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喜歡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麵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凡善書社去訂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裏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房子），這是一個另外的聚合場所。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這兩個房子裏麵，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總以討論盡興為止……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製度和舊思想的掊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130]
1918年，在秋季開學典禮上，蔡元培對北大一年的情況做了總結：「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為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又如設進德會，書法、畫法、樂理研究會，開校役夜班，助成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等，均為養成學生人格起見。……一年以來，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於數、理、化等學外，兼徵集全國生物標本，並與法京『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近並鑑於文科學生輕忽自然科學、理科學生輕忽文學、哲學之弊，為溝通文、理兩科之計畫。望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專己守殘之習也。」[131]盡管蔡元培仍不忘提醒北大師生「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但還是無法掩蓋他在語氣之中表露出的自得之意。
第三節 開出風氣與釀成潮流
蔡元培聚攏人才與重塑學風的努力，不僅使北大校內的麵貌開始發生變化，作為校長的蔡元培也逐漸得到北大校內教職員與學生的認同。蔡元培革新北大，影響不止於北大一校，而是「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132]顧頡剛晚年回憶說：「北大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引導學生自由思想並做社會活動，積了四五年的力量，於是有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北大就一躍而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者。」[133]所以，本節選擇了兩個有代表性的事件——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林（紓）論戰與五四之後全國學界掀起的「挽蔡」運動，旨在說明蔡元培如何從一校之長而成為學界領袖，這對學界評價蔡元培出長北大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 蔡林論戰的社會意義
1919年1月，學術性刊物《北京大學月刊》正式創刊發行。定位於「北京大學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發揮思想，披露心得之機關雜誌」，以刊登學術著述，「介紹東西洋最新最精之學術思想為主」，也登載一些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和譯文。[134]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的發刊詞中就曾明言，《北京大學月刊》創刊的目的之一即為「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各方麵的意見均可通過《北京大學月刊》宣布，「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正是在這份發刊詞中，蔡元培首次明確把「兼容並包」與北大改革聯繫到一起。他將大學看作「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希望大學能做到《禮記·中庸》所言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135]
盡管蔡元培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圍繞著「兼收並蓄之主義」立論，但在時人眼中，其影響力相當有限。就連蔡元培也並不十分篤定《北京大學月刊》「是否能副此希望」。再加上此後一戰勝利的消息迅速占據了整個社會輿論的中心，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提出的「兼容並包」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很難與大學理念畫等號，完成兩者勾連的正是《〈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發表四個月之後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正因這場論戰，蔡元培對「兼容並包」的思想詮釋才得以揚名，作為大學理念的「兼容並包」才真正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可謂將五四之前社會各界的目光集中於此，「雖僅為文化一方麵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136]其實，蔡、林二人論戰不過是一來一回一個回合：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刊發了林紓所撰《致蔡鶴卿元培太史書》，該文批評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同日，蔡元培即撰寫回信，對林所指責的兩個方麵逐一駁斥，於3月21日首先刊於《北京大學日刊》上，題為《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此後，林紓又於3月24日在《公言報》上發表《林琴南再答蔡鶴卿書》，除對蔡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感到「欣慰」外，承認自己聽信失實傳聞，請蔡元培原諒。蔡對此未予回應。蔡、林二人的論戰即告結束。據何思源回憶，「該期《日刊》出版時，北大紅樓前院擠滿了人，爭相購買，有的一人購買幾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時間幾千張報紙就被搶購一空」。[137]論戰中，蔡元培雖僅回復兩函，即《致〈公言報〉函》及《答林琴南函》，卻得到北大內部趨新勢力最強有力的支持，在此輪「新舊之爭」[138]中占得先機。
1918年，在秋季開學典禮上，蔡元培對北大一年的情況做了總結：「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為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又如設進德會，書法、畫法、樂理研究會，開校役夜班，助成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等，均為養成學生人格起見。……一年以來，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於數、理、化等學外，兼徵集全國生物標本，並與法京『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近並鑑於文科學生輕忽自然科學、理科學生輕忽文學、哲學之弊，為溝通文、理兩科之計畫。望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專己守殘之習也。」[131]盡管蔡元培仍不忘提醒北大師生「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但還是無法掩蓋他在語氣之中表露出的自得之意。
第三節 開出風氣與釀成潮流
蔡元培聚攏人才與重塑學風的努力，不僅使北大校內的麵貌開始發生變化，作為校長的蔡元培也逐漸得到北大校內教職員與學生的認同。蔡元培革新北大，影響不止於北大一校，而是「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132]顧頡剛晚年回憶說：「北大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引導學生自由思想並做社會活動，積了四五年的力量，於是有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北大就一躍而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者。」[133]所以，本節選擇了兩個有代表性的事件——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林（紓）論戰與五四之後全國學界掀起的「挽蔡」運動，旨在說明蔡元培如何從一校之長而成為學界領袖，這對學界評價蔡元培出長北大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 蔡林論戰的社會意義
1919年1月，學術性刊物《北京大學月刊》正式創刊發行。定位於「北京大學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發揮思想，披露心得之機關雜誌」，以刊登學術著述，「介紹東西洋最新最精之學術思想為主」，也登載一些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和譯文。[134]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的發刊詞中就曾明言，《北京大學月刊》創刊的目的之一即為「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各方麵的意見均可通過《北京大學月刊》宣布，「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正是在這份發刊詞中，蔡元培首次明確把「兼容並包」與北大改革聯繫到一起。他將大學看作「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希望大學能做到《禮記·中庸》所言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135]
盡管蔡元培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圍繞著「兼收並蓄之主義」立論，但在時人眼中，其影響力相當有限。就連蔡元培也並不十分篤定《北京大學月刊》「是否能副此希望」。再加上此後一戰勝利的消息迅速占據了整個社會輿論的中心，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提出的「兼容並包」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很難與大學理念畫等號，完成兩者勾連的正是《〈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發表四個月之後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正因這場論戰，蔡元培對「兼容並包」的思想詮釋才得以揚名，作為大學理念的「兼容並包」才真正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可謂將五四之前社會各界的目光集中於此，「雖僅為文化一方麵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136]其實，蔡、林二人論戰不過是一來一回一個回合：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刊發了林紓所撰《致蔡鶴卿元培太史書》，該文批評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同日，蔡元培即撰寫回信，對林所指責的兩個方麵逐一駁斥，於3月21日首先刊於《北京大學日刊》上，題為《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此後，林紓又於3月24日在《公言報》上發表《林琴南再答蔡鶴卿書》，除對蔡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感到「欣慰」外，承認自己聽信失實傳聞，請蔡元培原諒。蔡對此未予回應。蔡、林二人的論戰即告結束。據何思源回憶，「該期《日刊》出版時，北大紅樓前院擠滿了人，爭相購買，有的一人購買幾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時間幾千張報紙就被搶購一空」。[137]論戰中，蔡元培雖僅回復兩函，即《致〈公言報〉函》及《答林琴南函》，卻得到北大內部趨新勢力最強有力的支持，在此輪「新舊之爭」[138]中占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