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誌田先生曾從「思想史的社會學層麵」詮釋了這場論戰，認為蔡元培在批駁林紓時，「處處皆本林紓所提的觀點」，「絲毫沒有提到林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等於承認對方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所以，林紓的失敗在「地位」而不是「主張」上。[139]這樣的觀察可謂洞見。北大內部新舊雜陳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林紓雖不能容忍北大「趨新」的一麵，卻也不能無視相對「舊」的一麵的存在和影響。特別是處於當時那種「過渡之時代」，「新」與「舊」之間並非涇渭分明，林紓的論點本身就值得進一步推敲。[140]據毛子水推測，蔡元培當初之所以並未聘請林紓在北大任教，「不是因為他以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為派係不同的緣故，而是因為林琴南對於做學問的見解，在蔡先生看來，已趕不上時代了」。[141]
從社會輿論來看，時人對林紓的指責更多是因其「失德」在先，而非其觀點上的偏頗。《每周評論》4月13日第17號、4月17日第19號曾特別增刊四個版麵，刊布「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輯錄各大報紙對此事的評論。從轉錄各文分析，整個輿論都偏向於蔡元培和北大所代表的新派一方，認為林紓指責的幾點，如陳獨秀和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和新文學，都是思想學術層麵的問題，「苟其思想確有合乎真理，不背於大勢，則雖極相反對之二思想不妨同時並存。且辯難愈多，真理愈明，故思想言論之反對，乃發展學術之所必要者」。[142]如果「其認為不能滿意，盡可平心靜氣，為論理上之研究，則真理將愈析而愈明」，但像林紓那樣「一筆抹煞，使盡灌夫罵座之身段，是不特於新派之主張絲毫無損，而轉於自身之人格上，貽世人莫大之羞」。[143]顯然，在時人眼中，林紓不僅在學術思想上已經成為守舊的衛道士，其德行也已惡劣到了極點。
蔣夢麟擔任主筆的《新教育》雜誌，在1919年第1卷第3期以《北京大學新舊思潮衝突實錄》為題，刊出了蔡、林二氏「辨難之來往函件」。前有編者按語，稱：「大學既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則眾家共處一堂，必有主張不同，互相辨難之好現象。北京大學之新氣象，實由此不同之主張及互相辨難而生。世界文化之進步，思想之發達，皆由此種活動而生，此足為吾國學術前途賀者也。」語氣中顯現出頗為豁達的學術氣度與不偏不倚的學術態度，但如果再進一步分析，《新教育》雜誌本就是由北大參與創辦的，自然要站出來替北大說話。[144]此段「實錄」，先是在標題中將蔡、林分別劃歸於新舊衝突的兩派，其後又言要「閱者平心讀之，其理自明，不必由記者代為下判語也」。這也就是說，論辯結果已被認定是毋庸置疑的。[145]
林紓引起北大「趨新」教師群起而攻之，其實也摻雜著學術觀念上的「新舊之爭」。民國之初，北京各級教育大權均握於浙人之手，「從前大學講壇，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146]太炎一派藉此機會亦紛紛移席京師，學界影響可謂如日中天。而此時的桐城派早已不負當年叱吒北大教壇的風光，算不上桐城正宗的林紓更是不可能扭轉其逐漸衰微的頹勢。但向來以著文見長的「桐城派」，卻被指責不會作文，則頗有些詭論的意味了。《每周評論》第13號就刊出了署名「二古」的「一中學校教師」來信，指出了這位古文大家的為文諸眾多不妥之處。信中說，適逢校中「文課之期」，以林紓文章「有未安之處，遂亦不禁信筆注之，以示諸生，俾明乎為文之法」；接著，對林紓的小說《荊生》逐字逐句地評論、刪改，「以改中學校學生文章之手腕，而施之於海內所稱大古文家之林先生」。這無疑是說，林紓此文的水準還不如中學校學生。[147]
從學術觀念看，太炎一派最是反對桐城派，貶林紓尤甚。[148]師從章太炎的錢玄同在出麵支持胡適文學改革建議的同時，就曾批評林紓所譯的「歐西小說」的價值還在「所撰皆高等八股」的桐城派之下。[149]這無疑表明，以「舊學」立身的錢玄同已然加入新文化一派倡導新文學的行列，由此也就形成了「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舊』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150]他們共同的敵人正是所謂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對於思想實際上歸屬於「趨新」行列的蔡元培，雖未曾站出來明確支持新文化派的觀點，但他對待白話文的態度已然說明了一切。[151]從學術背景來看，蔡元培是前清翰林，舊學功夫自然了得；又曾留學德國，「對西方思想有真認識」[152]，無疑對學術流變中的「新」與「舊」都最有發言權。他在回應林紓時曾言：「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53]顯然，在蔡元培看來，桐城一派已是「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不「兼容」桐城之人已是必然。
不過，當時也有人指出，所謂「新舊之爭」隻是虛造的：「從《公言報》登了一篇《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的新聞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內外各報都當此為極好資料，大家發抒意見，至再至三……各報所藉以評論的資料、隻是靠著一篇《公言報》的新聞和林蔡來往的幾封信（林也不是舊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沒有新舊的話），都不能算做事實……今林琴南來了一封責難的信，我們看來雖然是胡鬧，但在大學方麵卻不能當他胡鬧。所以蔡的回答罷，也是盡大學一分子的責任。奈偏偏被一般無知識的人給他一個『新舊戰爭』的名詞。」[154]近代社會思想界形成了以「新的崇拜」為特徵的思想權勢的轉移，被貼上「新的」標籤代表的往往就是進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被貼上「舊的」標籤則多被認為是落後的、下降的、將要滅亡的。[155]從某種程度上說，代表著「新」與「舊」的蔡元培和林紓，在未開戰之前實際上就已經分出了高下。
從社會輿論來看，時人對林紓的指責更多是因其「失德」在先，而非其觀點上的偏頗。《每周評論》4月13日第17號、4月17日第19號曾特別增刊四個版麵，刊布「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輯錄各大報紙對此事的評論。從轉錄各文分析，整個輿論都偏向於蔡元培和北大所代表的新派一方，認為林紓指責的幾點，如陳獨秀和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和新文學，都是思想學術層麵的問題，「苟其思想確有合乎真理，不背於大勢，則雖極相反對之二思想不妨同時並存。且辯難愈多，真理愈明，故思想言論之反對，乃發展學術之所必要者」。[142]如果「其認為不能滿意，盡可平心靜氣，為論理上之研究，則真理將愈析而愈明」，但像林紓那樣「一筆抹煞，使盡灌夫罵座之身段，是不特於新派之主張絲毫無損，而轉於自身之人格上，貽世人莫大之羞」。[143]顯然，在時人眼中，林紓不僅在學術思想上已經成為守舊的衛道士，其德行也已惡劣到了極點。
蔣夢麟擔任主筆的《新教育》雜誌，在1919年第1卷第3期以《北京大學新舊思潮衝突實錄》為題，刊出了蔡、林二氏「辨難之來往函件」。前有編者按語，稱：「大學既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則眾家共處一堂，必有主張不同，互相辨難之好現象。北京大學之新氣象，實由此不同之主張及互相辨難而生。世界文化之進步，思想之發達，皆由此種活動而生，此足為吾國學術前途賀者也。」語氣中顯現出頗為豁達的學術氣度與不偏不倚的學術態度，但如果再進一步分析，《新教育》雜誌本就是由北大參與創辦的，自然要站出來替北大說話。[144]此段「實錄」，先是在標題中將蔡、林分別劃歸於新舊衝突的兩派，其後又言要「閱者平心讀之，其理自明，不必由記者代為下判語也」。這也就是說，論辯結果已被認定是毋庸置疑的。[145]
林紓引起北大「趨新」教師群起而攻之，其實也摻雜著學術觀念上的「新舊之爭」。民國之初，北京各級教育大權均握於浙人之手，「從前大學講壇，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146]太炎一派藉此機會亦紛紛移席京師，學界影響可謂如日中天。而此時的桐城派早已不負當年叱吒北大教壇的風光，算不上桐城正宗的林紓更是不可能扭轉其逐漸衰微的頹勢。但向來以著文見長的「桐城派」，卻被指責不會作文，則頗有些詭論的意味了。《每周評論》第13號就刊出了署名「二古」的「一中學校教師」來信，指出了這位古文大家的為文諸眾多不妥之處。信中說，適逢校中「文課之期」，以林紓文章「有未安之處，遂亦不禁信筆注之，以示諸生，俾明乎為文之法」；接著，對林紓的小說《荊生》逐字逐句地評論、刪改，「以改中學校學生文章之手腕，而施之於海內所稱大古文家之林先生」。這無疑是說，林紓此文的水準還不如中學校學生。[147]
從學術觀念看，太炎一派最是反對桐城派，貶林紓尤甚。[148]師從章太炎的錢玄同在出麵支持胡適文學改革建議的同時，就曾批評林紓所譯的「歐西小說」的價值還在「所撰皆高等八股」的桐城派之下。[149]這無疑表明，以「舊學」立身的錢玄同已然加入新文化一派倡導新文學的行列，由此也就形成了「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舊』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150]他們共同的敵人正是所謂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對於思想實際上歸屬於「趨新」行列的蔡元培，雖未曾站出來明確支持新文化派的觀點，但他對待白話文的態度已然說明了一切。[151]從學術背景來看，蔡元培是前清翰林，舊學功夫自然了得；又曾留學德國，「對西方思想有真認識」[152]，無疑對學術流變中的「新」與「舊」都最有發言權。他在回應林紓時曾言：「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53]顯然，在蔡元培看來，桐城一派已是「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不「兼容」桐城之人已是必然。
不過，當時也有人指出，所謂「新舊之爭」隻是虛造的：「從《公言報》登了一篇《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的新聞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內外各報都當此為極好資料，大家發抒意見，至再至三……各報所藉以評論的資料、隻是靠著一篇《公言報》的新聞和林蔡來往的幾封信（林也不是舊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沒有新舊的話），都不能算做事實……今林琴南來了一封責難的信，我們看來雖然是胡鬧，但在大學方麵卻不能當他胡鬧。所以蔡的回答罷，也是盡大學一分子的責任。奈偏偏被一般無知識的人給他一個『新舊戰爭』的名詞。」[154]近代社會思想界形成了以「新的崇拜」為特徵的思想權勢的轉移，被貼上「新的」標籤代表的往往就是進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被貼上「舊的」標籤則多被認為是落後的、下降的、將要滅亡的。[155]從某種程度上說，代表著「新」與「舊」的蔡元培和林紓，在未開戰之前實際上就已經分出了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