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懷疑之聲漸起：1923年辭職風潮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有過八次請辭，[2]其中以1923年辭職影響最大。這次辭職起因是教育總長彭允彝在「羅文幹案」中踐踏人權，幹涉司法公正，為保持獨立人格，故而採取「不合作主義」。[3]有學者從近代法政關係出發，分析了羅案告訴與檢審的過程，指出針對羅文幹的三項犯罪指控並非虛構，其訴訟程序雖有不盡規範之處，但國務會議申請再議羅案經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斷程序合法，「反證蔡元培等人維護『司法獨立』的抗議舉動，缺乏法律依據」。[4]這一觀察十分敏銳。蔡元培的出走除了有以退為進對抗軍閥政治的意圖之外，更多是基於五四後社會現實境遇引發的藉機而退的個人選擇。不過，辭職宣言的發表，因其本身帶有的反抗軍閥的政治意義，不僅引發胡適、陳獨秀等人激烈討論，更是由此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驅彭挽蔡」的風潮。在這次風潮中，蔡元培「不合作」的對抗方式以及其政治意味一直為時人關注的唯一焦點。這種聚焦於「政治」的解讀方式，反而使挽留蔡元培成了政治運動次要而順帶的結果。由此，眾人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認知也隨著「運動」的一波三折而有所修正。
本節無意去辨別羅案本身的孰是孰非，而是選取蔡元培個人、北大師生及社會輿論等不同角度，討論在學潮和強大的輿論環境之下，「驅彭挽蔡」運動對蔡元培的聲名如何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 「早有去誌」：蔡元培的態度與輿論的反響
1922年11月，因軍閥內部鬥爭，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幹被指控在與奧地利簽訂借款展期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為。國會以國家利益嚴重受損為由，提議嚴辦，總統黎元洪下令京師警備廳將羅文幹逮捕。1923年1月11日，羅文幹受賄一案因證據不足不予起訴。但國務會議對此不滿，通過教育總長彭允彝提出複議案，使羅再入監，並以受賄偽造公文書，損害國家財產等罪名起訴。在此背景下，蔡元培於1923年1月17日憤而向大總統黎元洪遞交了辭呈，避走天津。[5]
蔡元培在提交辭呈的同時還向外界發表聲明：「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幹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6]1月23日，已經抵達天津的蔡元培一麵發表談話，解釋自己的辭職並無偏袒羅文幹之意，與彭氏亦非意氣之爭；[7]一麵又公布《關於不合作宣言》，稱：
五四風潮以後，我鑑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到現在布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8]
麵對北大教師學生的一致挽留，蔡元培發函說：「弟之去誌，早為諸先生所洞鑒。此次因彭事而實現，不過提早幾日耳。既已決行，不惟彭之去否毫無關係，即再加以如何重要之條件，亦復義不返顧。」[9]由之前種種「罪惡」的忍無可忍已有「數月」，到歷數自五四至今內心的數次「必退」「告退」的決心，都可顯示出蔡元培此次辭職絕非一時衝動，而是「早有去誌」。
如前所述，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初，將北大存在的問題歸結為兩點：學製、課程的淩雜與學校風紀的敗壞。應對之法則是延聘「純粹之學問家」和「學生之模範人物」。[10]到了1922年，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他又總結了任職幾年間北大的變化：一是為提倡學理風氣，將工科歸併於北洋大學，僅設文、理、法三科；二是溝通文理科，取消學長製，在各係設置教授會；三是貫通中西課程。[11]即便因經費及外部的政治環境問題北大的成績打了不少折扣，但其改革正如蔡元培最初的設想逐步展開，那麽，為什麽他還是如此強烈地想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若能跳出1923年辭職事件本身，蔡元培所言之「語境」分析，或許也就不難理解其所言早欲告退之意。
1920年12月到翌年9月，蔡元培曾赴歐美考察各地大學教學管理以及教育經費的分配狀況。其間德國大學「學問上研究上完全自由」「毫不受革命影響，獨立如故」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2]而此時國內的教育狀況是：軍閥政府剋扣教育經費，學校「岌岌可危」，「已山窮水盡，無力維持」。[13]兩者相較，更是引發了蔡元培的無限感慨。1921年8月，他還在洛杉磯參觀期間起草了《教育獨立演詞稿》，意在「不受宗教與政治之幹涉」。[14]在蔡元培的理想中，教育應超軼於現實政治並且獨立於政黨和教會，教育家可以專心於學問本身，不必因政權的更迭而減損教育的成效。民國初建，蔡元培就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集中表達了其對民國教育發展的總體設想。他從康德二元論哲學出發，將世界分為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兩個部分。蔡元培將「實體世界」解釋為「不可名言」的「觀念之一種」，類似於不同哲學或是宗教流派「所達之最高觀念」。在他看來，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是同一世界的兩個方麵，猶如「一紙之有表裏」。人生追求的最終目的是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的統一。他還把教育劃分為兩類——「隸屬於政治者」與「超軼乎政治者」，提出政治家所追求的隻是現象世界的現世幸福；宗教家則是通過「擺脫現世幸福為作用」，以追求實體世界；而教育家應該做到的不是隻滿足於現世之幸福，而是「立於現象世界」，同時朝向於追求實體世界。也就是說，共和時代可以開始考慮怎樣辦理「超軼於政治」的「新教育」的問題。[15]到1922年《教育獨立議》發表時，蔡元培更是將這種交織著現實主義關懷與理想主義信念的教育圖景推到極致。他提出：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有過八次請辭，[2]其中以1923年辭職影響最大。這次辭職起因是教育總長彭允彝在「羅文幹案」中踐踏人權，幹涉司法公正，為保持獨立人格，故而採取「不合作主義」。[3]有學者從近代法政關係出發，分析了羅案告訴與檢審的過程，指出針對羅文幹的三項犯罪指控並非虛構，其訴訟程序雖有不盡規範之處，但國務會議申請再議羅案經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斷程序合法，「反證蔡元培等人維護『司法獨立』的抗議舉動，缺乏法律依據」。[4]這一觀察十分敏銳。蔡元培的出走除了有以退為進對抗軍閥政治的意圖之外，更多是基於五四後社會現實境遇引發的藉機而退的個人選擇。不過，辭職宣言的發表，因其本身帶有的反抗軍閥的政治意義，不僅引發胡適、陳獨秀等人激烈討論，更是由此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驅彭挽蔡」的風潮。在這次風潮中，蔡元培「不合作」的對抗方式以及其政治意味一直為時人關注的唯一焦點。這種聚焦於「政治」的解讀方式，反而使挽留蔡元培成了政治運動次要而順帶的結果。由此，眾人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認知也隨著「運動」的一波三折而有所修正。
本節無意去辨別羅案本身的孰是孰非，而是選取蔡元培個人、北大師生及社會輿論等不同角度，討論在學潮和強大的輿論環境之下，「驅彭挽蔡」運動對蔡元培的聲名如何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 「早有去誌」：蔡元培的態度與輿論的反響
1922年11月，因軍閥內部鬥爭，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幹被指控在與奧地利簽訂借款展期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為。國會以國家利益嚴重受損為由，提議嚴辦，總統黎元洪下令京師警備廳將羅文幹逮捕。1923年1月11日，羅文幹受賄一案因證據不足不予起訴。但國務會議對此不滿，通過教育總長彭允彝提出複議案，使羅再入監，並以受賄偽造公文書，損害國家財產等罪名起訴。在此背景下，蔡元培於1923年1月17日憤而向大總統黎元洪遞交了辭呈，避走天津。[5]
蔡元培在提交辭呈的同時還向外界發表聲明：「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幹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6]1月23日，已經抵達天津的蔡元培一麵發表談話，解釋自己的辭職並無偏袒羅文幹之意，與彭氏亦非意氣之爭；[7]一麵又公布《關於不合作宣言》，稱：
五四風潮以後，我鑑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到現在布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8]
麵對北大教師學生的一致挽留，蔡元培發函說：「弟之去誌，早為諸先生所洞鑒。此次因彭事而實現，不過提早幾日耳。既已決行，不惟彭之去否毫無關係，即再加以如何重要之條件，亦復義不返顧。」[9]由之前種種「罪惡」的忍無可忍已有「數月」，到歷數自五四至今內心的數次「必退」「告退」的決心，都可顯示出蔡元培此次辭職絕非一時衝動，而是「早有去誌」。
如前所述，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初，將北大存在的問題歸結為兩點：學製、課程的淩雜與學校風紀的敗壞。應對之法則是延聘「純粹之學問家」和「學生之模範人物」。[10]到了1922年，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他又總結了任職幾年間北大的變化：一是為提倡學理風氣，將工科歸併於北洋大學，僅設文、理、法三科；二是溝通文理科，取消學長製，在各係設置教授會；三是貫通中西課程。[11]即便因經費及外部的政治環境問題北大的成績打了不少折扣，但其改革正如蔡元培最初的設想逐步展開，那麽，為什麽他還是如此強烈地想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若能跳出1923年辭職事件本身，蔡元培所言之「語境」分析，或許也就不難理解其所言早欲告退之意。
1920年12月到翌年9月，蔡元培曾赴歐美考察各地大學教學管理以及教育經費的分配狀況。其間德國大學「學問上研究上完全自由」「毫不受革命影響，獨立如故」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2]而此時國內的教育狀況是：軍閥政府剋扣教育經費，學校「岌岌可危」，「已山窮水盡，無力維持」。[13]兩者相較，更是引發了蔡元培的無限感慨。1921年8月，他還在洛杉磯參觀期間起草了《教育獨立演詞稿》，意在「不受宗教與政治之幹涉」。[14]在蔡元培的理想中，教育應超軼於現實政治並且獨立於政黨和教會，教育家可以專心於學問本身，不必因政權的更迭而減損教育的成效。民國初建，蔡元培就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集中表達了其對民國教育發展的總體設想。他從康德二元論哲學出發，將世界分為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兩個部分。蔡元培將「實體世界」解釋為「不可名言」的「觀念之一種」，類似於不同哲學或是宗教流派「所達之最高觀念」。在他看來，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是同一世界的兩個方麵，猶如「一紙之有表裏」。人生追求的最終目的是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的統一。他還把教育劃分為兩類——「隸屬於政治者」與「超軼乎政治者」，提出政治家所追求的隻是現象世界的現世幸福；宗教家則是通過「擺脫現世幸福為作用」，以追求實體世界；而教育家應該做到的不是隻滿足於現世之幸福，而是「立於現象世界」，同時朝向於追求實體世界。也就是說，共和時代可以開始考慮怎樣辦理「超軼於政治」的「新教育」的問題。[15]到1922年《教育獨立議》發表時，蔡元培更是將這種交織著現實主義關懷與理想主義信念的教育圖景推到極致。他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