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回國初抵上海，即在他住的滄洲飯店與吳稚暉「大談」。恰值老友胡明復等來探望，知吳在內，堅不肯入。他們對胡適說是不想打斷吳的談話，但也很可能是避而不見那時正支持「清黨」殺人的吳氏。那次的談話，胡適在後來責備吳「以理殺人」時仍「至今不忘」。而所談的內容包括吳氏自己真能不要錢，故「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錢而不惜作殺人放火的事」，大約總與解釋吳何以會支持「清黨」有關。後來胡適也曾出席蔣介石的婚禮（可能是因為與宋子文的關係，但仍是一種姿態），並見到吳稚暉，聆聽了吳對蔣的吹捧。[22]
胡適回國約一個月後，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胡漢民即邀他去南京麵談，胡適以私事未及安頓婉辭。[23]在那年7月與蔡元培的一次談話中，胡適正式向新朝進言，提出開「約法會議」的主張。他建議「根據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請三四十個人（學者之外，加黨、政、軍事有經驗聲望的人）起草，為國家大政立一根本計畫，以代替近年來七拚八湊的方法與組織」。[24]這大約是胡適最鄭重地向國民黨提出的帶根本性的建議，雖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頗能體現胡適願為新朝出力的心願。不過，對「黨國」實際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將此提議轉達實際當權者。
在與另一個前北大學生羅家倫（字誌希）的談話和書信中，胡適認為「國民黨今日尚沒有公認的中心思想」（實際有沒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沒有胡適所希望的那種中心思想）。但他仍對新當政的國民黨寄予厚望，他希望羅家倫「趁此大改革的機會」，提議由政府規定公文都用國語。胡適說：「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實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羅誌希尚不能提議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暉、孑民、介石、展堂諸公當能贊助此事。此亦是新國規模之大者，千萬勿以為迂遠而不為。」[25]從「大改革的機會」「新國規模」等用語及將蔣介石、胡漢民與蔡、吳並列為「當能贊助」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的國語這些思路看，胡適此時對國民黨所望甚殷，態度是正麵的，且非常積極。
然而，高夢旦所說的「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並非無稽之談。北方固然在其管轄境內以捕殺教授學生的方式「討赤」，但主要發生在北京，規模其實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現了兩湖地區工農運動的「過火」，被當時一些中外人士認為是「赤色恐怖」；而隨後出現的「清黨」運動，大量的青年學生在此運動中喪生，被中外人士認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張反共的美國記者索克思就公開說南京等地「清黨」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於兩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當時即指出，「清黨」的實質就是「以思想殺人」，這是他「所覺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頻繁出現，的確揭示了那時許多人對「清黨」的當下觀感。
胡適除晚年提到他當年曾對「清黨」的南京政府表「同情」外，幾乎從未對「清黨」發表過公開的正式評論，他當時的真正想法隻能從其既存的日記和書信中鉤索。不過，當時許多趨新的知識精英，特別是在對其他事件的態度上長期與胡適相近的一些人（如《現代評論》的作者、周作人等通常持「溫和」態度者以及像吳稚暉這樣的當事人）對「清黨」的觀感，或者對認識和了解胡適看法的形成與轉變有所幫助。
這些人的觀感與胡適未必會相同，但他們的觀念向為胡適所重視，他們的書信和公開發表的言論必然引起胡適的關注，因而也就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反應」（可以是正麵的也可能是負麵的）。因此，下文在討論胡適對「清黨」的反應時適當增加一些其他知識精英的觀感，希望通過部分重建當時的語境來增進對胡適這一文本的理解。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對不少趨新知識人來說，更使他們痛苦的毋寧是在新舊之爭中的南方新派殺起人來不僅不比舊派的北洋軍閥差，而且更有過之。周作人說，過去「普通總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但許多「青年朋友的橫死」，而且大都不是死於戰場，卻是「從國民黨裏被清出而槍斃或斬決」，即「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清黨運動裏」，顯然提示著南京不僅與北京沒有多大不同，在殺人上恐怕還勝過北京。《現代評論》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說：湘鄂因土豪劣紳之名殺人，北方以三民主義之名殺人，南京以共產黨之名殺人，實際上都是「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而殺人」，結果是「湘鄂愈殺反共產人，蘇粵也愈殺共產黨人」。[28]
周作人認為，那時「統一思想的棒喝主義」正瀰漫中國，這比「守舊復古」更加「反動」。北方的「討赤」固然屬於「棒喝主義」，南方的「清黨」亦然，「因為它所問的不是行為罪而是思想罪」。對周氏這樣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負麵行為即「以思想殺人」方麵超過舊派，隱喻著中國的沒有希望（即「新的」中國實際也將是「舊」的，而且更「舊」），這是最令他們痛苦的。略帶諷刺意味的是，當在總體上屬於新派的國民黨也大肆殺人之時，許多反傳統的新派人竟不約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現代評論》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於一」，則隻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說：「這句老生常談，到現在還同樣地有用。」英子則說：「這是一句好象極迂闊的話，可是我們希望革命首領們不要忘記了它。」[29]
胡適回國約一個月後，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胡漢民即邀他去南京麵談，胡適以私事未及安頓婉辭。[23]在那年7月與蔡元培的一次談話中，胡適正式向新朝進言，提出開「約法會議」的主張。他建議「根據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請三四十個人（學者之外，加黨、政、軍事有經驗聲望的人）起草，為國家大政立一根本計畫，以代替近年來七拚八湊的方法與組織」。[24]這大約是胡適最鄭重地向國民黨提出的帶根本性的建議，雖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頗能體現胡適願為新朝出力的心願。不過，對「黨國」實際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將此提議轉達實際當權者。
在與另一個前北大學生羅家倫（字誌希）的談話和書信中，胡適認為「國民黨今日尚沒有公認的中心思想」（實際有沒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沒有胡適所希望的那種中心思想）。但他仍對新當政的國民黨寄予厚望，他希望羅家倫「趁此大改革的機會」，提議由政府規定公文都用國語。胡適說：「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實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羅誌希尚不能提議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暉、孑民、介石、展堂諸公當能贊助此事。此亦是新國規模之大者，千萬勿以為迂遠而不為。」[25]從「大改革的機會」「新國規模」等用語及將蔣介石、胡漢民與蔡、吳並列為「當能贊助」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的國語這些思路看，胡適此時對國民黨所望甚殷，態度是正麵的，且非常積極。
然而，高夢旦所說的「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並非無稽之談。北方固然在其管轄境內以捕殺教授學生的方式「討赤」，但主要發生在北京，規模其實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現了兩湖地區工農運動的「過火」，被當時一些中外人士認為是「赤色恐怖」；而隨後出現的「清黨」運動，大量的青年學生在此運動中喪生，被中外人士認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張反共的美國記者索克思就公開說南京等地「清黨」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於兩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當時即指出，「清黨」的實質就是「以思想殺人」，這是他「所覺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頻繁出現，的確揭示了那時許多人對「清黨」的當下觀感。
胡適除晚年提到他當年曾對「清黨」的南京政府表「同情」外，幾乎從未對「清黨」發表過公開的正式評論，他當時的真正想法隻能從其既存的日記和書信中鉤索。不過，當時許多趨新的知識精英，特別是在對其他事件的態度上長期與胡適相近的一些人（如《現代評論》的作者、周作人等通常持「溫和」態度者以及像吳稚暉這樣的當事人）對「清黨」的觀感，或者對認識和了解胡適看法的形成與轉變有所幫助。
這些人的觀感與胡適未必會相同，但他們的觀念向為胡適所重視，他們的書信和公開發表的言論必然引起胡適的關注，因而也就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反應」（可以是正麵的也可能是負麵的）。因此，下文在討論胡適對「清黨」的反應時適當增加一些其他知識精英的觀感，希望通過部分重建當時的語境來增進對胡適這一文本的理解。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對不少趨新知識人來說，更使他們痛苦的毋寧是在新舊之爭中的南方新派殺起人來不僅不比舊派的北洋軍閥差，而且更有過之。周作人說，過去「普通總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但許多「青年朋友的橫死」，而且大都不是死於戰場，卻是「從國民黨裏被清出而槍斃或斬決」，即「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清黨運動裏」，顯然提示著南京不僅與北京沒有多大不同，在殺人上恐怕還勝過北京。《現代評論》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說：湘鄂因土豪劣紳之名殺人，北方以三民主義之名殺人，南京以共產黨之名殺人，實際上都是「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而殺人」，結果是「湘鄂愈殺反共產人，蘇粵也愈殺共產黨人」。[28]
周作人認為，那時「統一思想的棒喝主義」正瀰漫中國，這比「守舊復古」更加「反動」。北方的「討赤」固然屬於「棒喝主義」，南方的「清黨」亦然，「因為它所問的不是行為罪而是思想罪」。對周氏這樣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負麵行為即「以思想殺人」方麵超過舊派，隱喻著中國的沒有希望（即「新的」中國實際也將是「舊」的，而且更「舊」），這是最令他們痛苦的。略帶諷刺意味的是，當在總體上屬於新派的國民黨也大肆殺人之時，許多反傳統的新派人竟不約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現代評論》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於一」，則隻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說：「這句老生常談，到現在還同樣地有用。」英子則說：「這是一句好象極迂闊的話，可是我們希望革命首領們不要忘記了它。」[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