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關注大屠殺主題，美國學者羅森菲爾德（alvin h. rosenfeld）對《安妮日記》作者、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自二戰後近60年形象變化的考察，則從史學實踐的層麵證明了「歷史記憶」的連續性與斷裂性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考察了安妮·弗蘭克及《安妮日記》如何通過舞台劇、電影、傳記等方式不斷被重新書寫，也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的過程，進而指出，雖然安妮·弗蘭克的名字仍將被記住，但具有「操作性」的「修辭行為」卻逐漸「違背了歷史記憶和對真理本身的誠實」，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記住她的方式卻會有損於記憶納粹屠猶本身的歷史準確性和道德責任感」。[32]
阿萊達·阿斯曼進一步指出，記憶與遺忘都有「破壞和治癒的作用」，何者占據優勢地位取決於具體的歷史語境，「尤其是具體語境中居於支配地位的文化價值觀和總體形勢」。二戰後，德國選擇走出戰爭，因此選擇「交際性緘默」的遺忘策略，與「復興的精神和麵向未來的情懷聯繫在一起」。1980年代之後，遺忘與記憶的性質互換，遺忘開始被認定是消極的，是與否認、掩蓋聯繫在一起的；而原來意味著固守過去、帶有復仇等負麵意義的記憶，則被定義為「具有治療作用的倫理責任」。[33]
從一定程度上說，正是「回憶的鏈索」將「此時的過去」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34]不過，正如約恩·呂森（j?rn rusen）教授指出的，「不是每個記憶自身都是一個歷史的記憶，隻有當這個記憶超越了這個人或者群體的人生階段的限製，才應該說有某種『歷史的』記憶」。[35]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以「記憶」的視角介入歷史之中，也成為勾連歷史與現實的一條路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近代民族-國家理解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munities）。他認為，通過紀念場所、紀念日、紀念活動等文化符碼和行為而得以保存、展示和延續的共同的「歷史記憶」，正是維繫這個共同體的紐帶。[36]在塑造民族-國家這個主題之下，美國學者巴裏·施瓦茨（barry schwartz）則分別考察了美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及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形象在幾代美國人心中經歷的變化，從另一側麵論證了記憶實際上是一個不斷變動的建構過程（constructive process）；同時，變化的林肯記憶中也存在某些維續的層麵，所以，「集體記憶既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積累性的建構，也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穿插式（episodic）的建構」。[37]
與西方學界相比，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個案分析，中文學界起步都較晚，但也已湧現出不少有分量的成果。較早開始關注「歷史記憶」問題的是台灣學者王明珂。他提出「根基歷史」（primordial history）的概念，採取了「將史料作為一種社會記憶遺存」的新態度。[38]在分析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關係時，他表示：
社會記憶由人群當代的經驗與過去的歷史、神話、傳說等構成，藉由文獻、口述、行為儀式（各種慶典、紀念儀式與討論會）與形象化物體（如名人畫像、塑像，以及與某些記憶相關聯的地形、地貌等等）為媒介，這些社會記憶在一個社會中保存、流傳。社會中的許多次群體，如職業群體、政治群體、地域群體、血緣與假血緣群體等等，都創造、保存與強化各群體的集體記憶。在一個社會中，社會記憶不斷地被集體創造、修正與遺忘。因此，凝聚一個社會（及各次級社會群體）的「記憶」是一種相當多元的、易變的綜合體。[39]
圍繞族群認同等問題，他通過重新審視特定文化社會中的「歷史心性」產生的不同歷史記憶，考察了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40]
王明珂還曾對「集體記憶」、「社會記憶」與「歷史記憶」進行過簡單區分。相對來說，「歷史記憶」所指範疇更小，是表示以「歷史」的形式出現在一社會中的記憶部分，強調的是與民族、族群或社會群體的根基性情感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s）。[41]也就是說，「歷史記憶」同時也是作為歷史序列中的一環而參與到歷史過程本身的建構之中的。
孫江、黃東蘭、王笛等人分任主編的「新社會史」叢書已經出版了三輯。作為「新社會史的嚐試」，「記憶」一直是重要的論題之一。其中，潘光哲對華盛頓神話在晚清中國的創造與傳衍的分析，黃東蘭對「嶽飛廟」創造的公共記憶更替的考察，黃克武對史可法歷史形象變遷的討論，陳蘊茜對上海外灘公園在形成民族集體記憶之中作用的考察，孫江關於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黃帝敘述的分析，皆是在全新的問題意識引導下的嚐試。他們分別選擇了以往研究較少關注的層麵和較少注意到的史料，可以說是一種對歷史認識論層麵的重新思考。[42]趙世瑜也從「歷史記憶」的角度，將「傳說」納入討論的史料範圍，集中分析了太陽生日傳說、山西大槐樹傳說等多個個案，這些可以看作其一直倡導的社會史視角的具體實踐。[43]盧元偉則通過對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幾個版本的文本分析，考察了不同時代林則徐形象的差異及造成這些差異的文化歷史因素。不過，文章整體分析略嫌簡略，不免影響了其最終的解釋力。[44]此外，景軍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專著《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的歷史、權力和道德》也選擇了從「社會記憶的理論角度」切入，通過細緻而深入的田野調查，重構了甘肅省大川村供奉孔子與當地祖先廟宇重建的歷史進程，進而考察了與廟宇相關的儀式知識、族譜寫作、民眾觀念中的村史等具體問題。他關注的焦點在於，記憶是如何通過以大川孔廟為中心的活動被表述和傳達，以及人們是如何運用記憶重構各種社會關係的。[45]
阿萊達·阿斯曼進一步指出，記憶與遺忘都有「破壞和治癒的作用」，何者占據優勢地位取決於具體的歷史語境，「尤其是具體語境中居於支配地位的文化價值觀和總體形勢」。二戰後，德國選擇走出戰爭，因此選擇「交際性緘默」的遺忘策略，與「復興的精神和麵向未來的情懷聯繫在一起」。1980年代之後，遺忘與記憶的性質互換，遺忘開始被認定是消極的，是與否認、掩蓋聯繫在一起的；而原來意味著固守過去、帶有復仇等負麵意義的記憶，則被定義為「具有治療作用的倫理責任」。[33]
從一定程度上說，正是「回憶的鏈索」將「此時的過去」和「彼時的、更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34]不過，正如約恩·呂森（j?rn rusen）教授指出的，「不是每個記憶自身都是一個歷史的記憶，隻有當這個記憶超越了這個人或者群體的人生階段的限製，才應該說有某種『歷史的』記憶」。[35]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以「記憶」的視角介入歷史之中，也成為勾連歷史與現實的一條路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近代民族-國家理解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munities）。他認為，通過紀念場所、紀念日、紀念活動等文化符碼和行為而得以保存、展示和延續的共同的「歷史記憶」，正是維繫這個共同體的紐帶。[36]在塑造民族-國家這個主題之下，美國學者巴裏·施瓦茨（barry schwartz）則分別考察了美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及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形象在幾代美國人心中經歷的變化，從另一側麵論證了記憶實際上是一個不斷變動的建構過程（constructive process）；同時，變化的林肯記憶中也存在某些維續的層麵，所以，「集體記憶既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積累性的建構，也可以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穿插式（episodic）的建構」。[37]
與西方學界相比，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個案分析，中文學界起步都較晚，但也已湧現出不少有分量的成果。較早開始關注「歷史記憶」問題的是台灣學者王明珂。他提出「根基歷史」（primordial history）的概念，採取了「將史料作為一種社會記憶遺存」的新態度。[38]在分析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關係時，他表示：
社會記憶由人群當代的經驗與過去的歷史、神話、傳說等構成，藉由文獻、口述、行為儀式（各種慶典、紀念儀式與討論會）與形象化物體（如名人畫像、塑像，以及與某些記憶相關聯的地形、地貌等等）為媒介，這些社會記憶在一個社會中保存、流傳。社會中的許多次群體，如職業群體、政治群體、地域群體、血緣與假血緣群體等等，都創造、保存與強化各群體的集體記憶。在一個社會中，社會記憶不斷地被集體創造、修正與遺忘。因此，凝聚一個社會（及各次級社會群體）的「記憶」是一種相當多元的、易變的綜合體。[39]
圍繞族群認同等問題，他通過重新審視特定文化社會中的「歷史心性」產生的不同歷史記憶，考察了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40]
王明珂還曾對「集體記憶」、「社會記憶」與「歷史記憶」進行過簡單區分。相對來說，「歷史記憶」所指範疇更小，是表示以「歷史」的形式出現在一社會中的記憶部分，強調的是與民族、族群或社會群體的根基性情感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s）。[41]也就是說，「歷史記憶」同時也是作為歷史序列中的一環而參與到歷史過程本身的建構之中的。
孫江、黃東蘭、王笛等人分任主編的「新社會史」叢書已經出版了三輯。作為「新社會史的嚐試」，「記憶」一直是重要的論題之一。其中，潘光哲對華盛頓神話在晚清中國的創造與傳衍的分析，黃東蘭對「嶽飛廟」創造的公共記憶更替的考察，黃克武對史可法歷史形象變遷的討論，陳蘊茜對上海外灘公園在形成民族集體記憶之中作用的考察，孫江關於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黃帝敘述的分析，皆是在全新的問題意識引導下的嚐試。他們分別選擇了以往研究較少關注的層麵和較少注意到的史料，可以說是一種對歷史認識論層麵的重新思考。[42]趙世瑜也從「歷史記憶」的角度，將「傳說」納入討論的史料範圍，集中分析了太陽生日傳說、山西大槐樹傳說等多個個案，這些可以看作其一直倡導的社會史視角的具體實踐。[43]盧元偉則通過對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幾個版本的文本分析，考察了不同時代林則徐形象的差異及造成這些差異的文化歷史因素。不過，文章整體分析略嫌簡略，不免影響了其最終的解釋力。[44]此外，景軍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專著《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的歷史、權力和道德》也選擇了從「社會記憶的理論角度」切入，通過細緻而深入的田野調查，重構了甘肅省大川村供奉孔子與當地祖先廟宇重建的歷史進程，進而考察了與廟宇相關的儀式知識、族譜寫作、民眾觀念中的村史等具體問題。他關注的焦點在於，記憶是如何通過以大川孔廟為中心的活動被表述和傳達，以及人們是如何運用記憶重構各種社會關係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