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潘光哲、李恭忠等人對「國父」稱謂與孫中山如何關聯起來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歷史記憶」視角下的嚐試。潘光哲的專著《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描繪了美國總統華盛頓的形象在近代中國的「接受史」，勾勒出華盛頓的形象在近代中國產生的各式各樣的迴響及其政治效果。他重點考察的是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華盛頓神話」對孫中山走向「國父」聖壇及形成「孫中山崇拜」的影響。[46]李恭忠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的專著《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則可看作對潘光哲已有的「孫中山崇拜」研究的新擴展。作者轉換了以往孫中山研究的一貫思路，從「生前」推展至「死後」，以孫中山逝世後的葬事操辦為個案，從墓葬與政治的關係入手，探討了中山陵作為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營造過程，剖析了孫中山成為「國父」歷史記憶的形成與民國再造之間的關係。[47]
具體到與本書主題相關的研究，大體集中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記憶的考察，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一書的最後部分以及其他一些論文中，選擇從記憶角度切入論題，重點對五四以後知識分子對「五四」的記憶和闡釋進行了討論。[48]羅誌田在《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文中，則以《世界學生》雜誌1942年的「五四特輯」為個案，探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當事人在從歷史角度紀念「五四」時，如何有意無意地對歷史進行了「再創造」。[49]
從以上簡短的回顧可以看出，中文學界的研究基本上圍繞著「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等主題進行討論。盡管在各自的論述中存在著「集體記憶」、「社會記憶」、「歷史記憶」（history memory）等諸多提法，但大多數研究者皆能從各自的研究文本出發，根據具體的論述需要選取相應的中心概念。可以說，研究者對各式「記憶」的基本內涵及其背後的方法論預設都有較為一致的認識，差別隻是在於所使用的概念外延的大小。[50]在史學研究領域，與西方學界由關注二戰大屠殺而掀起歷史記憶討論熱潮不同，中文學界開始關註記憶問題是在社會史研究持續升溫的背景之下而展開的。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學術追求，中文學界相關的研究也多少帶有社會史研究的特點，即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以及方法論層麵持續深入的討論。而在研究對象和主題的選擇上，也大多仍在社會史或政治史的基本範疇之內。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與其說是給冠有各種頭銜的「記憶」披上一種嚴格學術理論的外衣，毋寧說它們更傾向於是一種切入問題的視角，或者說是看待歷史、解釋歷史的一種態度。
三 史料狀況與研究回顧
蔡元培位尊名顯，歷經晚清至民國的社會巨變，既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由於他在近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僅其論著得以係統收集、整理，與之相關的其他史料也大部分得到保存。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有關蔡元培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研究也有了厚重的學術積累，湧現出相當數量的專著、論文。
蔡元培在世之時，除其自行出版或參與編寫的書籍之外，由於其特殊的影響力，相關生平資料和言論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已展開，其中以新潮社於1920年9月編輯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最為典型。此書收錄蔡元培傳略一篇，言論部分分為六大類，分別為關於最重大普遍的問題，教育問題，有關北京大學問題，關於中西文化溝通的問題，一些普通的問題及範圍較小、關係較輕的問題，共計84篇。另有《華工學校講義》及有關大學改製問題三篇作為附錄。[51]但全書整體編排太過倉促，有不少錯訛之處。蔡元培自己就曾親自校閱，發現排印錯誤79處。[52]1933年，上海廣益書局也以類似的形式出版了《蔡元培言行錄》，分美育、思潮、文化運動、教育、演說、雜著六部分，共122篇。書前有《敬致讀者諸君》《蔡孑民先生年記》《言行雜記》等。雖然蔡元培生前曾有請高平叔代為搜集整理，自編文集的打算，但因戰亂等一直未能如願，直到1943年為配合重慶各界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舉行的紀念活動，高平叔編輯的《蔡孑民先生傳略》才得以出版。該書收錄了高平叔所記蔡元培口述的《傳略》（下）及所藏幾篇傳記，並由吳稚暉、朱家驊作序，黃炎培撰寫跋語。
蔡元培逝世後，追憶其生前事跡的回憶類文章陸續發表。作者多為與蔡元培相識之人，記錄內容也多為對蔡元培生前往事的回顧，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如1941年浙江研究社出版了《蔡孑民先生紀念集》，選輯悼念和紀念蔡元培的電文、輓聯、講話、新聞報導、回憶文章，從不同側麵或某一片斷反映了蔡元培的生平事跡和思想，對他一生的思想、學術、人格給予了高度評價。此外，像《大公報》《中央日報》《晨報》《宇宙風·乙刊》等各大報刊也多有紀念特輯出版。
蔡尚思的《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完稿於1941年，因戰亂等延至195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是研究蔡元培思想最早一部專著。此書從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等多個學科，分別介紹了蔡元培的貢獻，以此說明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緊密關係。對於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作者認為是時勢與英雄兩者相互配合的結果，也就是說，蔡元培在北洋軍閥時代而非清政府或國民政府時期主持北大，開闢了北大的新局麵，正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53]此書試圖從多側麵介紹蔡元培的學術思想，但所陳條目過多過細，致使內容較為鬆散，又未能把蔡氏的思想和活動結合起來考察，予人以割裂之感。
具體到與本書主題相關的研究，大體集中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記憶的考察，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一書的最後部分以及其他一些論文中，選擇從記憶角度切入論題，重點對五四以後知識分子對「五四」的記憶和闡釋進行了討論。[48]羅誌田在《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文中，則以《世界學生》雜誌1942年的「五四特輯」為個案，探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當事人在從歷史角度紀念「五四」時，如何有意無意地對歷史進行了「再創造」。[49]
從以上簡短的回顧可以看出，中文學界的研究基本上圍繞著「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等主題進行討論。盡管在各自的論述中存在著「集體記憶」、「社會記憶」、「歷史記憶」（history memory）等諸多提法，但大多數研究者皆能從各自的研究文本出發，根據具體的論述需要選取相應的中心概念。可以說，研究者對各式「記憶」的基本內涵及其背後的方法論預設都有較為一致的認識，差別隻是在於所使用的概念外延的大小。[50]在史學研究領域，與西方學界由關注二戰大屠殺而掀起歷史記憶討論熱潮不同，中文學界開始關註記憶問題是在社會史研究持續升溫的背景之下而展開的。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學術追求，中文學界相關的研究也多少帶有社會史研究的特點，即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以及方法論層麵持續深入的討論。而在研究對象和主題的選擇上，也大多仍在社會史或政治史的基本範疇之內。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與其說是給冠有各種頭銜的「記憶」披上一種嚴格學術理論的外衣，毋寧說它們更傾向於是一種切入問題的視角，或者說是看待歷史、解釋歷史的一種態度。
三 史料狀況與研究回顧
蔡元培位尊名顯，歷經晚清至民國的社會巨變，既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由於他在近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僅其論著得以係統收集、整理，與之相關的其他史料也大部分得到保存。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有關蔡元培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研究也有了厚重的學術積累，湧現出相當數量的專著、論文。
蔡元培在世之時，除其自行出版或參與編寫的書籍之外，由於其特殊的影響力，相關生平資料和言論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已展開，其中以新潮社於1920年9月編輯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最為典型。此書收錄蔡元培傳略一篇，言論部分分為六大類，分別為關於最重大普遍的問題，教育問題，有關北京大學問題，關於中西文化溝通的問題，一些普通的問題及範圍較小、關係較輕的問題，共計84篇。另有《華工學校講義》及有關大學改製問題三篇作為附錄。[51]但全書整體編排太過倉促，有不少錯訛之處。蔡元培自己就曾親自校閱，發現排印錯誤79處。[52]1933年，上海廣益書局也以類似的形式出版了《蔡元培言行錄》，分美育、思潮、文化運動、教育、演說、雜著六部分，共122篇。書前有《敬致讀者諸君》《蔡孑民先生年記》《言行雜記》等。雖然蔡元培生前曾有請高平叔代為搜集整理，自編文集的打算，但因戰亂等一直未能如願，直到1943年為配合重慶各界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舉行的紀念活動，高平叔編輯的《蔡孑民先生傳略》才得以出版。該書收錄了高平叔所記蔡元培口述的《傳略》（下）及所藏幾篇傳記，並由吳稚暉、朱家驊作序，黃炎培撰寫跋語。
蔡元培逝世後，追憶其生前事跡的回憶類文章陸續發表。作者多為與蔡元培相識之人，記錄內容也多為對蔡元培生前往事的回顧，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如1941年浙江研究社出版了《蔡孑民先生紀念集》，選輯悼念和紀念蔡元培的電文、輓聯、講話、新聞報導、回憶文章，從不同側麵或某一片斷反映了蔡元培的生平事跡和思想，對他一生的思想、學術、人格給予了高度評價。此外，像《大公報》《中央日報》《晨報》《宇宙風·乙刊》等各大報刊也多有紀念特輯出版。
蔡尚思的《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完稿於1941年，因戰亂等延至195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是研究蔡元培思想最早一部專著。此書從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等多個學科，分別介紹了蔡元培的貢獻，以此說明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緊密關係。對於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作者認為是時勢與英雄兩者相互配合的結果，也就是說，蔡元培在北洋軍閥時代而非清政府或國民政府時期主持北大，開闢了北大的新局麵，正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53]此書試圖從多側麵介紹蔡元培的學術思想，但所陳條目過多過細，致使內容較為鬆散，又未能把蔡氏的思想和活動結合起來考察，予人以割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