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胡適對吳稚暉的觀感也有一個由信任、疑慮到失望的過程。他在歸國途經日本時，遇到剛從上海來的哈佛大學教授赫貞（m.o.hudson）。赫氏以為國民黨的「清黨」是一個大反動，因為宋子文曾親口告訴他：「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軍，就是以文人製裁武人。現在都完了！文人製裁武人的局麵全被推翻了。」不久前還對宋子文的「長進」寄予厚望但其實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宋的胡適立即反駁說，「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到吳稚暉、蔡元培的支持，這個新政府「是站得住的」。他在日本的其他談話，也強調蔡、吳「不是反動派，他們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者，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著我們的同情的」。[36]這些話雖是晚年的回憶，大致是可信的。前述美國記者斯特朗記錄下來的胡適觀念與此基本相符。
但這隻是帶有強烈希望色彩的遙遠觀測，所根據的基本是胡適在日本讀到的報紙，到他回國之後，漸明真相，對國民黨的看法也就逐漸改變。胡適號稱支持國民黨的「清黨」，其出發點主要是基於「蔡、吳是對的」這樣一種認知。從根本上言，胡適對北伐的呼應及其對國民黨的讚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民黨通過聯俄學西方有成效；但與「清黨」直接關聯的，就是國民黨的絕俄，這一舉動至少在下意識的層麵會影響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當事實證明蔡、吳這樣因「受到公眾信任」而具「道義影響」的人也可能因做錯事而失去公眾的信任故減少其道義影響時，「清黨」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確的了。
實際上，胡適了解到吳稚暉積極參與「清黨」後，對他早就不滿。1927年7月，吳稚暉在與楊虎論陳延年案的書信中捧楊說「將軍真天人」。胡適讀了此語，為之「大生氣」，認為是吳「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達幾個月之久。其實吹捧隻是生氣的一個表麵原因，吳在此信中說陳延年「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而「尤屬惡中之惡」，故「必當宣布罪狀，明正典刑」。[37]以當時情形，吳不寫此信，陳亦不能免死，但吳寫信終有慫恿之心。
延年父陳獨秀與吳在民初新舊之爭中，都屬新派，雖各為其黨服務，究竟也算有舊交，而吳竟必殺其子以為功，這恐怕才是胡適「大生氣」的真正原因。對此胡適顯然是不原諒的。他在8月31日為《現代評論》上一篇評美國的「薩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發表在9月）所寫的「附記」裏說：「我們生在這個號稱『民國』的國家裏，兩條生命算得什麽東西！殺人多的便是豪傑，便是聖賢，便是『真天人』。我們記敘薩、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頭流愧汗了。」這當然是在挖苦吳稚暉。
1928年春，胡適做了一次題為《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的演講，裏麵頗讚揚了吳。他並寫信給吳說，這篇文章其實早就想寫，一則因當初吳「身當政爭之沖」，這文章雖然是述學，卻「不免被人認作有意拍馬屁」；二就因為對上述吳氏吹捧楊虎之事不能釋然。胡適說，「今日重提此事，不過表白一個敬愛先生的人對先生的一種責望」，希望吳不要見怪。以胡適的細心，當然知道以這樣的方式來表白其「責望」，吳不能不見怪，但他終覺此事不吐不快，所以還是要「重提此事」。[38]
吳稚暉的回信頗有深意，他說：「到了二十世紀，還得仗殺人放火，燒殺出一個人類世界來，那世界到底是什麽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產了，慫恿殺朋友，開口罵朋友，也同那班畜類是一丘之貉罷了，還敢在先生麵前懺悔麽？」[39]胡適隻說他吹捧楊虎，但吳氏顯然知道胡不能釋然的是吳「慫恿殺朋友」，故幹脆自己點破。
胡適立刻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詳陳他「幾個月來的疑慮」，說自己曾在「七月間細想先生所以不出來反對殺人政策的緣故」，並「以私意揣測先生所以痛恨共產黨，似猶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為吳對「蘇俄花大錢製造共產黨，不覺大生其氣」；自己真能不要錢的吳氏，「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錢而不惜作殺人放火的事」。在主動為吳開脫之後，胡適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態度「便可以養成『以理殺人』的冷酷風氣而有餘」，故吳雖僅「差以毫釐」，仍如他自己所說，已「失之千裏」。[40]
在信的最後，胡適再申「此言並非責備先生，不過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還是要說出來。實則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蓋吳贊助殺人之論言猶在耳，而他竟將其捧得甚高，盡管動機如他自述是「借刀殺人」，心裏終有幾分不安，表態之後，感覺或好受些。一年多後，胡適又讀到吳稚暉吹捧馮玉祥一身「為國家世界社會所託賴」，終覺吳那段時間一再吹捧「武裝同誌」非出偶然。他說，「恭維人也應有個分寸」，吳的吹捧「未免叫我們讀了替他難為情」。把吳看穿後，胡適反覺前年為吳捧楊虎而「大生氣，其實似可不必也」。[41]這裏的後悔恐怕是多重的，因為他不久前正將這使人難為情的吳氏提到近世中國反理學運動這一大思想傾向之最後代表的極高地位，如今吳的「不爭氣」，未免使胡適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難為情」。
胡適對「清黨」的實際觀感不佳也可從1927年夏天他與其他朋友的聯絡中看到。那時他給在大連的丁文江一長函，談南方局勢，情緒甚差。從上海回到北方的董顯光也說胡適「十分的悲觀」。丁氏寫信給胡適勸解說，對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舊不悲觀」，並勸胡適「大可不必『憂國憂民』，徒然害自己身體」。丁氏認為：「國民黨雖能令我們失望，但是我們萬萬不可悲觀，尤其不可墮落」。頗有傳統士人之風的丁文江相信：「隻要我們努力，不要墮落，總不要緊。」[42]而胡適雖然內心失望，表麵仍與有許多朋友在內服務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時有所努力。這特別體現在他與新政權試圖「黨化」教育的傾向所做的抗爭方麵。
但這隻是帶有強烈希望色彩的遙遠觀測，所根據的基本是胡適在日本讀到的報紙，到他回國之後，漸明真相，對國民黨的看法也就逐漸改變。胡適號稱支持國民黨的「清黨」，其出發點主要是基於「蔡、吳是對的」這樣一種認知。從根本上言，胡適對北伐的呼應及其對國民黨的讚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民黨通過聯俄學西方有成效；但與「清黨」直接關聯的，就是國民黨的絕俄，這一舉動至少在下意識的層麵會影響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當事實證明蔡、吳這樣因「受到公眾信任」而具「道義影響」的人也可能因做錯事而失去公眾的信任故減少其道義影響時，「清黨」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確的了。
實際上，胡適了解到吳稚暉積極參與「清黨」後，對他早就不滿。1927年7月，吳稚暉在與楊虎論陳延年案的書信中捧楊說「將軍真天人」。胡適讀了此語，為之「大生氣」，認為是吳「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達幾個月之久。其實吹捧隻是生氣的一個表麵原因，吳在此信中說陳延年「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而「尤屬惡中之惡」，故「必當宣布罪狀，明正典刑」。[37]以當時情形，吳不寫此信，陳亦不能免死，但吳寫信終有慫恿之心。
延年父陳獨秀與吳在民初新舊之爭中，都屬新派，雖各為其黨服務，究竟也算有舊交，而吳竟必殺其子以為功，這恐怕才是胡適「大生氣」的真正原因。對此胡適顯然是不原諒的。他在8月31日為《現代評論》上一篇評美國的「薩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發表在9月）所寫的「附記」裏說：「我們生在這個號稱『民國』的國家裏，兩條生命算得什麽東西！殺人多的便是豪傑，便是聖賢，便是『真天人』。我們記敘薩、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頭流愧汗了。」這當然是在挖苦吳稚暉。
1928年春，胡適做了一次題為《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的演講，裏麵頗讚揚了吳。他並寫信給吳說，這篇文章其實早就想寫，一則因當初吳「身當政爭之沖」，這文章雖然是述學，卻「不免被人認作有意拍馬屁」；二就因為對上述吳氏吹捧楊虎之事不能釋然。胡適說，「今日重提此事，不過表白一個敬愛先生的人對先生的一種責望」，希望吳不要見怪。以胡適的細心，當然知道以這樣的方式來表白其「責望」，吳不能不見怪，但他終覺此事不吐不快，所以還是要「重提此事」。[38]
吳稚暉的回信頗有深意，他說：「到了二十世紀，還得仗殺人放火，燒殺出一個人類世界來，那世界到底是什麽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產了，慫恿殺朋友，開口罵朋友，也同那班畜類是一丘之貉罷了，還敢在先生麵前懺悔麽？」[39]胡適隻說他吹捧楊虎，但吳氏顯然知道胡不能釋然的是吳「慫恿殺朋友」，故幹脆自己點破。
胡適立刻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詳陳他「幾個月來的疑慮」，說自己曾在「七月間細想先生所以不出來反對殺人政策的緣故」，並「以私意揣測先生所以痛恨共產黨，似猶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為吳對「蘇俄花大錢製造共產黨，不覺大生其氣」；自己真能不要錢的吳氏，「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錢而不惜作殺人放火的事」。在主動為吳開脫之後，胡適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態度「便可以養成『以理殺人』的冷酷風氣而有餘」，故吳雖僅「差以毫釐」，仍如他自己所說，已「失之千裏」。[40]
在信的最後，胡適再申「此言並非責備先生，不過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還是要說出來。實則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蓋吳贊助殺人之論言猶在耳，而他竟將其捧得甚高，盡管動機如他自述是「借刀殺人」，心裏終有幾分不安，表態之後，感覺或好受些。一年多後，胡適又讀到吳稚暉吹捧馮玉祥一身「為國家世界社會所託賴」，終覺吳那段時間一再吹捧「武裝同誌」非出偶然。他說，「恭維人也應有個分寸」，吳的吹捧「未免叫我們讀了替他難為情」。把吳看穿後，胡適反覺前年為吳捧楊虎而「大生氣，其實似可不必也」。[41]這裏的後悔恐怕是多重的，因為他不久前正將這使人難為情的吳氏提到近世中國反理學運動這一大思想傾向之最後代表的極高地位，如今吳的「不爭氣」，未免使胡適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難為情」。
胡適對「清黨」的實際觀感不佳也可從1927年夏天他與其他朋友的聯絡中看到。那時他給在大連的丁文江一長函，談南方局勢，情緒甚差。從上海回到北方的董顯光也說胡適「十分的悲觀」。丁氏寫信給胡適勸解說，對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舊不悲觀」，並勸胡適「大可不必『憂國憂民』，徒然害自己身體」。丁氏認為：「國民黨雖能令我們失望，但是我們萬萬不可悲觀，尤其不可墮落」。頗有傳統士人之風的丁文江相信：「隻要我們努力，不要墮落，總不要緊。」[42]而胡適雖然內心失望，表麵仍與有許多朋友在內服務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時有所努力。這特別體現在他與新政權試圖「黨化」教育的傾向所做的抗爭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