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而誠不欲多事者，可不有以遏止之乎。[215]
不難看出，處在激烈爭奪中的各利益群體看中的皆是北大在全國教育界、思想界的影響力，都想利用北大做一番文章，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去留問題由此便成為爭奪的焦點。而蔡元培最終得以回校復職，可以說，是教育界在爭鬥中暫時稍占上風。
蔡元培出於保護學生的目的被迫出走，使全國學界的目光被迅速帶入「挽蔡」風潮之中。北大一校的校長問題便由此成為全國學界共同關注和參與的話題。從「挽蔡」風潮的整體走向來看，蔡元培是與身邊諸多好友，特別是江蘇教育會諸人，共同做出的出走與復職的選擇，所以不妨將其視作為了爭取自身利益而與北京政府的主動博弈。與此同時，隨著五四運動而引發的時局不斷變化，全國學界也越來越肯定地將北大校長與蔡元培畫上等號。可以說，經由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和蔡元培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影響亦由此逐漸擴大。
小結
多年之後，周作人曾評價道，北京「成為全國學術文化中心」，正是「由五四運動而來的」。發起於北京的五四運動是「以學生為之主動，因此北京學界的聲名自然也隨之而四遠傳揚，隱然成為全國的重心了」。「中國是在革命時期，所謂學術文化的中心也脫離不了這個色彩，所以北平學界的聲名總是多少帶著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尋常純學術的立場。」[216]辦武漢大學頗有成就又當過教育部部長的王世傑曾評價說：「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評量當時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誠然不算特別優異。從思想的革命方麵去評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當時任何學校所能比擬，也不是中國歷史上任何學府能比擬的。」[217]將學術與思想分開評論，隻肯定北大思想革命的開創之功，而不提學術成就，顯然是認為北大的地位與所應取得的學術成績並不值得誇耀。不過，對實際成績的理性考量與當事人的感性認識有時候往往會相互衝突。正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熱潮中的北大的教職員和充滿激情的學生，則完全呈現出另一種相當積極的態度。
1917年夏天到北京大學參加入學考試的蔣復璁，偶遇校長蔡元培，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若幹年後，他仍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我）在馬神廟新造好的大門裏邊空院內等考卷，見台階上坐著一個戴金絲眼鏡、穿黑馬褂的先生，靠在鋪綠呢的桌上，用紅硃筆點名，態度非常安詳，真是慈而有威。據旁人告訴我說，這就是我從小學即曉得的蔡先生。我精神上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喜慰，同時也生了一種莫名的驕傲。我想這才是大學生的光榮，有這樣一位校長來陶熔，那不是幸福嗎？」[218]
嚴格來說，「幸福」隻是一個帶有個人體驗性意味的描述性詞語，但是，如果幸福感和歸屬感是北大校園瀰漫的普遍情緒，那麽它所帶來的不僅是一股無形的校園風氣，更是一種自信與氣度。北大新聞研究會會員李光宇，曾幫助北京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編輯新聞，結果得到「全會人一致之稱讚」。他特意寫信給校長蔡元培，表示「所刊新聞亦能引起全場人之注意，認為會場中不可少之一發布消息機關」，並進而特意指出其背後的意義，即「於此足見吾北京大學學生對於社會服務之精神及任事之能力」。[219]
1926年9月才進入北大預科的千家駒更是在入學之前即對北大滿懷深情。他回憶說：「我對本校發生感情，是在三四年前。那時候新潮流也漸漸的灌輸到交通比較不便的金華來了，我才知道有所謂『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並且有《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都是北大的先生及同學們。我相信學生是智識階級，智識階級是應該站到民眾之前去引導他們走；而不是站在中間或跟在後麵的。而那時候配得上引導民眾的，隻有北京大學。我便非常羨慕本校，以為進大校［學］必須進本校才對！」[220]
北大越來越顯現出的活力以及前所未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讓身在其中的教職員深受感染。1920年9月，北大新任教授陳衡哲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語氣中也透露出能加入北大的自豪。她說：「這個大學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他的進步，真所謂『一日千裏了』。所以我對於北大全體的希望，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信仰心，是一種沒有疑惑的希望心。……我願盡我的力，用極誠懇的精神，和諸位一同去求學問的真理。……我願諸位知道：我到這裏來，對於諸位是負有領路的責任的。我應當盡我的力，去幫助諸位發展各人的天才的。我應當引起諸位對於學問的興趣的。我對於大學，是希望能不負蔡先生的苦心，助他製造一種新空氣！一種師生中沒有障礙的新空氣！」[221]
呂思勉曾言：「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質，能使各方麵的學者，同流並進，而給予來學者以極大的自由，使其與各種高深的學術，都有接觸，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講學看似空虛無用，其實風氣的轉變，必以此為原因。風氣是推動時代的巨輪，風氣一轉變，就無論什麽事情，都轉變了。」先有風氣轉變，後有五四後的「新紀元」，而之所以這種變化，則是因「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學，然後有五四運動以來風氣的轉變」。[222]
不難看出，處在激烈爭奪中的各利益群體看中的皆是北大在全國教育界、思想界的影響力，都想利用北大做一番文章，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去留問題由此便成為爭奪的焦點。而蔡元培最終得以回校復職，可以說，是教育界在爭鬥中暫時稍占上風。
蔡元培出於保護學生的目的被迫出走，使全國學界的目光被迅速帶入「挽蔡」風潮之中。北大一校的校長問題便由此成為全國學界共同關注和參與的話題。從「挽蔡」風潮的整體走向來看，蔡元培是與身邊諸多好友，特別是江蘇教育會諸人，共同做出的出走與復職的選擇，所以不妨將其視作為了爭取自身利益而與北京政府的主動博弈。與此同時，隨著五四運動而引發的時局不斷變化，全國學界也越來越肯定地將北大校長與蔡元培畫上等號。可以說，經由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和蔡元培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影響亦由此逐漸擴大。
小結
多年之後，周作人曾評價道，北京「成為全國學術文化中心」，正是「由五四運動而來的」。發起於北京的五四運動是「以學生為之主動，因此北京學界的聲名自然也隨之而四遠傳揚，隱然成為全國的重心了」。「中國是在革命時期，所謂學術文化的中心也脫離不了這個色彩，所以北平學界的聲名總是多少帶著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尋常純學術的立場。」[216]辦武漢大學頗有成就又當過教育部部長的王世傑曾評價說：「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評量當時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誠然不算特別優異。從思想的革命方麵去評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當時任何學校所能比擬，也不是中國歷史上任何學府能比擬的。」[217]將學術與思想分開評論，隻肯定北大思想革命的開創之功，而不提學術成就，顯然是認為北大的地位與所應取得的學術成績並不值得誇耀。不過，對實際成績的理性考量與當事人的感性認識有時候往往會相互衝突。正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熱潮中的北大的教職員和充滿激情的學生，則完全呈現出另一種相當積極的態度。
1917年夏天到北京大學參加入學考試的蔣復璁，偶遇校長蔡元培，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若幹年後，他仍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我）在馬神廟新造好的大門裏邊空院內等考卷，見台階上坐著一個戴金絲眼鏡、穿黑馬褂的先生，靠在鋪綠呢的桌上，用紅硃筆點名，態度非常安詳，真是慈而有威。據旁人告訴我說，這就是我從小學即曉得的蔡先生。我精神上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喜慰，同時也生了一種莫名的驕傲。我想這才是大學生的光榮，有這樣一位校長來陶熔，那不是幸福嗎？」[218]
嚴格來說，「幸福」隻是一個帶有個人體驗性意味的描述性詞語，但是，如果幸福感和歸屬感是北大校園瀰漫的普遍情緒，那麽它所帶來的不僅是一股無形的校園風氣，更是一種自信與氣度。北大新聞研究會會員李光宇，曾幫助北京中小學校聯合運動會編輯新聞，結果得到「全會人一致之稱讚」。他特意寫信給校長蔡元培，表示「所刊新聞亦能引起全場人之注意，認為會場中不可少之一發布消息機關」，並進而特意指出其背後的意義，即「於此足見吾北京大學學生對於社會服務之精神及任事之能力」。[219]
1926年9月才進入北大預科的千家駒更是在入學之前即對北大滿懷深情。他回憶說：「我對本校發生感情，是在三四年前。那時候新潮流也漸漸的灌輸到交通比較不便的金華來了，我才知道有所謂『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並且有《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都是北大的先生及同學們。我相信學生是智識階級，智識階級是應該站到民眾之前去引導他們走；而不是站在中間或跟在後麵的。而那時候配得上引導民眾的，隻有北京大學。我便非常羨慕本校，以為進大校［學］必須進本校才對！」[220]
北大越來越顯現出的活力以及前所未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讓身在其中的教職員深受感染。1920年9月，北大新任教授陳衡哲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語氣中也透露出能加入北大的自豪。她說：「這個大學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他的進步，真所謂『一日千裏了』。所以我對於北大全體的希望，簡直可以說是一種信仰心，是一種沒有疑惑的希望心。……我願盡我的力，用極誠懇的精神，和諸位一同去求學問的真理。……我願諸位知道：我到這裏來，對於諸位是負有領路的責任的。我應當盡我的力，去幫助諸位發展各人的天才的。我應當引起諸位對於學問的興趣的。我對於大學，是希望能不負蔡先生的苦心，助他製造一種新空氣！一種師生中沒有障礙的新空氣！」[221]
呂思勉曾言：「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為中國的學術界，開一新紀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質，能使各方麵的學者，同流並進，而給予來學者以極大的自由，使其與各種高深的學術，都有接觸，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講學看似空虛無用，其實風氣的轉變，必以此為原因。風氣是推動時代的巨輪，風氣一轉變，就無論什麽事情，都轉變了。」先有風氣轉變，後有五四後的「新紀元」，而之所以這種變化，則是因「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學，然後有五四運動以來風氣的轉變」。[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