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顯然與胡適過去認知的新文化運動有所不同，對此胡適也有解釋。他於1926年11月25日給丁文江的信很能表明他那時的態度。胡適分析當時中國的大局說：「今日之事隻有三條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動的局麵；三是學術思想上的大路（緩進）。我們即［便］不能加入急進派，也決不可自己拉入反動的政治裏去。」[15]這是在規勸丁氏，但胡適自己有意「加入急進派」的傾向是明顯的。
如果說此時胡適似乎還留戀緩進的大路，不久他更進一步分析說，曾以思想文化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因同人開始談政治而分裂為急進和緩進兩派。緩進者仍主張繼續從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教育著手；急進者則認為政治運動和非政治運動應雙管齊下。幾年的內憂外患使新文化諸人認識到不僅談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積極從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此時公開承認：「我們過去試圖避開政治恐怕是錯誤的。歸根結底，新的政治運動恐怕並非像我們過去設想的那樣不成熟。」胡適進而指出，國民革命運動是中國唯一有希望外抗強權內除軍閥的運動。他預計國民革命如果不給中國帶來一個根本的解決，至少也是一個轉折性的解決，但他認為更可能是一個根本的解決。
毫無疑問，這裏胡適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就是一個最終走向政治解決的文化思想運動。從不久前還在出席善後會議到認同於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從堅信從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認自己避開政治的錯誤並歡迎國民革命的政治解決，胡適邁出的步子已經夠大了。其實他的步子也是隨著他所說的中國思想界由個人主義階段向集體主義階段轉移這一過程一步步逐漸邁出的。然而，胡適的這些表態都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麵」的味道，一般人並不能充分理解。更何況北伐初期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為軍閥孫傳芳效力。結果，正當胡適在英法等國大說國民黨和北伐的好話時，在巴黎的國民黨支部卻散發傳單要旅歐同胞「監視這孫傳芳的走狗胡適之來歐的一切行動」。[16]
這裏還有一個根本的認知差距問題：胡適把國民革命納入他認同的「中國文藝復興」，在他看來可能已盡了最大的寬容努力，真有點大恩大德之意；但在國民黨一方，卻未必感恩。因為國民黨人自有其同盟會以來的淵源和傳統，他們可以借思想革命的東風（即孫中山所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但根本不屑也不會認同於這半路殺出來的什麽新文化運動。雙方在這一點上並不投契。
就在胡適在英美為國民革命大做宣傳後返國的同時，革命運動本身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7年4月的「清黨」運動標誌著國共兩黨的正式分手。有意思的是，那時在不同的地方及政治主張不同的人對同樣的現象有幾乎完全對立的看法。在上海的高夢旦認為：「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而在南方的前北大學生、那時與國民黨比較接近的顧頡剛則說：「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常可愛。」[17]
高、顧二人寫信的時間相差隻有兩天，見仁見智，相去何止天遠。但彼時國民黨已開始「清黨」殺人，一般知識人對此極少有不反對的（許多人不公開反對，心下也極痛惡）。而身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顧氏竟視而不見，以為「氣象極好」，可知他那時的政治傾向性非常明顯。幾年前曾與胡適同遊杭州的舊識任白濤在約一個月後告訴胡適：「西湖目下的空氣，著實沒有從前清新了。」[18]所見雖不似高夢旦那樣差，與顧氏所見，終大不同。
顧頡剛曾向胡適建議說：「先生歸國以後似以不作政治活動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他一麵警告老師：「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於先生者。」同時又婉轉進言說，胡適最近「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於人口」。[19]
可見由於胡適對國民黨的讚頌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發表，在國中當權的國民黨人並不十分領情，他們所知道的，仍是胡適上一年發表的讚頌蘇俄的文字。問題是，國民黨各實力派此時正先後與蘇俄斷絕關係，胡適這個稱讚的分量不但大大減輕，恐怕還有適得其反的可能。故國民黨內雖有郭泰祺等少數人曾提出委胡適以重任，後均無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夢旦也警告胡適說，在此無言論自由的時代，「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不如暫居日本。[20]
但胡適仍決定回國。美國左派記者斯特朗與胡適同船從日本到上海，她記錄下來的胡適談話從一個側麵提示了胡適自己在那時的看法：胡適顯然為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所困擾，而且他對時局的發展也還有些疑慮。不過，胡適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數是站在南京方麵的，雖然這些人充滿懷疑，對前途很不樂觀，但南京看上去會贏得這場鬥爭（這大約既指寧漢之爭，也指南北之爭）。胡適本人則對三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老知識分子（按指蔡元培、吳稚暉和張靜江）參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為他們具有得到公眾信任的道義影響。胡適也相信，那時還在寧漢之間徘徊的宋子文很快會加入南京一邊。有宋的理財能力、蔣介石的軍事才幹和三老的道義影響，就可能形成中國有權威的重心；而這一重心的確立即是全國穩定的基礎，否則中國至少還要亂十年。[21]這些觀念與胡適散見於其他地方的論述是基本吻合的。
如果說此時胡適似乎還留戀緩進的大路，不久他更進一步分析說，曾以思想文化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因同人開始談政治而分裂為急進和緩進兩派。緩進者仍主張繼續從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教育著手；急進者則認為政治運動和非政治運動應雙管齊下。幾年的內憂外患使新文化諸人認識到不僅談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積極從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此時公開承認：「我們過去試圖避開政治恐怕是錯誤的。歸根結底，新的政治運動恐怕並非像我們過去設想的那樣不成熟。」胡適進而指出，國民革命運動是中國唯一有希望外抗強權內除軍閥的運動。他預計國民革命如果不給中國帶來一個根本的解決，至少也是一個轉折性的解決，但他認為更可能是一個根本的解決。
毫無疑問，這裏胡適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就是一個最終走向政治解決的文化思想運動。從不久前還在出席善後會議到認同於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從堅信從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認自己避開政治的錯誤並歡迎國民革命的政治解決，胡適邁出的步子已經夠大了。其實他的步子也是隨著他所說的中國思想界由個人主義階段向集體主義階段轉移這一過程一步步逐漸邁出的。然而，胡適的這些表態都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麵」的味道，一般人並不能充分理解。更何況北伐初期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為軍閥孫傳芳效力。結果，正當胡適在英法等國大說國民黨和北伐的好話時，在巴黎的國民黨支部卻散發傳單要旅歐同胞「監視這孫傳芳的走狗胡適之來歐的一切行動」。[16]
這裏還有一個根本的認知差距問題：胡適把國民革命納入他認同的「中國文藝復興」，在他看來可能已盡了最大的寬容努力，真有點大恩大德之意；但在國民黨一方，卻未必感恩。因為國民黨人自有其同盟會以來的淵源和傳統，他們可以借思想革命的東風（即孫中山所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但根本不屑也不會認同於這半路殺出來的什麽新文化運動。雙方在這一點上並不投契。
就在胡適在英美為國民革命大做宣傳後返國的同時，革命運動本身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7年4月的「清黨」運動標誌著國共兩黨的正式分手。有意思的是，那時在不同的地方及政治主張不同的人對同樣的現象有幾乎完全對立的看法。在上海的高夢旦認為：「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而在南方的前北大學生、那時與國民黨比較接近的顧頡剛則說：「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常可愛。」[17]
高、顧二人寫信的時間相差隻有兩天，見仁見智，相去何止天遠。但彼時國民黨已開始「清黨」殺人，一般知識人對此極少有不反對的（許多人不公開反對，心下也極痛惡）。而身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顧氏竟視而不見，以為「氣象極好」，可知他那時的政治傾向性非常明顯。幾年前曾與胡適同遊杭州的舊識任白濤在約一個月後告訴胡適：「西湖目下的空氣，著實沒有從前清新了。」[18]所見雖不似高夢旦那樣差，與顧氏所見，終大不同。
顧頡剛曾向胡適建議說：「先生歸國以後似以不作政治活動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他一麵警告老師：「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於先生者。」同時又婉轉進言說，胡適最近「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於人口」。[19]
可見由於胡適對國民黨的讚頌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發表，在國中當權的國民黨人並不十分領情，他們所知道的，仍是胡適上一年發表的讚頌蘇俄的文字。問題是，國民黨各實力派此時正先後與蘇俄斷絕關係，胡適這個稱讚的分量不但大大減輕，恐怕還有適得其反的可能。故國民黨內雖有郭泰祺等少數人曾提出委胡適以重任，後均無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夢旦也警告胡適說，在此無言論自由的時代，「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不如暫居日本。[20]
但胡適仍決定回國。美國左派記者斯特朗與胡適同船從日本到上海，她記錄下來的胡適談話從一個側麵提示了胡適自己在那時的看法：胡適顯然為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所困擾，而且他對時局的發展也還有些疑慮。不過，胡適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數是站在南京方麵的，雖然這些人充滿懷疑，對前途很不樂觀，但南京看上去會贏得這場鬥爭（這大約既指寧漢之爭，也指南北之爭）。胡適本人則對三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老知識分子（按指蔡元培、吳稚暉和張靜江）參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為他們具有得到公眾信任的道義影響。胡適也相信，那時還在寧漢之間徘徊的宋子文很快會加入南京一邊。有宋的理財能力、蔣介石的軍事才幹和三老的道義影響，就可能形成中國有權威的重心；而這一重心的確立即是全國穩定的基礎，否則中國至少還要亂十年。[21]這些觀念與胡適散見於其他地方的論述是基本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