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目前學界的研究已經有了深厚的學術積累。[2]與之相關的大部分問題，如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背景、具體過程及後世影響等，學界都已有了較為一致的判斷和理解。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認識已經成為理解和詮釋蔡元培民國教育實踐的「常識」。不過，「常識」有時也會有意無意地遮蔽或掩蓋歷史本身應有的多姿多彩，某些太過大而化之的寫意描述，反而使蔡元培在「炙手可熱」的研究中缺少了些許人性的光彩。梁漱溟嚐言，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革「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3]如何開風氣，如何釀潮流，非短期可以預見，需要在較長時間的學術積累與歷史沉澱之後才能更加彰顯。比如說，蔡元培在長校期間給北大帶來了多大程度的變化？這些變化該以何種標準來衡量？當時的北大教師與學生以及其他大學如何看待蔡元培和北大？對蔡元培的詮釋與時代主題的變化是否也存在著互動？如果這種互動存在，它又是怎樣影響對蔡元培教育理念與實踐的解讀的？這些都是以往研究關注不夠、未能盡然解決的問題。
近代中國大學是在移植西方大學製度與承襲中國已有的教育學術傳統共同作用下建立起來的。蔡元培出長北大期間諸多雜糅中西的思想與製度上的革新，重塑了北大自身的品格和傳統，不僅被視為近代大學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也逐漸成了近代大學改革的精神象徵。不妨先看三段論述。
1978年5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先生參加了蔡元培墓竣工典禮之後感慨地說：「在學術『自由』、『容忍』與『尊嚴』的理念導引下，蔡先生為學術建立一個超越於現實政治（當時的北洋軍閥），社會勢力（當時輿論對他領導的北大絕不是沒有批評的）之外的天地，一個純淨的、獨立的學術天地。……蔡先生一度建立的具實的學術天地，已成為一象徵的學術世界。這個象徵的學術世界是百家爭鳴、千岩競秀的世界，它是讀書人所永遠夢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徵的存在也必將是永恆的！」[4]
1998年5月，在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南開大學教授高平叔提交論文《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總結了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他認為，盡管蔡元培長校時間不長，「但他在北大所奠定的民主與科學的優良傳統，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卻一直綿續下去，垂諸久遠。而且它的影響極為深廣，遠遠超越北京大學一校的範圍」。[5]
2005年4月，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韓水法以《世上已無蔡元培》為題，麵對悄然落幕的北大人事改革，感慨道：「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我們怎麽來麵對今天中國的大學改革？」[6]
表麵看來，列舉相隔近三十年的三則引文有些突兀，不過，無論是曾為蔡元培撰寫口述自傳的高平叔，還是曾為新亞書院院長的金耀基，抑或是當下北大燕園一分子的韓水法，表達出的都是對蔡元培的歷史地位基本相同的體認，即都把蔡元培置於超越個人層麵的思想史上進行討論，將其代表的北京大學的基本品格與傳統作為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精神的象徵。這種由個人意義上升到普遍意義的超越，根源於蔡元培在民國教育學術界的特殊地位與實際成就。盡管論者更多是從經驗層麵而非嚴格學術層麵強調蔡元培的象徵意義，但其合理性正體現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之中。蔡元培獲得的超越個人意義的解讀正是在歷史與現實的勾連中實現的。這種基於經驗層麵的解讀，特別是民國教育學術親歷者的體悟，殊為珍貴。不過，若進一步追問對蔡元培的詮釋是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勾連中形成，如何發揮作用，進而又是如何影響近代中國大學發展的，僅限於經驗層麵的描述性判斷則略顯出解釋力的單薄。
伴隨著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掀起的追溯北大歷史的熱潮，蔡元培出長北大期間的歷史也與梳理中國大學傳統、提煉中國大學精神、展望21世紀大學發展等一係列討論聯繫到一起。以此為契機，不少有關北大歷史與蔡元培思想實踐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7]與從經驗層麵討論蔡元培的超越意義相比，蔡元培在北大的諸多革新被視作中國大學精神的象徵，且開始以一種學術化姿態呈現。盡管有學者在研究策略和敘述筆調上選擇了「第三種筆墨」[8]，但從學界整體研究熱點來看，對蔡元培超越個人意義的解讀還是在中國大學精神的內涵、特徵等結構性框架「規範」下逐漸走向了抽象化和概念化。[9]大部分討論大學精神的著作皆採取了相似的敘述策略。具體來說，更關注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的十餘年間，尤其是1917～1923年實際長校期間的歷史，通過對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治校方針、教師聘任、課程設置、學製改革等方麵的考察，對比蔡元培長校前後北大的變化，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新的學術風氣開放與政治覺醒，以此證明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進而抽象出若幹描述性特徵作為中國大學精神的代表。作為一種研究取向，以預設的邏輯框架將對蔡元培的詮釋分割為若幹抽象化的概念，固然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抽象化、概念化的框架排斥的正是社會中感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反而將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進程簡單化。這種基於抽象層麵的討論，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解歧義、史實模糊等諸多問題，反而為理解蔡元培的思想與實踐帶來混亂。
近代中國大學是在移植西方大學製度與承襲中國已有的教育學術傳統共同作用下建立起來的。蔡元培出長北大期間諸多雜糅中西的思想與製度上的革新，重塑了北大自身的品格和傳統，不僅被視為近代大學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也逐漸成了近代大學改革的精神象徵。不妨先看三段論述。
1978年5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先生參加了蔡元培墓竣工典禮之後感慨地說：「在學術『自由』、『容忍』與『尊嚴』的理念導引下，蔡先生為學術建立一個超越於現實政治（當時的北洋軍閥），社會勢力（當時輿論對他領導的北大絕不是沒有批評的）之外的天地，一個純淨的、獨立的學術天地。……蔡先生一度建立的具實的學術天地，已成為一象徵的學術世界。這個象徵的學術世界是百家爭鳴、千岩競秀的世界，它是讀書人所永遠夢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徵的存在也必將是永恆的！」[4]
1998年5月，在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南開大學教授高平叔提交論文《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總結了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他認為，盡管蔡元培長校時間不長，「但他在北大所奠定的民主與科學的優良傳統，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卻一直綿續下去，垂諸久遠。而且它的影響極為深廣，遠遠超越北京大學一校的範圍」。[5]
2005年4月，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韓水法以《世上已無蔡元培》為題，麵對悄然落幕的北大人事改革，感慨道：「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我們怎麽來麵對今天中國的大學改革？」[6]
表麵看來，列舉相隔近三十年的三則引文有些突兀，不過，無論是曾為蔡元培撰寫口述自傳的高平叔，還是曾為新亞書院院長的金耀基，抑或是當下北大燕園一分子的韓水法，表達出的都是對蔡元培的歷史地位基本相同的體認，即都把蔡元培置於超越個人層麵的思想史上進行討論，將其代表的北京大學的基本品格與傳統作為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精神的象徵。這種由個人意義上升到普遍意義的超越，根源於蔡元培在民國教育學術界的特殊地位與實際成就。盡管論者更多是從經驗層麵而非嚴格學術層麵強調蔡元培的象徵意義，但其合理性正體現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之中。蔡元培獲得的超越個人意義的解讀正是在歷史與現實的勾連中實現的。這種基於經驗層麵的解讀，特別是民國教育學術親歷者的體悟，殊為珍貴。不過，若進一步追問對蔡元培的詮釋是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勾連中形成，如何發揮作用，進而又是如何影響近代中國大學發展的，僅限於經驗層麵的描述性判斷則略顯出解釋力的單薄。
伴隨著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掀起的追溯北大歷史的熱潮，蔡元培出長北大期間的歷史也與梳理中國大學傳統、提煉中國大學精神、展望21世紀大學發展等一係列討論聯繫到一起。以此為契機，不少有關北大歷史與蔡元培思想實踐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7]與從經驗層麵討論蔡元培的超越意義相比，蔡元培在北大的諸多革新被視作中國大學精神的象徵，且開始以一種學術化姿態呈現。盡管有學者在研究策略和敘述筆調上選擇了「第三種筆墨」[8]，但從學界整體研究熱點來看，對蔡元培超越個人意義的解讀還是在中國大學精神的內涵、特徵等結構性框架「規範」下逐漸走向了抽象化和概念化。[9]大部分討論大學精神的著作皆採取了相似的敘述策略。具體來說，更關注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的十餘年間，尤其是1917～1923年實際長校期間的歷史，通過對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治校方針、教師聘任、課程設置、學製改革等方麵的考察，對比蔡元培長校前後北大的變化，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新的學術風氣開放與政治覺醒，以此證明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進而抽象出若幹描述性特徵作為中國大學精神的代表。作為一種研究取向，以預設的邏輯框架將對蔡元培的詮釋分割為若幹抽象化的概念，固然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抽象化、概念化的框架排斥的正是社會中感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反而將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進程簡單化。這種基於抽象層麵的討論，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解歧義、史實模糊等諸多問題，反而為理解蔡元培的思想與實踐帶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