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對引用這句「孔家店」的話顯然仍略帶抱歉之意，但都指出其在當時的「有用」和不能忘。傳統在這一特殊情形下不那麽理直氣壯地「復興」，其意義真有無數層次。進而言之，對許多知識精英來說，本來不太講規矩的武人嗜殺或「暴民」不珍惜人命，他們雖不舒服，還多少可以「諒解」；但南京治下殺人的厲害，卻更令他們難以接受，因為「南京政府的主持者不少思想清楚、眼光遠大的人」。如果「與軍閥說話是『對牛彈琴』，同暴民說話是『與虎謀皮』」的話，對「思想清楚、眼光遠大的人」，就應該有所忠告了。故前引《現代評論》那篇文章對南京提出：「我們希望不再見胡亂的殺人、不經正式法律手續的殺人，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而殺人。」
的確，南京方麵有著具正義象徵的著名知識人蔡元培和吳稚暉，且兩人都在「清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蔡元培或主要是起名義上的作用，吳稚暉則顯然比較積極地實際參與其事。《現代評論》另一篇署名文章說，中國這幾十年的擾亂，都是政黨之爭和武人之爭。就寧漢的對立言，「武漢派固然不即是共產派，然而卻是以共產派為中心的；南京派中雖不無武人專政之嫌，而卻是專為三民主義而反共的」。文章特別指出：「南京派中之蔣，我們不敢保他不是新軍閥；而蔡孑民、吳稚暉等，我們可相信不是純為軍閥作走狗的人。」[30]這裏的口氣雖已不那麽肯定，但對蔡、吳仍存基本的信任。
周作人在1927年7月的一篇文章裏挖苦說：「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吳稚暉先生因為孫傳芳以赤化罪名斬決江陰教員周剛直，大動公憤，寫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歟？》一文，登在北京報上；這回，吳先生卻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贊成這種殺法罷？大約因為調解勞資的公事太忙，沒有工夫來管這些閑事罷？——然而奇矣。」到發現吳氏不再「沉默」，反而發表贊成言論後，周氏再也忍不住，遂摘去紳士麵具，以「十字街頭」的方式罵道：「千年老尾既已顯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趨而過之可矣！」周作人所說的是吳氏在8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一封致汪精衛的信，說江浙「清黨」被殺的人「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雲雲」。周氏在舉出也有死得安詳從容的例子後，進而譴責說：「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髑髏為飲器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31]
與吳稚暉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在「清黨」時連寫三信給吳，要他提醒蔣介石：「這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劇」；希望能影響蔣的吳氏不要因緘默坐視而成為社會革命的阻力。「哪知稚老不獨不勸阻蔣氏懸崖勒馬，反而助紂為虐，幫著上演那出革命大悲劇」。最後，年輕氣盛的曹不能不說吳「言行相違，成為社會革命的叛徒，太使我們失望了」！據曹回憶，以往他給吳寫信，吳都「一定誠誠懇懇地回答」，獨有這一次卻隻字不答。老來氣平的曹氏為吳設想，「相信他心裏也是十分矛盾的」。[32]這是有所見的。吳稚暉又何嚐沒有苦衷，觀其後來給胡適的信（詳後），也知道殺人不妥。他贊助「以思想殺人」，其實大約也就是出自胡適常說的「正義的火氣」，與新文化人為救亡而不惜反傳統的取向正復相類。故吳雖尚有良知，卻能行為依舊。
今日能看到檔案的人當然知道吳稚暉根本就是「清黨」的始作俑者（不過開始時並未主張殺人），但在當時不了解國民黨政治運作內情的一般讀書人（特別是身在北方者）的認知中，吳對「清黨」的態度有一個從緘默到支持的過程，而這些人對吳由信任、疑慮到失望，更因此而指斥的過程在時間上與前一過程略成正比。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時所說：「吳先生我是素來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來的行徑與前大不相同，如關於陳延年被殺後的所雲，如蔣結婚時之捧場演說等等，都大大的損其人格。」[33]
素有名望的知識精英的這類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進一步損毀了民初知識人所憑藉的士的餘蔭。胡適當年出席善後會議已使趨新知識精英在激進青年中的名聲受損，他在五卅事件後曾勸學生專心讀書，不必管這些事。結果漢口《晨報》在1925年10月1日發表社論說，「世所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之先進」的胡適如此，說明中國的「學者不可信，學術不可憑」。[34]這或許隻代表激進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達的知識精英與一般人的疏離無疑是存在的。吳、蔡在「清黨」中的表現加劇了知識精英退出社會領導位置的過程；邊緣知識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運動的領導地位，與知識精英某些自損形象的行為不無關聯。
周作人就說，殺人固然是中國的遺傳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胡諸君身在上海，卻又視若無睹」。他同時指責胡適以「當世明哲」的身份，卻沒有起到知識人應起的「社會的良心」的作用。當胡適在上海演說講到中國還在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國時，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黨獄，「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周氏委婉而明確地譴責說，胡適「隻見不文明的人力車而不見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35]
的確，南京方麵有著具正義象徵的著名知識人蔡元培和吳稚暉，且兩人都在「清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蔡元培或主要是起名義上的作用，吳稚暉則顯然比較積極地實際參與其事。《現代評論》另一篇署名文章說，中國這幾十年的擾亂，都是政黨之爭和武人之爭。就寧漢的對立言，「武漢派固然不即是共產派，然而卻是以共產派為中心的；南京派中雖不無武人專政之嫌，而卻是專為三民主義而反共的」。文章特別指出：「南京派中之蔣，我們不敢保他不是新軍閥；而蔡孑民、吳稚暉等，我們可相信不是純為軍閥作走狗的人。」[30]這裏的口氣雖已不那麽肯定，但對蔡、吳仍存基本的信任。
周作人在1927年7月的一篇文章裏挖苦說：「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吳稚暉先生因為孫傳芳以赤化罪名斬決江陰教員周剛直，大動公憤，寫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歟？》一文，登在北京報上；這回，吳先生卻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贊成這種殺法罷？大約因為調解勞資的公事太忙，沒有工夫來管這些閑事罷？——然而奇矣。」到發現吳氏不再「沉默」，反而發表贊成言論後，周氏再也忍不住，遂摘去紳士麵具，以「十字街頭」的方式罵道：「千年老尾既已顯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趨而過之可矣！」周作人所說的是吳氏在8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一封致汪精衛的信，說江浙「清黨」被殺的人「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雲雲」。周氏在舉出也有死得安詳從容的例子後，進而譴責說：「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髑髏為飲器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31]
與吳稚暉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在「清黨」時連寫三信給吳，要他提醒蔣介石：「這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劇」；希望能影響蔣的吳氏不要因緘默坐視而成為社會革命的阻力。「哪知稚老不獨不勸阻蔣氏懸崖勒馬，反而助紂為虐，幫著上演那出革命大悲劇」。最後，年輕氣盛的曹不能不說吳「言行相違，成為社會革命的叛徒，太使我們失望了」！據曹回憶，以往他給吳寫信，吳都「一定誠誠懇懇地回答」，獨有這一次卻隻字不答。老來氣平的曹氏為吳設想，「相信他心裏也是十分矛盾的」。[32]這是有所見的。吳稚暉又何嚐沒有苦衷，觀其後來給胡適的信（詳後），也知道殺人不妥。他贊助「以思想殺人」，其實大約也就是出自胡適常說的「正義的火氣」，與新文化人為救亡而不惜反傳統的取向正復相類。故吳雖尚有良知，卻能行為依舊。
今日能看到檔案的人當然知道吳稚暉根本就是「清黨」的始作俑者（不過開始時並未主張殺人），但在當時不了解國民黨政治運作內情的一般讀書人（特別是身在北方者）的認知中，吳對「清黨」的態度有一個從緘默到支持的過程，而這些人對吳由信任、疑慮到失望，更因此而指斥的過程在時間上與前一過程略成正比。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時所說：「吳先生我是素來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來的行徑與前大不相同，如關於陳延年被殺後的所雲，如蔣結婚時之捧場演說等等，都大大的損其人格。」[33]
素有名望的知識精英的這類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進一步損毀了民初知識人所憑藉的士的餘蔭。胡適當年出席善後會議已使趨新知識精英在激進青年中的名聲受損，他在五卅事件後曾勸學生專心讀書，不必管這些事。結果漢口《晨報》在1925年10月1日發表社論說，「世所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之先進」的胡適如此，說明中國的「學者不可信，學術不可憑」。[34]這或許隻代表激進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達的知識精英與一般人的疏離無疑是存在的。吳、蔡在「清黨」中的表現加劇了知識精英退出社會領導位置的過程；邊緣知識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運動的領導地位，與知識精英某些自損形象的行為不無關聯。
周作人就說，殺人固然是中國的遺傳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胡諸君身在上海，卻又視若無睹」。他同時指責胡適以「當世明哲」的身份，卻沒有起到知識人應起的「社會的良心」的作用。當胡適在上海演說講到中國還在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國時，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黨獄，「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周氏委婉而明確地譴責說，胡適「隻見不文明的人力車而不見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