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早在1916年的白話詩《孔丘》中就說過,「知其不可而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12]這是真解悟,大約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終生實行之。同時胡適又一向「寧可失之忠厚」,此次雖然確實生氣,仍委婉出之,對國人寄予厚望。有望才有怨,怨是為瞭望。一代哲人正是在這怨和望交織之中與世長辭。後人若隻看見那開頭的生氣,忘掉了臨去的微笑,實在是看輕了胡適之!


    * * *


    拙書初版一年後的1996年9月,承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到那裏做了關於胡適的專題演講。其間也曾前往毗鄰的胡適公園墓前憑弔,思緒萬千之中,仿佛仍看見胡適那臨去的微笑。也許,後人最好的紀念,便是同樣報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論耶穌說:


    他們想念你,你還是你;


    他們不想念你,你還是你;


    就是他們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罵你,你還是你。[13]


    就影響的廣狹來說,以胡適比耶穌,或有些「擬人不倫」(傅先生是把耶穌看作人類之一的)。若不以功業論,則胡適秉承的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說,「終是人類向著『人性』上走的無盡長階上一個石級」。我們能不向此長階上的石級報以微微一笑,在


    這微微一笑之中,想像他的普遍而又不滅的價值![14]


    * * *


    [1]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109、211頁。


    [2] 《談話錄》,第179頁。


    [3] 《談話錄》,第302—303頁。


    [4] 轉引自《談話錄》,第269頁。


    [5] 《談話錄》,第232頁。


    [6] 《年譜長編》第10冊,第3801—3806頁。


    [7] 《談話錄》,第232—233、272—274頁。


    [8] 《談話錄》,第264—265、54、272頁。


    [9] 本段及下段參閱《談話錄》,第268、276頁。


    [10] 《談話錄》,第272—274頁。


    [11] 《談話錄》,第300頁。


    [12] 《致胡近仁信》(1916年9月4日),《胡適研究叢錄》,第209—210頁。


    [13] 傅斯年:《前倨後恭》,《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第784—785頁。


    [14] 按傅詩原句為「證明你的普遍而又不滅的價值」,冒昧易數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羅誌田著.—修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2


    (近世中國)


    isbn 978-7-5097-7072-6


    1.1再… 2.1羅… 3.1胡適(1891~1962)-傳記 4.1k825.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19374號


    ·近世中國·


    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修訂本)


    著者/羅誌田


    出版人/謝壽光


    項目統籌/宋榮欣


    責任編輯/趙薇 馬爰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代史編輯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環中路甲29號院華龍大廈 郵編:100029


    網址:.ss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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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裝/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規格/開本:787mmx1092mm 1/16


    印張:23.75 字數:370千字


    版次/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5097-7072-6


    定價/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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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長校,1917~1922第一節 現實境遇與思想資源


    第二節 延攬人才與重塑學風


    第三節 開出風氣與釀成潮流


    小結


    第二章 辭離,1923~1926第一節 懷疑之聲漸起:1923年辭職風潮


    第二節 已有微詞:1926年復職風波


    小結


    第三章 淡出,1927~1930第一節 北伐前後的南北教育界


    第二節 蔡元培與北平大學區風潮


    小結


    第四章 紀念,1917~1949第一節 北大校慶紀念中的「蔡元培」


    第二節 蔡元培紀念儀式之解讀


    第三節 作為思想資源的「蔡元培」


    小結


    餘論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緒論


    一 問題緣起


    蔡元培從清朝翰林公到積極投身反清革命,從興辦新學、遊學歐洲到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無論是從聲望、資歷還是從對教育的實際影響來衡量,民國教育界中恐怕難有出其右者。比起其他近代教育思想家與實踐家,蔡元培已經超越具體的教育領域而具有思想文化的精神意義。


    誠如約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1]杜威的這段評價是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從某種層麵上說,無論作為歷史過往的杜威或其他的同時代者,還是棲身於當下的諸多研究者,皆不過隻是蔡元培個人歷史的詮釋者。但是,當此後諸多研究者不斷重複引用杜威的評價之時,杜威詮釋者的角色就已經開始逐漸淡去,歷史敘述便成為另一種「歷史」。與其說研究者在不斷引證中達成了對蔡元培民國教育實踐看似一致的理解,毋寧說引證背後也暗含各個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立場、歷史觀念與價值取向。這裏並非否定杜威敏銳的觀察和準確的歷史評價,更不是要抹殺蔡元培在民國教育學術理論與實踐中無可替代的貢獻,而是意欲追問:這種不斷追述、疊加的敘述方式是否給對蔡元培的詮釋帶來了影響?又該如何看待這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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