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胡適此時的態度和傾向已很明顯。從1926年11月起，胡適開始在英美兩國「談政治」。在一係列的談話演說中，胡適強調中國當時的根本問題是新舊兩個中國之爭。他以為，辛亥革命後十五年的民國完全是個失敗，但那隻是「舊中國」的失敗，因為「新中國」在此期間並無權勢，當然也不對失敗負責。在某種程度上，胡適暗示，這與西方倒不無關係；因為西方又要中國現代化，又要中國保持傳統中的優秀成分。這是胡適跑到羅素的老家去反擊羅素在中國的言論。他繼而挖苦說，西方人又何嚐懂得他們想要保存的中國傳統這些優秀成分呢！[13]
在南北政府之間，胡適明確站在南方一邊。他一開始就告訴英國人，南北之爭的結果必定是南方取勝，因為南方軍隊有理想，而南方政府則是中國最好也最有效率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南方的事業得到中國人民的同情。南方也並未「赤化」。實際上，中外報紙關於「赤化」和「討赤」的標籤都不符合歷史事實。目前的戰爭不過是吳佩孚和孫傳芳以「討奉」為口號的戰爭的繼續。
胡適特別注意在中外關係上為國民革命正名。他勸西方人不要太在意中國人的排外，特別是非基督教舉動；因為中國人同時也在進行反孔教和道教的行動，這一切隻不過是新舊之爭這一大衝突的組成部分，是正常的現象。與他在國內常常強調中國的問題不應都歸咎於帝國主義相反，胡適在英國明確譴責不平等條約。他同時告訴英國人說：中國青年跟著俄國跑不是因為俄國人會宣傳，其根本原因乃是不平等條約，而列強在中國維護條約的行為恰起到替俄國宣傳做證明的功效。胡適強調，中國的「赤化」是民族主義，而不是「俄國主義」。那時中國的三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青年黨）——在要求中國的民族自決權一點上是一致的。
胡適對英國人提出一個對付他們老對手俄國的辦法，即釜底抽薪，主動與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1927年到美國後，他又勸告美國人說，正確的事情還必須在正確的時候做；美國當年歸還庚款即是好事做在好時候，如今中國人切盼美國能帶頭支持修訂不平等條約，美國人應抓住這一心理時機。胡適對英美感情大不相同，他的確期盼他寄予厚望的美國能在修約一事上採取主動。
但胡適的呼籲並不能在「實際政治」層麵打動西方人。確切地說，胡適在西方人心目中，主要仍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象徵，他的影響大約也多在這一範圍之內；對「實際政治」層麵的西方人來說，胡適大概也沒有多高的地位。這既增加了胡適這類中西邊緣人在中國的尷尬，也使他們對西方暗中失望。1928年3月有個傳教士對胡適說：「此時中國需要一個英美式的鮑洛庭」，胡適略帶挖苦但又不無怨望地告訴他：「可惜英美國家就產不出一個鮑洛庭。」[14]鮑羅廷象徵著主動宣布廢約的新俄，這一點英美卻做不到，這大概是最使他失望的吧。
但是鮑羅廷的象徵不止於此，他還給中國人帶來了蘇俄政黨那種善於組織的功夫，這是胡適最為推崇的。胡適告訴英美聽眾：西方雖然給中國帶來了現代科學和文明，但迄今為止中國人僅得其皮毛，並未真正學到什麽東西。隻是通過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中國人才第一次學到了一些實質性的內容。胡適是把蘇俄視為西方的一部分的（西人自己對此有歧議）。他稱讚俄國人幫助國民黨人把一個老舊的政黨在新的基礎上組織起來，而國民黨人學到的俄式西方組織功夫，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以來學到手的第一項真本事，具有裏程碑的重大意義。
胡適高度讚揚國民黨的軍黨一體化製度，他認為，各級部隊設黨代表和「全黨也多少在軍事紀律約束之下」，使國民黨的軍隊和政黨「實際上已成一體，至少也是連鎖式地結合起來了」。這一點，胡適認為是「極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結果，「這樣組織起來的軍隊當然要打敗［北方］沒有組織的軍隊」。近代以來，士人多對中國人不善於組織而常為「一盤散沙」所痛心疾首。正是因為所痛極切，自由主義者胡適才可能這樣稱讚一種顯然與自由主義精神很不相合的集權「組織方式」。在此心態下，胡適理直氣壯地告訴英美聽眾：俄國在中國的影響「完全是健康的」，鮑羅廷也是受中國老百姓歡迎的。
有意義的是胡適特意把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等內容擇要正麵介紹給美國聽眾，他強調孫的這些思想不但不受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影響，反倒是在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民主自由傳統影響之下（這裏麵的許多內容，正是兩年後胡適將進行大肆抨擊，指斥其不民主不自由者，詳後）。從表麵看，胡適的言論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麵，他強調蘇俄在中國的影響是健康的；另一方麵，他又盡力辯稱國民黨孫中山並不怎麽受蘇俄的影響。但隻要將這個矛盾納入胡適所說的「蘇俄走的是美國路」這一思路中，就可自然得到化解。
在此基礎上，特別也由於國民黨因「容共」而吸收了大量趨新青年，胡適把國民革命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新階段，正式納入他認同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中，也就是他此時所說的「新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作為中國文藝復興代表人物的胡適與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就已成為一體。
在南北政府之間，胡適明確站在南方一邊。他一開始就告訴英國人，南北之爭的結果必定是南方取勝，因為南方軍隊有理想，而南方政府則是中國最好也最有效率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南方的事業得到中國人民的同情。南方也並未「赤化」。實際上，中外報紙關於「赤化」和「討赤」的標籤都不符合歷史事實。目前的戰爭不過是吳佩孚和孫傳芳以「討奉」為口號的戰爭的繼續。
胡適特別注意在中外關係上為國民革命正名。他勸西方人不要太在意中國人的排外，特別是非基督教舉動；因為中國人同時也在進行反孔教和道教的行動，這一切隻不過是新舊之爭這一大衝突的組成部分，是正常的現象。與他在國內常常強調中國的問題不應都歸咎於帝國主義相反，胡適在英國明確譴責不平等條約。他同時告訴英國人說：中國青年跟著俄國跑不是因為俄國人會宣傳，其根本原因乃是不平等條約，而列強在中國維護條約的行為恰起到替俄國宣傳做證明的功效。胡適強調，中國的「赤化」是民族主義，而不是「俄國主義」。那時中國的三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青年黨）——在要求中國的民族自決權一點上是一致的。
胡適對英國人提出一個對付他們老對手俄國的辦法，即釜底抽薪，主動與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1927年到美國後，他又勸告美國人說，正確的事情還必須在正確的時候做；美國當年歸還庚款即是好事做在好時候，如今中國人切盼美國能帶頭支持修訂不平等條約，美國人應抓住這一心理時機。胡適對英美感情大不相同，他的確期盼他寄予厚望的美國能在修約一事上採取主動。
但胡適的呼籲並不能在「實際政治」層麵打動西方人。確切地說，胡適在西方人心目中，主要仍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象徵，他的影響大約也多在這一範圍之內；對「實際政治」層麵的西方人來說，胡適大概也沒有多高的地位。這既增加了胡適這類中西邊緣人在中國的尷尬，也使他們對西方暗中失望。1928年3月有個傳教士對胡適說：「此時中國需要一個英美式的鮑洛庭」，胡適略帶挖苦但又不無怨望地告訴他：「可惜英美國家就產不出一個鮑洛庭。」[14]鮑羅廷象徵著主動宣布廢約的新俄，這一點英美卻做不到，這大概是最使他失望的吧。
但是鮑羅廷的象徵不止於此，他還給中國人帶來了蘇俄政黨那種善於組織的功夫，這是胡適最為推崇的。胡適告訴英美聽眾：西方雖然給中國帶來了現代科學和文明，但迄今為止中國人僅得其皮毛，並未真正學到什麽東西。隻是通過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中國人才第一次學到了一些實質性的內容。胡適是把蘇俄視為西方的一部分的（西人自己對此有歧議）。他稱讚俄國人幫助國民黨人把一個老舊的政黨在新的基礎上組織起來，而國民黨人學到的俄式西方組織功夫，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以來學到手的第一項真本事，具有裏程碑的重大意義。
胡適高度讚揚國民黨的軍黨一體化製度，他認為，各級部隊設黨代表和「全黨也多少在軍事紀律約束之下」，使國民黨的軍隊和政黨「實際上已成一體，至少也是連鎖式地結合起來了」。這一點，胡適認為是「極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結果，「這樣組織起來的軍隊當然要打敗［北方］沒有組織的軍隊」。近代以來，士人多對中國人不善於組織而常為「一盤散沙」所痛心疾首。正是因為所痛極切，自由主義者胡適才可能這樣稱讚一種顯然與自由主義精神很不相合的集權「組織方式」。在此心態下，胡適理直氣壯地告訴英美聽眾：俄國在中國的影響「完全是健康的」，鮑羅廷也是受中國老百姓歡迎的。
有意義的是胡適特意把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等內容擇要正麵介紹給美國聽眾，他強調孫的這些思想不但不受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影響，反倒是在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民主自由傳統影響之下（這裏麵的許多內容，正是兩年後胡適將進行大肆抨擊，指斥其不民主不自由者，詳後）。從表麵看，胡適的言論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麵，他強調蘇俄在中國的影響是健康的；另一方麵，他又盡力辯稱國民黨孫中山並不怎麽受蘇俄的影響。但隻要將這個矛盾納入胡適所說的「蘇俄走的是美國路」這一思路中，就可自然得到化解。
在此基礎上，特別也由於國民黨因「容共」而吸收了大量趨新青年，胡適把國民革命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新階段，正式納入他認同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中，也就是他此時所說的「新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作為中國文藝復興代表人物的胡適與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就已成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