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16]
從民國初年號召「超軼於政治的教育」，到此時列舉出「實行實然的教育」的辦法，「教育獨立」已然由理論層次的思考，逐漸深入製度化雛形的建構。若再加上此後大學院和大學區製的嚐試，「教育獨立」勾勒出的是由思想領域到教育實踐的貫穿一致的路徑。
若說蔡元培的苦心經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各派學術的「兼容」，那麽他一直追求的超軼於政治之外的獨立的教育理念，以及對北大改革「為學術而學術」的理想主義期盼，都隻能在五四之後的社會現實麵前敗下陣來，最終也難以擺脫略顯悲劇色彩的命運：蔡元培在北大努力實踐的「兼容並包」，無論是其內涵還是其具體的實施，都越來越偏離他最初的設想，逐漸蛻變為以理念形式存之於世的精神追求。教育獨立雖是針對社會現實，卻始終難以擺脫理想主義色彩。帶有強烈現實觀照的理論設想並不能表明其在實踐中的可行性，邏輯上的推理始終難以替代具體的實踐。與五四之前的北大改革相比，蔡元培越是強調教育獨立，越是表示他是在著力建構「兼容並包」得以實現的最為根本的外圍基礎——環境與秩序，而不是此前徑直指向「兼容並包」的核心——學術的獨立與自由。
一戰結束之後，在北大已占據言論核心位置的新文化一派的師生中間，不得不出來談論政治的看法已逐漸成為共識。比如，胡適就曾說過，「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17]他後來還回憶道：「在民國六年（1917年——引者注），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為我們雖抱定不談政治的主張，政治卻逼得我們不得不談它。」[18]五四以後，當時的軍閥政府認為「五四事件」是提倡白話文和攻擊禮教的結果，所以也開始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施加壓力和威脅，使原想置身政治之外的讀書人的看法，比此前又進了一步，感覺非研究政治、過問政治不可。[19]從學生一輩看，國勢衰微，「救國」成為最重要的主題。學生們普遍認為，要想「救國」，根本就在於「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於是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大成立。聚集了《新潮》與《國民》主要成員的講演團，逐漸將以往僅僅局限於校園內部的思想爭論帶到了街頭及鄉村。[20]在北大慶祝蔡元培五四後復職回校的歡迎會上，學生代表方豪的致辭頗具代表性。他說：
先生之治大學者以兼收並容，訓學生者以力學報國，生等亦深信大學生之貢獻，在增進世界文化，以謀人類之幸福，而國家社會之現象，惟負觀察批評之責。奈何生居中國，感於國難，遂迫而犧牲研究神聖學術之光陰，以從事愛國運動。[21]
在一戰後的社會現實中，如何取捨學術與政治這兩種不同的觀念已愈發困難。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蔡元培一方麵竭力使北大成為思想演進的學術機構，專研學術，與世俗社會的腐敗保持距離；另一方麵也希望北大對社會有所影響，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然而，盡管蔡元培試圖努力使政治和教育相互獨立，但他在北大培養社會使命感的嚐試和對教育平民化的支持卻創造了這樣一種氛圍：在此氛圍中，要想分別哪些是教育哪些是政治已越來越困難。[22]
喚起民智以圖救國，可謂時人共識。北大師生間最主要的分歧隻在於究竟選擇何種道路、何種方式：是犧牲學術，發起運動，還是更為沉潛，以學問救國。蔡元培曾說過，「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23]但這並非代表他希望學生們隻是固守書本中、校園內的小世界，更多是希望學生們選擇更理性的方式，最為重要的還是以積累知識、探求學問為根本。其實，蔡元培從就任北大校長之時起，就曾多次強調大學應該「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24]他肯定五四運動對學生的最大影響就在於，「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盡力於平民教育」。[25]而這兩點皆可歸結為學問的修養與提升。
直至五四熱潮漸漸消退，蔡元培的這些設想才得到北大方麵的一些響應。1920年暑假，已在美國留學的楊振聲給新潮社同人來信，總結了五四後一年間學生思想上的變化。他說：
一般青年的新思想也都萌動了！但是大家都站起來了，向那一方走呢；……所以我想我們以後的責任更加重大了！不但要用雜誌上零碎的知識來引導社會，促動社會；還要供給社會一種有係統的知識，有本有源的知識……不是東剽西竊，抄些無頭無尾的學說去純盜虛聲。如此看來，我們盡現在多讀書多研究學問，造成堅強的有永久性的學識，好預備作社會的真正貢獻，倒是更要緊一些了！[26]
從民國初年號召「超軼於政治的教育」，到此時列舉出「實行實然的教育」的辦法，「教育獨立」已然由理論層次的思考，逐漸深入製度化雛形的建構。若再加上此後大學院和大學區製的嚐試，「教育獨立」勾勒出的是由思想領域到教育實踐的貫穿一致的路徑。
若說蔡元培的苦心經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各派學術的「兼容」，那麽他一直追求的超軼於政治之外的獨立的教育理念，以及對北大改革「為學術而學術」的理想主義期盼，都隻能在五四之後的社會現實麵前敗下陣來，最終也難以擺脫略顯悲劇色彩的命運：蔡元培在北大努力實踐的「兼容並包」，無論是其內涵還是其具體的實施，都越來越偏離他最初的設想，逐漸蛻變為以理念形式存之於世的精神追求。教育獨立雖是針對社會現實，卻始終難以擺脫理想主義色彩。帶有強烈現實觀照的理論設想並不能表明其在實踐中的可行性，邏輯上的推理始終難以替代具體的實踐。與五四之前的北大改革相比，蔡元培越是強調教育獨立，越是表示他是在著力建構「兼容並包」得以實現的最為根本的外圍基礎——環境與秩序，而不是此前徑直指向「兼容並包」的核心——學術的獨立與自由。
一戰結束之後，在北大已占據言論核心位置的新文化一派的師生中間，不得不出來談論政治的看法已逐漸成為共識。比如，胡適就曾說過，「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17]他後來還回憶道：「在民國六年（1917年——引者注），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為我們雖抱定不談政治的主張，政治卻逼得我們不得不談它。」[18]五四以後，當時的軍閥政府認為「五四事件」是提倡白話文和攻擊禮教的結果，所以也開始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施加壓力和威脅，使原想置身政治之外的讀書人的看法，比此前又進了一步，感覺非研究政治、過問政治不可。[19]從學生一輩看，國勢衰微，「救國」成為最重要的主題。學生們普遍認為，要想「救國」，根本就在於「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於是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大成立。聚集了《新潮》與《國民》主要成員的講演團，逐漸將以往僅僅局限於校園內部的思想爭論帶到了街頭及鄉村。[20]在北大慶祝蔡元培五四後復職回校的歡迎會上，學生代表方豪的致辭頗具代表性。他說：
先生之治大學者以兼收並容，訓學生者以力學報國，生等亦深信大學生之貢獻，在增進世界文化，以謀人類之幸福，而國家社會之現象，惟負觀察批評之責。奈何生居中國，感於國難，遂迫而犧牲研究神聖學術之光陰，以從事愛國運動。[21]
在一戰後的社會現實中，如何取捨學術與政治這兩種不同的觀念已愈發困難。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蔡元培一方麵竭力使北大成為思想演進的學術機構，專研學術，與世俗社會的腐敗保持距離；另一方麵也希望北大對社會有所影響，以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然而，盡管蔡元培試圖努力使政治和教育相互獨立，但他在北大培養社會使命感的嚐試和對教育平民化的支持卻創造了這樣一種氛圍：在此氛圍中，要想分別哪些是教育哪些是政治已越來越困難。[22]
喚起民智以圖救國，可謂時人共識。北大師生間最主要的分歧隻在於究竟選擇何種道路、何種方式：是犧牲學術，發起運動，還是更為沉潛，以學問救國。蔡元培曾說過，「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23]但這並非代表他希望學生們隻是固守書本中、校園內的小世界，更多是希望學生們選擇更理性的方式，最為重要的還是以積累知識、探求學問為根本。其實，蔡元培從就任北大校長之時起，就曾多次強調大學應該「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24]他肯定五四運動對學生的最大影響就在於，「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盡力於平民教育」。[25]而這兩點皆可歸結為學問的修養與提升。
直至五四熱潮漸漸消退，蔡元培的這些設想才得到北大方麵的一些響應。1920年暑假，已在美國留學的楊振聲給新潮社同人來信，總結了五四後一年間學生思想上的變化。他說：
一般青年的新思想也都萌動了！但是大家都站起來了，向那一方走呢；……所以我想我們以後的責任更加重大了！不但要用雜誌上零碎的知識來引導社會，促動社會；還要供給社會一種有係統的知識，有本有源的知識……不是東剽西竊，抄些無頭無尾的學說去純盜虛聲。如此看來，我們盡現在多讀書多研究學問，造成堅強的有永久性的學識，好預備作社會的真正貢獻，倒是更要緊一些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