛白等隨同辭職，全體職員也宣布暫停辦公，校務陷於停頓的事件。蔡元培將其定性為「多數學生的暴動」，足見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31]可以說，自講義費風潮之後，蔡元培在心態上已開始傾向於悲觀，而「羅文幹案」的發生更使他「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才會有「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的決絕和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的感慨和行動。[32]
1920年前後，教育經費問題「實一最大而最要之事」。[33]國立八校為「飯碗問題」引發的索薪風潮就未曾中斷過，甚至釀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華門慘劇」。雖然蔡元培認為，「為教育所憑藉的經費而逼到罷教」是「世間最痛心的事」，但在事關國立八校教育經費問題上，亦不惜代價與其他七校同進退。[34]國立八校曾多次嚐試通過各種途徑籌措經費，但仍是一籌莫展。風潮發生前一月，各校索薪又未果，致使八校校長全體辭職。此時「歲達一萬餘元」的講義費，也就成了北大一項頗占分量的開支。其實，蔡元培早在就任之初就提出過改良講義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發過討論，隻因存在部分意見並未達成一致，未能完全執行。[35]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與蔡元培討論講義收費的來往信函。眾人皆希望「將所收講義費，盡數撥歸圖書館，供買學生各種參考書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贊同。他所署回信日期是17日，應是上午寫就付印，此時風潮還未發生。蔡元培同意講義收費，一方麵是因有學生「恃有講義，往往有聽講時全不注意，及平時竟不用功，但於考試時急讀講義等流弊」；另一方麵也是考慮到學校經費短缺的實際情況，希望「於講義未廢以前，即以所收講義費為補助購書之款」。[36]講義收費案，本是評議會已討論通過的議案，但仍未公布，寫信眾人並非當時參與討論的評議員，自然無從知曉。[37]在學校經費愈來愈拮據的情況下，《北京大學日刊》此時刊載這樣的討論，可看作講義即將實行收費的信號。
蔡元培這樣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風潮：「有學生數十人群擁至會計課，對於職員肆口謾罵，並加恫嚇。及元培聞風到校，該生等業已散去。十八日晨，復有學生數十人，群擁至校長室，要求立將講義費廢止，復經詳為解釋，而該生等始終不受理喻。復有教職員多人出而勸解，該生等威迫狂號，秩序蕩然。」[38]據在場的顧孟餘回憶：「蔡先生辭呈中，說此事隻有數十人；其實當日為首者雖隻幾十人，而附和者實有幾百人；其中雖有多數是來看熱鬧的，然大家擁擠不肯走散，遂使當日秩序大亂。」[39]蔡元培平日給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謙謙君子，但當日卻對學生揮拳作勢，怒目大喊「我給你們決鬥」，已呈劍拔弩張之勢。可以想見，蔡元培目睹學生「暴舉」應是氣憤到了極點。《京報》記者邵飄萍曾在風潮後建議「徵收講義，不如盡廢講義」。蔡元培閱後回信，解釋北大講義收費是在區分不同學科的不同需求基礎上進行的，與私立學校強迫收費不同，認為「似乎體諒學生已極周到」。[40]顯然，蔡元培已是認定，學生應該十分清楚學校正麵臨諸多難題，但學生不僅未能體諒，還從「內部破壞」，所以「很抱悲觀」。
五四後，蔡元培就曾向蔣夢麟表示過自己的擔心，認為北大「今後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41]蔡元培這種擔心可謂頗具遠見，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第1版刊載了一則「校長布告」，正可說明他當年的擔心並非多餘。布告說，北大部分學生「在講堂或實驗室中，對於教員講授與指導方法，偶與舊習慣不同，不能平心靜氣，徐圖了解，輒悻悻然形於辭色，頓失學者態度。其間一二不肖者，甚至為鄙悖之匿名書信、匿名揭帖，以重傷教員之感情」。蔡元培對此種不尊重教師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並且語氣甚為嚴厲地責問學生：「為教員者雖抱有滿腔循循善誘之熱誠，然豈能犧牲其人格自尊之觀念。萬一因少數者不慎之舉動，而激其不屑教誨之感想，則諸君之損失何如？本校之損失何如？返之於諸君自愛及好學之本心，與愛護母校而冀其日日發達之初誌，安耶否耶？」[42]事情的緣起，可從11月5日《北京大學日刊》發表的北大教授燕樹棠、王世傑致教務長顧孟餘的信中窺知一二。燕、王兩位教授在法律係講授行政法、國際法時，由以往的「純粹講義製」改為採用「簡單講義方法」，即「使其自作筆記，並以餘暇翻閱參考書籍」，結果招致學生不滿。為此，兩位教授以公開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場，認為所採用的「教授方法殊難變更」，並聲明「如竟不能得學生諸君一部分或全體的諒解，學校自有維持紀律義務。如竟不能維持，傑、棠等亦不願犧牲正當方法，備員講席，以至有負學校之委託」。[43]蔡元培之所以會如此「興師動眾」，正是因為不能容忍學生們「宜順一時衝激，有自損人格之舉動」。在這場爭執中，蔡元培擔心的正是學生們這些「外乎情理之舉動」逐漸顯露出的激進趨向與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