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指責古文復興運動都是「非文學的古文運動」，因為其「含有政治作用，聲勢浩大，又大抵是大規模的復古運動之一支，與思想道德禮法等等的復古相關」，由此他即斷定「在這運動後麵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156]這恐怕也是時人的某種共識。林紓影射小說《荊生》發表後不久，關於北大的種種謠言就跟著開始流傳。[157]林紓立刻被視為罪魁禍首，被嘲諷為隻會「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指林紓一派——引者注）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158]。劉半農後來也回憶說：「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藉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159]在新文化一派眼中，「偉丈夫」荊生就是當權者，即是安福係徐樹錚，此點已毋庸置疑。本來《新青年》討論的隻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扶乩，這幾個很平常問題」，「並不算什麽新奇的議論」，而且「以後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湧到中國來的很多」，「盡可從容辯論」，林紓卻「倚靠權勢」，「暗地造謠」，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160]新的傳言不斷出現，稱林紓「運動他同鄉的國會議員，在國會裏提出彈劾案，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161]此條消息雖未有確鑿證據，隻是捕風捉影。但是，3月26日，教育總長傅增湘確曾據總統徐世昌的授意，致信蔡元培，主題即是希望其針對「稍逾學生範圍之外」的《新潮》「加以檢約」。[162]此後，社會上又不斷傳出林紓與政治醜聞間的難以辨明的傳言，雖說大部分難以證實，卻也多少有些無風不起浪的意味在內。
麵對北大的流言，以蔡元培的身份和涵養，一般很少主動辯駁，即便有所回應，態度亦是不卑不亢，頗有大將風度。對此，傅斯年則提醒說：「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事上是絲毫不苟的。有人有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當數。至於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之處，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163]在處理與林紓有師生之誼的北大學生張厚載時，蔡元培的態度就相當嚴厲。張厚載曾以《神州日報》記者的身份，多次散布有關北大的謠傳。[164]林紓《致蔡鶴卿元培太史書》發表之後，張曾去信解釋與林的種種關係，希望蔡元培「大度包容，對於林先生之遊戲筆墨，當亦不甚介意也」，還戲稱可將林紓的幾篇文章看作「研究思潮變遷最有趣味之材料」。張厚載落筆之間不乏一股戲謔的口氣，把北大的名譽當作兒戲。就算蔡元培的涵養再好，對於「攻擊本校教員之小說」，自然也不能「大度包容」，更不可能允許將關乎學校聲譽之事，看作「最有趣味之材料」。蔡在回信中言辭頗為嚴厲，稱：「兄與林君有師生之誼，宜愛護林君；兄為本校學生，宜愛護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校之心，安乎，否乎？」[165]北大早已是「眾矢之的」，國立大學顯然並不需要靠此等材料贏得關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後，曾多次提到要消弭外界對北大的猜忌，可見他最想改善的就是北大的社會形象。3月31日，北大評議會將臨近畢業的張厚載開除學籍，理由正是傳播無根據之謠言，損壞學校名譽。[166]
至此，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可告一段落。回顧整個事態的起承轉合，林紓發表影射小說已是「失德」在先，再加上立論上的缺陷，論戰之初就足以預見必敗的結局。以蔡元培的閱歷和學識來看，這樣的結果恐怕早在意料之中。雖然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蔡元培是有意藉此機會重申改革北大「兼容並包」的主旨，但從論戰的過程和結果來看，他選擇應對林紓挑戰的初衷多少讓人覺得並非那麽單純。自身的學術聲名和社會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林紓無論是在學問上還是在德性上都已無立足之地。社會輿論也因鄙視林紓的行為而對北大的種種改革有了更多的同情與支持。「兼容並包」被視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理念，開始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 「挽蔡」運動的影響
就在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開始淡出人們視野之時，越來越多有關巴黎和會的消息逐漸占據了各大報紙的版麵。本以為協約國的勝利可以為中國帶來「新時代之新紀元」[167]，卻未曾想巴黎和會也隻是一場騙局。人們從最初的期待到沮喪再到憤慨，越來越難以抑製的情緒終於在1919年5月4日爆發。此後，各方利益團體的衝突不斷升級，運動規模逐漸擴大，局麵一度撲朔迷離。[168]5月9日晨，蔡元培在營救出各校被捕學生之後，留下一則啟事，悄然出京。蔡元培的出走立刻掀起了一股各界挽留校長的風潮，「挽蔡」運動更成為支持愛國學生運動的各方與北京政府鬥爭的焦點之一。
以往大部分有關五四運動的論著多從「鬥爭」角度，將「挽蔡」納入五四運動整體敘述中，認為其是新舊思潮鬥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和擴大，同時也是政治鬥爭以及教育界內部複雜人事關係鬥爭的反映。[169]但若從此一事件的社會影響來看，已成為五四運動一部分的「挽蔡」，同時也是與北大和蔡元培在近代教育進程中地位的變化相關聯的，是影響蔡元培出長北大相關歷史記憶形成的關鍵性事件。正是轟動全國學界的「挽蔡」運動，使「北大校長非蔡元培莫屬」的觀念開始被學界認同，並由此逐漸深入人心。
麵對北大的流言，以蔡元培的身份和涵養，一般很少主動辯駁，即便有所回應，態度亦是不卑不亢，頗有大將風度。對此，傅斯年則提醒說：「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事上是絲毫不苟的。有人有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當數。至於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之處，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163]在處理與林紓有師生之誼的北大學生張厚載時，蔡元培的態度就相當嚴厲。張厚載曾以《神州日報》記者的身份，多次散布有關北大的謠傳。[164]林紓《致蔡鶴卿元培太史書》發表之後，張曾去信解釋與林的種種關係，希望蔡元培「大度包容，對於林先生之遊戲筆墨，當亦不甚介意也」，還戲稱可將林紓的幾篇文章看作「研究思潮變遷最有趣味之材料」。張厚載落筆之間不乏一股戲謔的口氣，把北大的名譽當作兒戲。就算蔡元培的涵養再好，對於「攻擊本校教員之小說」，自然也不能「大度包容」，更不可能允許將關乎學校聲譽之事，看作「最有趣味之材料」。蔡在回信中言辭頗為嚴厲，稱：「兄與林君有師生之誼，宜愛護林君；兄為本校學生，宜愛護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校之心，安乎，否乎？」[165]北大早已是「眾矢之的」，國立大學顯然並不需要靠此等材料贏得關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後，曾多次提到要消弭外界對北大的猜忌，可見他最想改善的就是北大的社會形象。3月31日，北大評議會將臨近畢業的張厚載開除學籍，理由正是傳播無根據之謠言，損壞學校名譽。[166]
至此，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可告一段落。回顧整個事態的起承轉合，林紓發表影射小說已是「失德」在先，再加上立論上的缺陷，論戰之初就足以預見必敗的結局。以蔡元培的閱歷和學識來看，這樣的結果恐怕早在意料之中。雖然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蔡元培是有意藉此機會重申改革北大「兼容並包」的主旨，但從論戰的過程和結果來看，他選擇應對林紓挑戰的初衷多少讓人覺得並非那麽單純。自身的學術聲名和社會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林紓無論是在學問上還是在德性上都已無立足之地。社會輿論也因鄙視林紓的行為而對北大的種種改革有了更多的同情與支持。「兼容並包」被視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理念，開始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 「挽蔡」運動的影響
就在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開始淡出人們視野之時，越來越多有關巴黎和會的消息逐漸占據了各大報紙的版麵。本以為協約國的勝利可以為中國帶來「新時代之新紀元」[167]，卻未曾想巴黎和會也隻是一場騙局。人們從最初的期待到沮喪再到憤慨，越來越難以抑製的情緒終於在1919年5月4日爆發。此後，各方利益團體的衝突不斷升級，運動規模逐漸擴大，局麵一度撲朔迷離。[168]5月9日晨，蔡元培在營救出各校被捕學生之後，留下一則啟事，悄然出京。蔡元培的出走立刻掀起了一股各界挽留校長的風潮，「挽蔡」運動更成為支持愛國學生運動的各方與北京政府鬥爭的焦點之一。
以往大部分有關五四運動的論著多從「鬥爭」角度，將「挽蔡」納入五四運動整體敘述中，認為其是新舊思潮鬥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和擴大，同時也是政治鬥爭以及教育界內部複雜人事關係鬥爭的反映。[169]但若從此一事件的社會影響來看，已成為五四運動一部分的「挽蔡」，同時也是與北大和蔡元培在近代教育進程中地位的變化相關聯的，是影響蔡元培出長北大相關歷史記憶形成的關鍵性事件。正是轟動全國學界的「挽蔡」運動，使「北大校長非蔡元培莫屬」的觀念開始被學界認同，並由此逐漸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