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擊胡適的文章中，有一位研究近代史者寫的長兩萬七千字文章，頗能道出一些關鍵。那人說：「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為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盤狹小得到了台灣了，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為道，非胡先生之學不為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為方法。」可見攻擊者中相當一部分人重的正是「地盤」。此人並攻擊胡把持庚款基金，胡適自辯說，他並未「吞沒」這些中基會的經費。但胡適自己未吞沒，並不意味著他沒有將其分給朋友。可知這也是學術界的舊怨再提，正與50年代大陸有些批判胡適的作者同。這一攻擊也從側麵證明胡頌平所說的胡適轉變台灣風氣的作用——胡適到了台灣後，「此地的學術界才有一個最高的中心領導人物，此地的風氣也轉變了」。[8]
而攻擊胡適最厲害的還是徐復觀。胡適講話後，徐在《民主評論》上撰文攻擊胡「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他「宣布」：胡適做中研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徐並指出，他這樣說，不是因為胡「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摔到廁所裏去了的招牌」。[9]
原來徐氏當年給胡適寫信的一個目的，是請他到東海大學演講。但胡適在東海大講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後來人走錯了路，就纏小腳寫律詩了。徐即席反駁說，纏足不是中國文化。胡再反問，如果纏了一千年的小腳還不算中國文化，那借鑑了大量佛教內容的宋元理學又算不算中國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錯了人，請來其思想的對立麵，大約從那時起就對胡十分不滿。蓄積既久，怨毒轉深，罵起人來不覺就忘了自己那時已是一個學者的身份了。但以學者而出此村婦罵街的詞語，就真有欲效小說中諸葛亮罵王朗之意，要置胡適於死地而後快了。後來有人說反胡派想乘胡適心髒病突發住院之際猛攻，手法狠毒，看來也不全是無的放矢。
胡適住院時，秘書等本想將此事瞞著，但到攻胡已發展到「立法委員」的質詢而成報紙新聞時，就瞞不住了。胡適自己也開始收集有關文章，自稱「我就是看了也不會生氣的」。但他馬上想起了當年楊杏佛罵他，他曾報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顯然是已很生氣，於是書寫前人詠彌勒佛的對子以自解：
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此公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可知他已覺此事「難容」了。到看了徐復觀的罵人文章，氣已甚大，自己也說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10]
一個多月後，1962年2月14日，胡適在中研院歡迎海外院士的酒會上發表了他最後一次講話。他說：「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鍾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講到此已動了感情，聲調開始激動，即請海外回來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監察院」等處批評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論自由；又請大家看台灣的二百多種雜誌，也「表示了我們的言論自由」。說到此突然煞住，顯然是心髒病發作，但仍掙紮著含笑與人握手，努力不要讓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終因心髒不支，仰身暈倒，從此再未醒來。[11]
胡適的這些話蘊涵著多重意思。人人當然都知道這裏有反說之意。他所列舉的言論自由的處所，正是當時「質詢」他的地方；代表言論自由的雜誌，也正是圍剿他的機構。以胡適的謹慎，竟然在有許多海外來客的公眾場合說出「圍剿」這樣的字眼，可知其生氣的程度已非一般。但胡適也不全是說反話。因為政府裏和雜誌上也都有人在為他說話。而且，胡適不能說——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認同的地方是個不講言論自由的地方。胡適是要給中國和世界留下一個「完整一致」的形象的，這是他許多時候雖已很勉強也不肯認錯的一個下意識的自我保護行為。如果胡適所認同的竟然與他此時所說的全然相反，那中國有一個胡適與沒有胡適不是就沒什麽區別了嗎？胡適的一生豈不成了一場大夢！胡適不肯信，也決不會信。
更重要的是，胡適這個「不可藥救的樂觀主義者」也確實還有深一層的希望。在內心的深處，他始終希望他的祖國、他的民族在他所構想的現代世界裏在任何方麵都不落人後，當然也包括在言論自由方麵。別人隻見他常說中國處處不如人，不知這正是處處在與人比，處處不欲落人後，其實也是一句「反話」！言下深藏的，恐怕是處處都要在人之上的長遠抱負；與孫中山想要淩駕於歐美之上，可謂兩心相通。這是他畢生的夢想、終極的追求。故胡適說這些告別之言時——雖然他不是要告別——很可能衷心希望他所說的全都是事實。他大概也希望他這一次的反話會使他的同胞，包括質詢和圍剿他的人，聽了這些話後能往言論自由的方向多走一步，這樣他的話終會更接近事實。
而攻擊胡適最厲害的還是徐復觀。胡適講話後，徐在《民主評論》上撰文攻擊胡「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他「宣布」：胡適做中研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徐並指出，他這樣說，不是因為胡「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摔到廁所裏去了的招牌」。[9]
原來徐氏當年給胡適寫信的一個目的，是請他到東海大學演講。但胡適在東海大講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後來人走錯了路，就纏小腳寫律詩了。徐即席反駁說，纏足不是中國文化。胡再反問，如果纏了一千年的小腳還不算中國文化，那借鑑了大量佛教內容的宋元理學又算不算中國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錯了人，請來其思想的對立麵，大約從那時起就對胡十分不滿。蓄積既久，怨毒轉深，罵起人來不覺就忘了自己那時已是一個學者的身份了。但以學者而出此村婦罵街的詞語，就真有欲效小說中諸葛亮罵王朗之意，要置胡適於死地而後快了。後來有人說反胡派想乘胡適心髒病突發住院之際猛攻，手法狠毒，看來也不全是無的放矢。
胡適住院時，秘書等本想將此事瞞著，但到攻胡已發展到「立法委員」的質詢而成報紙新聞時，就瞞不住了。胡適自己也開始收集有關文章，自稱「我就是看了也不會生氣的」。但他馬上想起了當年楊杏佛罵他，他曾報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顯然是已很生氣，於是書寫前人詠彌勒佛的對子以自解：
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此公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可知他已覺此事「難容」了。到看了徐復觀的罵人文章，氣已甚大，自己也說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10]
一個多月後，1962年2月14日，胡適在中研院歡迎海外院士的酒會上發表了他最後一次講話。他說：「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鍾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講到此已動了感情，聲調開始激動，即請海外回來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監察院」等處批評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論自由；又請大家看台灣的二百多種雜誌，也「表示了我們的言論自由」。說到此突然煞住，顯然是心髒病發作，但仍掙紮著含笑與人握手，努力不要讓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終因心髒不支，仰身暈倒，從此再未醒來。[11]
胡適的這些話蘊涵著多重意思。人人當然都知道這裏有反說之意。他所列舉的言論自由的處所，正是當時「質詢」他的地方；代表言論自由的雜誌，也正是圍剿他的機構。以胡適的謹慎，竟然在有許多海外來客的公眾場合說出「圍剿」這樣的字眼，可知其生氣的程度已非一般。但胡適也不全是說反話。因為政府裏和雜誌上也都有人在為他說話。而且，胡適不能說——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認同的地方是個不講言論自由的地方。胡適是要給中國和世界留下一個「完整一致」的形象的，這是他許多時候雖已很勉強也不肯認錯的一個下意識的自我保護行為。如果胡適所認同的竟然與他此時所說的全然相反，那中國有一個胡適與沒有胡適不是就沒什麽區別了嗎？胡適的一生豈不成了一場大夢！胡適不肯信，也決不會信。
更重要的是，胡適這個「不可藥救的樂觀主義者」也確實還有深一層的希望。在內心的深處，他始終希望他的祖國、他的民族在他所構想的現代世界裏在任何方麵都不落人後，當然也包括在言論自由方麵。別人隻見他常說中國處處不如人，不知這正是處處在與人比，處處不欲落人後，其實也是一句「反話」！言下深藏的，恐怕是處處都要在人之上的長遠抱負；與孫中山想要淩駕於歐美之上，可謂兩心相通。這是他畢生的夢想、終極的追求。故胡適說這些告別之言時——雖然他不是要告別——很可能衷心希望他所說的全都是事實。他大概也希望他這一次的反話會使他的同胞，包括質詢和圍剿他的人，聽了這些話後能往言論自由的方向多走一步，這樣他的話終會更接近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