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也開始得到學界更多的關注，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無可替代的力量，也逐漸成為嚮往新文化青年追捧的對象。1919年3月的《東方雜誌》轉載了《時事新報》記者公時對北大的報導。報導稱，蔡元培乃「學界泰鬥，哲理名家，就職後勵行改革，大加擴充，本其歷年之之蘊蓄，樂育國內之英才，使數年來無聲無臭生機殆盡之北京大學校，挺然特出，褒然獨立，延名師，嚴去取，整頓校規，祛除弊習。……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各省士子莫不聞風興起，擔簦負笈，相屬於道，二十二行省，皆有來學者」。[223]1920年3月，《北京大學日刊》曾轉發上海《新申報》的報導。該文的「主腦」是討論「廢除道尹製，多設大學校」問題。文章從北大已有的成績談起，認為北大的教師和學生自五四之後已「漸漸有了大覺悟」，「曉得他們的職誌，在製造文化」。於是，北大「一洗從前頑舊不堪的習慣」，做出了「文化運動」這個「驚天動地的事業」。作者還在文中感慨道：「要是中國像北京大學那樣的學校，設滿各省，這文化運動的勢力，足以改良社會而有餘。」「要是沒有北京大學那樣的學校，那麽這文化運動就失了主持者，就不能夠發生文化運動」，進而得出結論說，「北京大學是最應當希望他擴充的，各省也最應當多設像北京大學那樣的大學校」。[224]
1921年7月，蔡元培遊走歐美各國，考察教育。在舊金山華僑的歡迎會上，作為校長的蔡元培介紹說：「國立大學隻有四個。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學，隻有法、工兩科。山西大學雖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學生亦僅幾百人。東南大學新辦預科，其幼稚可以想見。……中國之私立大學，亦寥若晨星，北京則有中國、民國，上海則有大同、復旦，且經費均感困難。此外則有廈門大學，由陳嘉庚先生獨捐四百萬，辦預科。……力量較大者，惟一北京大學，有三千餘學生，一百六十餘教授，單獨擔任全國教育。」[225]北大在當時學界的統帥地位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治理之下，可謂重獲新生；而蔡元培也借北京大學這個舞台成就了一生功業上的輝煌。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經由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洗禮，不再僅僅是北大一校的領袖，而是擁有了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象徵意義。蔡元培作為學界領袖的地位也由此逐漸確立起來。
* * *
[1] 周作人：《紅樓內外》，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393頁。
[2] 蔡元培：《大學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 212頁。
[3] 民國初年（1912～1916年）到蔡元培就任之前北大的改革狀況，可參見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35～49頁；〔美〕魏定熙《權力源自地位》，第79～117頁。
[4] 嚴復：《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29頁。
[5] 《代理大學校長就任之演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下冊，第236頁。
[6] 梁啓超：《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4冊，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版，第40～41頁。
[7] 胡仁源：《北京大學計劃書》，轉引自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第47頁。
[8] 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鍾叔河、朱純編《過去的學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第11頁。
[9] 陶希聖：《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44、46頁。
[10] 陳其鹿：《聽蔡孑民先生演辭感言》，《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第51～52頁。
[11] 杜亞泉：《教育之指導》，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332頁。
[12] 黃炎培：《教育前途危險之現象》，中華職業教育社編《黃炎培教育文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10頁。
[13] 馮友蘭：《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後的清華》，鍾叔河、朱純編《過去的學校》，第56頁。
[14] 馮友蘭：《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 165頁。
[1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00～501頁。
[16]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10頁；蔡元培：《對大公報記者談話》，《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6頁。
[17] 蔡元培：《在直隸省定縣中學的演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4頁。
[18] 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 116頁。
[19] 蔡元培：《傳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66頁。關於蔡元培在德所修課程，可參見〔德〕費路（r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第460～465頁；還可參見〔德〕康拉德·雷施格《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李張林、沈國琴譯，《應用心理學》1996年第2期，第56～60頁。
1921年7月，蔡元培遊走歐美各國，考察教育。在舊金山華僑的歡迎會上，作為校長的蔡元培介紹說：「國立大學隻有四個。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學，隻有法、工兩科。山西大學雖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學生亦僅幾百人。東南大學新辦預科，其幼稚可以想見。……中國之私立大學，亦寥若晨星，北京則有中國、民國，上海則有大同、復旦，且經費均感困難。此外則有廈門大學，由陳嘉庚先生獨捐四百萬，辦預科。……力量較大者，惟一北京大學，有三千餘學生，一百六十餘教授，單獨擔任全國教育。」[225]北大在當時學界的統帥地位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治理之下，可謂重獲新生；而蔡元培也借北京大學這個舞台成就了一生功業上的輝煌。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經由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洗禮，不再僅僅是北大一校的領袖，而是擁有了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象徵意義。蔡元培作為學界領袖的地位也由此逐漸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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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紅樓內外》，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393頁。
[2] 蔡元培：《大學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 212頁。
[3] 民國初年（1912～1916年）到蔡元培就任之前北大的改革狀況，可參見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35～49頁；〔美〕魏定熙《權力源自地位》，第79～117頁。
[4] 嚴復：《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29頁。
[5] 《代理大學校長就任之演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下冊，第236頁。
[6] 梁啓超：《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4冊，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版，第40～41頁。
[7] 胡仁源：《北京大學計劃書》，轉引自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第47頁。
[8] 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鍾叔河、朱純編《過去的學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第11頁。
[9] 陶希聖：《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44、46頁。
[10] 陳其鹿：《聽蔡孑民先生演辭感言》，《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第51～52頁。
[11] 杜亞泉：《教育之指導》，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332頁。
[12] 黃炎培：《教育前途危險之現象》，中華職業教育社編《黃炎培教育文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10頁。
[13] 馮友蘭：《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後的清華》，鍾叔河、朱純編《過去的學校》，第56頁。
[14] 馮友蘭：《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 165頁。
[1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00～501頁。
[16]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10頁；蔡元培：《對大公報記者談話》，《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6頁。
[17] 蔡元培：《在直隸省定縣中學的演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4頁。
[18] 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 116頁。
[19] 蔡元培：《傳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66頁。關於蔡元培在德所修課程，可參見〔德〕費路（r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第460～465頁；還可參見〔德〕康拉德·雷施格《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李張林、沈國琴譯，《應用心理學》1996年第2期，第56～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