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 《黃炎培、蔣夢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7頁。
[198] 《袁希濤關於限令上課期滿部持冷靜態度密電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第238頁。
[199] 參見勿勿《三日學生演講之被捕風潮》，《申報》1919年6月6日，第7版；《北京大捕學生之慘象》，《申報》1919年6月7日，第7版；霜羽《占領校舍之交涉 學生拘留之實況》，《申報》1919年6月8日，第5版；一士《愁雲慘霧之都中學子》，《申報》1919年6月8日，第5版；《四日以後之京學界》，《申報》1919年6月9日，第4版；一士《恐怖潛伏之都城》，《申報》1919年6月10日，第4版。
[200] 「1919年6月3日日記」，《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76～77頁。
[201] 《北京大捕學生後之別報》，《申報》1919年6月8日，第5版。
[202] 《北大全體教職員大會議決將王建祖驅出學界 反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晨報》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3] 《京校教職會函阻胡到校》，《京報》1919年6月14日，第3版。
[204] 《北大學生亦反對胡仁源》，《晨報》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5] 《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633頁。
[206] 《北大校長問題》，《晨報》1919年6月16日，第2版；《北京學生界近聞》，《申報》1919年6月22日，第6版。
[207] 《復國務院電》（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2頁；《復傅嶽棻電》（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3頁。
[208] 「1919年6月24日日記」，《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80頁。
[209] 《蔡孑民應允回任》，原載《教育雜誌》第11卷第8號，轉引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第300頁。
[210] 霜羽：《北京通信：最近大學校長問題之紛糾》，《申報》1919年6月17日，第7版。
[211] 《北京大學近聞匯誌：歡迎蔣代校長》，《中華教育界》第8卷第3期，轉引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第301頁。
[212] 《中國大事記·全國學生聯合會宣言終止罷課》，《東方雜誌》第16卷第9號，1919年9月，第229頁。
[213] 《蔡元培啟事》，《北京大學日刊》第438號，1919年9月16日，第2版。
[214] 《北大校長事之蔡蔣往來函》，《申報》1919年9月4日，第10版。
[215] 默：《蔡校長之前途》，《申報》1919年9月17日，第7版。
[216] 周作人著，陳子善選編《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嶽麓書社，1988，第 27頁。
[217] 王世傑：《追憶蔡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80頁。
[218] 蔣復璁：《追念蔡先生》，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85頁。
[219] 《李光宇君致校長函》，《北京大學日刊》第349號，1919年4月11日，第4～5版。
[220] 千家駒：《我對於本校的希望》，《北京大學日刊》第1981號，1926年11月16日，第2版。
[221] 《陳衡哲先生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第696號，1920年9月18日，第2～3版。
[222] 呂思勉：《蔡孑民論》，《蔡元培紀念集》，第543～544頁。
[223] 公時：《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東方雜誌》第16卷第3號，1919年3月，第162頁。
[224] 《三月二十日的上海新申報》，《北京大學日刊》第570號，1920年3月24日，第3版。
[225] 蔡元培：《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9頁。
第二章 辭離，1923～1926
對北大和蔡元培來說，1920年代都稱得上是一段攘擾不安的歲月。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兼具學界泰鬥與革命元老身份的蔡元培，其聲名與威望不斷增加，其學界領袖的地位也得到了廣泛認同，由此成了各界各派競相爭奪的對象。自1923年因「羅文幹案」出走之後，圍繞著其是否繼續擔任北大校長的問題，教育界屢次掀起風潮。直至1927年7月軍閥張作霖取消北大改為京師大學校之後，這僅存的名義上的聯繫才告一段落。此後蔡元培事業的重心偏移到政治上，但以其在教育學術界之聲名，以及北大之特殊地位，即便不再擔任此職，始終還是與這所經其一手改造而得以聞名於世的大學保持著關聯。
有論者分析，蔡元培是「理想主義者」，他的抱負，大到濟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學術誌向，似乎挫折多於實現。他的屢屢去國歸國，表明他與現實的痛苦關係，他的不斷辭職而又辭不掉，像是進進退退的角色，則顯現出某種雙重命運，既是參與型的「行動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觀念人物」，這種兩難境遇造成了他難以擺脫的心理焦慮和歲月蹉跎。[1]此論注意到內部心態層麵之變化，雖頗有「理解之同情」，但對於蔡元培去留之選擇，還需要細緻考察不同辭職背後的具體語境，其中既有其對當時政治局勢及教育境遇的主動判斷，同時也有教育界內部派係爭鬥背景下的被迫選擇。
蔡元培一生中不乏以辭職為抗議之舉，但1923年因「羅文幹案」辭職所掀起的軒然大波是其與北大關係的轉折點，其影響甚至超過因五四運動而辭職。自1923年起，蔡元培隻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而不再過問校內具體事務。但自此之後，北大師生也開始就能否請蔡元培繼續長校問題引發多方爭論。這一看似「突兀」的決定引發了外間不少的猜忌和批評，時人眼中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也由此又一次得到修正：由五四後學界「北大校長非蔡元培莫屬」的認識，到稍有懷疑之聲，再到屢次「挽蔡」不成而漸次走向評價的反麵，甚至對蔡元培為人做事而頗有微詞。作為北大校長和學界領袖的蔡元培，其理念易為後來者所效仿，其處事亦常被苛責者批評。正是在時人不斷的關注之下，北大校長蔡元培一麵繼續書寫自己的歷史，一麵也在時人的記憶中留下不同的痕跡。本章將視線聚焦於1920年代由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而掀起的風潮與風波，旨在通過重建基本史實，展現時人在此過程之中對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的認識與理解的變化。
[198] 《袁希濤關於限令上課期滿部持冷靜態度密電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第238頁。
[199] 參見勿勿《三日學生演講之被捕風潮》，《申報》1919年6月6日，第7版；《北京大捕學生之慘象》，《申報》1919年6月7日，第7版；霜羽《占領校舍之交涉 學生拘留之實況》，《申報》1919年6月8日，第5版；一士《愁雲慘霧之都中學子》，《申報》1919年6月8日，第5版；《四日以後之京學界》，《申報》1919年6月9日，第4版；一士《恐怖潛伏之都城》，《申報》1919年6月10日，第4版。
[200] 「1919年6月3日日記」，《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76～77頁。
[201] 《北京大捕學生後之別報》，《申報》1919年6月8日，第5版。
[202] 《北大全體教職員大會議決將王建祖驅出學界 反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晨報》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3] 《京校教職會函阻胡到校》，《京報》1919年6月14日，第3版。
[204] 《北大學生亦反對胡仁源》，《晨報》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5] 《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633頁。
[206] 《北大校長問題》，《晨報》1919年6月16日，第2版；《北京學生界近聞》，《申報》1919年6月22日，第6版。
[207] 《復國務院電》（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2頁；《復傅嶽棻電》（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3頁。
[208] 「1919年6月24日日記」，《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80頁。
[209] 《蔡孑民應允回任》，原載《教育雜誌》第11卷第8號，轉引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第300頁。
[210] 霜羽：《北京通信：最近大學校長問題之紛糾》，《申報》1919年6月17日，第7版。
[211] 《北京大學近聞匯誌：歡迎蔣代校長》，《中華教育界》第8卷第3期，轉引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第301頁。
[212] 《中國大事記·全國學生聯合會宣言終止罷課》，《東方雜誌》第16卷第9號，1919年9月，第229頁。
[213] 《蔡元培啟事》，《北京大學日刊》第438號，1919年9月16日，第2版。
[214] 《北大校長事之蔡蔣往來函》，《申報》1919年9月4日，第10版。
[215] 默：《蔡校長之前途》，《申報》1919年9月17日，第7版。
[216] 周作人著，陳子善選編《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嶽麓書社，1988，第 27頁。
[217] 王世傑：《追憶蔡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80頁。
[218] 蔣復璁：《追念蔡先生》，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85頁。
[219] 《李光宇君致校長函》，《北京大學日刊》第349號，1919年4月11日，第4～5版。
[220] 千家駒：《我對於本校的希望》，《北京大學日刊》第1981號，1926年11月16日，第2版。
[221] 《陳衡哲先生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第696號，1920年9月18日，第2～3版。
[222] 呂思勉：《蔡孑民論》，《蔡元培紀念集》，第543～544頁。
[223] 公時：《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東方雜誌》第16卷第3號，1919年3月，第162頁。
[224] 《三月二十日的上海新申報》，《北京大學日刊》第570號，1920年3月24日，第3版。
[225] 蔡元培：《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9頁。
第二章 辭離，1923～1926
對北大和蔡元培來說，1920年代都稱得上是一段攘擾不安的歲月。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兼具學界泰鬥與革命元老身份的蔡元培，其聲名與威望不斷增加，其學界領袖的地位也得到了廣泛認同，由此成了各界各派競相爭奪的對象。自1923年因「羅文幹案」出走之後，圍繞著其是否繼續擔任北大校長的問題，教育界屢次掀起風潮。直至1927年7月軍閥張作霖取消北大改為京師大學校之後，這僅存的名義上的聯繫才告一段落。此後蔡元培事業的重心偏移到政治上，但以其在教育學術界之聲名，以及北大之特殊地位，即便不再擔任此職，始終還是與這所經其一手改造而得以聞名於世的大學保持著關聯。
有論者分析，蔡元培是「理想主義者」，他的抱負，大到濟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學術誌向，似乎挫折多於實現。他的屢屢去國歸國，表明他與現實的痛苦關係，他的不斷辭職而又辭不掉，像是進進退退的角色，則顯現出某種雙重命運，既是參與型的「行動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觀念人物」，這種兩難境遇造成了他難以擺脫的心理焦慮和歲月蹉跎。[1]此論注意到內部心態層麵之變化，雖頗有「理解之同情」，但對於蔡元培去留之選擇，還需要細緻考察不同辭職背後的具體語境，其中既有其對當時政治局勢及教育境遇的主動判斷，同時也有教育界內部派係爭鬥背景下的被迫選擇。
蔡元培一生中不乏以辭職為抗議之舉，但1923年因「羅文幹案」辭職所掀起的軒然大波是其與北大關係的轉折點，其影響甚至超過因五四運動而辭職。自1923年起，蔡元培隻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而不再過問校內具體事務。但自此之後，北大師生也開始就能否請蔡元培繼續長校問題引發多方爭論。這一看似「突兀」的決定引發了外間不少的猜忌和批評，時人眼中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也由此又一次得到修正：由五四後學界「北大校長非蔡元培莫屬」的認識，到稍有懷疑之聲，再到屢次「挽蔡」不成而漸次走向評價的反麵，甚至對蔡元培為人做事而頗有微詞。作為北大校長和學界領袖的蔡元培，其理念易為後來者所效仿，其處事亦常被苛責者批評。正是在時人不斷的關注之下，北大校長蔡元培一麵繼續書寫自己的歷史，一麵也在時人的記憶中留下不同的痕跡。本章將視線聚焦於1920年代由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而掀起的風潮與風波，旨在通過重建基本史實，展現時人在此過程之中對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的認識與理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