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中國文藝復興的這個階段裏，新文化運動實已開始向第二階段轉，而完成其轉變的則是國民黨1923年的聯俄容共。胡適將新俄視作西方的一部分，故聯俄就是向西方學習的最新發展。「容共」則使國民黨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青年，從而使國民黨承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從聯俄容共到北伐的國民革命，正是中國文藝復興的第二階段。[7]不難想像，後來的政治運動也可依同理逐步納入胡適這套思想體係。
而且，胡適對「中國文藝復興」的定義也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漸傾向於他所謂的集團主義之一的民族主義運動。1925年他在武昌大學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時說，中國的語言，「今日在世界上，為近代之最高者」。這在一向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的胡適已很難得，接下去他更進一步說：「新文學運動，並不是由外國來的，也不是幾個人幾年來提倡出來的……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民族的運動。」一年多後在美國，胡適更係統地把他所謂的「中國文藝復興」定義為「按照我們自己的需要、根據我們的歷史傳統去製訂方案以解決我們自身問題的一種自覺嚐試」。[8]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定義，與一般人心目中麵向西方的新文化運動相去何止天遠。
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1926—1927年時的胡適思想已相當激進。他對新俄的讚頌表明了他站在「少年人」一邊的政治選擇，在一般人心目中因參加善後會議而認同於北洋政府的胡適，此時實際已傾向於國民黨一邊。認同於國民革命不過是往這個方向再進一步，大致也是自然的發展。
二 主動呼應國民革命
除了曾參與《競業旬報》的編輯而與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的革命活動有所關聯外，胡適與國民黨的早期關係遠不如他與共產黨人那樣親密。從這個角度看，他於1919年到上海迎接杜威有附帶的重要意義。那次胡適在蔣夢麟介紹下見了孫中山，從此與國民黨人有文字往來，如撰文歡迎《星期評論》，評介《孫文學說》，及與國民黨人論學等皆由此始。但在1922年6月3日，胡適與蔡元培聯電孫中山，勸其結束護法之役，以國民身份為國盡力。此舉遭國民黨人痛詆之，友好時期就暫停了。胡適此時正與「好政府」諸人往還密切，多少有保全中央政府以維繫全國統一之意，所以在同月《努力》的時評「這一周」裏說陳炯明推翻孫中山在廣東的勢力是「一種革命」，斥孫為「倒行逆施」，更受國民黨人攻訐。但胡適次年到杭州養病期間，汪精衛又通過任鴻雋主動與胡適聯繫，雙方的關係又有所緩和。[9]
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胡適曾說「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這大體代表了當時大部分人（包括北洋軍閥）的認知，是「好人政治」的主張得以流行一時的一個重要基礎。但1923年底開始的國共合作，使中國整個政治運作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而且提示了武力解決的可能性。從蘇俄借鑑的緊密組織起來的政治團體的功能一發揮，中國的政治運作就發生了一個革命性變化。
胡適對國民黨的好感，大約產生於1925年他南下武漢時。在那裏他碰到了剛從廣州回來的劉文島，據胡適的日記，劉氏「很誇許蔣介石等的設施，說他們不是共產派，隻是一班新軍人想做點整頓的事。他們很能保護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樂業的地位。俄國人隻有軍事上顧問的事，並不幹預政治。廣州近來很有起色，學生軍紀律極好，很有希望」。這些正是胡適願意聽到的話（也可能他隻記下了他想聽的話）。他知道劉文島「本是反對共產派的人」，所以覺得劉的話「是很可注意的」。但他不知道劉是代表唐生智去與廣東談聯合，此時當然要說廣東方麵的好話。從這時起，胡適在南北之間開始明顯傾向於南方。到次年他離開中國時已預計「吳佩孚三個月倒，張作霖六個月倒」。[10]
對胡適影響最大的，大概是他的幾位美國朋友。1926年3月，胡適在上海見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國《國民》雜誌的記者根內特。那時根內特剛訪問了廣州將回美國，胡適與他「談得很多」，想必從那裏得到很多「親國民黨」的敘述。另外，胡適在上海期間也會到他很熟的朋友索克思。索克思曾任孫中山的秘書，對國民黨內情甚悉；他與鮑羅廷極不相得，但在南北之間顯然支持國民黨。胡適與這兩人的談話因無日記可征，不得其詳。他在1926年10月14日在英國見到武漢聖公會主教吳德施（logan h. roots）的兒子小吳（john ook roots），暢談廣州情形。小吳於是年夏天也曾訪問廣州，會見了不少國民黨要人，胡適認為他的觀察與根內特和索克思所述「大致相同」。故從小吳所說，大略可知前兩位的觀感。而根內特和小吳又都曾將其所見撰寫係列文章在美國發表，其中前者尤多，不久即結集成書由《國民》雜誌出版。他們的意見，也可從這方麵檢核。[11]
那時胡適最關心的是鮑羅廷和蔣介石的情況，這不僅因為這兩人恰是廣州最有實權者，而且因為「廣州的領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隻有介石與borodin我沒有見過」。小吳告訴他：鮑羅廷「極有見地，極有勇氣；廣州人士談及他，無不豎起大拇指稱讚他」。廣州人的態度也可從鮑府「終日有人來請教」一點看出。小吳隻見到蔣幾分鍾，但轉述鮑羅廷的話說，蔣是一個好革命家。這些內容與根內特和小吳公開發表的言論是相符的。胡適同意鮑羅廷是「奇才」，並「很盼望［宋］子文諸君在他的訓練之下能有大長進。隻怕廣州諸人之中，無一人能繼borodin之後」。對於蔣介石，胡適最關心的是他「可算得政治家嗎」？這一點，可惜小吳「不能答」。胡適以為：「介石之能在軍事上建功，是無疑的。但他有眼光識力做政治上的大事業嗎？此事我很關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與見解。」[12]
而且，胡適對「中國文藝復興」的定義也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漸傾向於他所謂的集團主義之一的民族主義運動。1925年他在武昌大學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時說，中國的語言，「今日在世界上，為近代之最高者」。這在一向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的胡適已很難得，接下去他更進一步說：「新文學運動，並不是由外國來的，也不是幾個人幾年來提倡出來的……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民族的運動。」一年多後在美國，胡適更係統地把他所謂的「中國文藝復興」定義為「按照我們自己的需要、根據我們的歷史傳統去製訂方案以解決我們自身問題的一種自覺嚐試」。[8]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的定義，與一般人心目中麵向西方的新文化運動相去何止天遠。
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1926—1927年時的胡適思想已相當激進。他對新俄的讚頌表明了他站在「少年人」一邊的政治選擇，在一般人心目中因參加善後會議而認同於北洋政府的胡適，此時實際已傾向於國民黨一邊。認同於國民革命不過是往這個方向再進一步，大致也是自然的發展。
二 主動呼應國民革命
除了曾參與《競業旬報》的編輯而與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的革命活動有所關聯外，胡適與國民黨的早期關係遠不如他與共產黨人那樣親密。從這個角度看，他於1919年到上海迎接杜威有附帶的重要意義。那次胡適在蔣夢麟介紹下見了孫中山，從此與國民黨人有文字往來，如撰文歡迎《星期評論》，評介《孫文學說》，及與國民黨人論學等皆由此始。但在1922年6月3日，胡適與蔡元培聯電孫中山，勸其結束護法之役，以國民身份為國盡力。此舉遭國民黨人痛詆之，友好時期就暫停了。胡適此時正與「好政府」諸人往還密切，多少有保全中央政府以維繫全國統一之意，所以在同月《努力》的時評「這一周」裏說陳炯明推翻孫中山在廣東的勢力是「一種革命」，斥孫為「倒行逆施」，更受國民黨人攻訐。但胡適次年到杭州養病期間，汪精衛又通過任鴻雋主動與胡適聯繫，雙方的關係又有所緩和。[9]
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胡適曾說「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這大體代表了當時大部分人（包括北洋軍閥）的認知，是「好人政治」的主張得以流行一時的一個重要基礎。但1923年底開始的國共合作，使中國整個政治運作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而且提示了武力解決的可能性。從蘇俄借鑑的緊密組織起來的政治團體的功能一發揮，中國的政治運作就發生了一個革命性變化。
胡適對國民黨的好感，大約產生於1925年他南下武漢時。在那裏他碰到了剛從廣州回來的劉文島，據胡適的日記，劉氏「很誇許蔣介石等的設施，說他們不是共產派，隻是一班新軍人想做點整頓的事。他們很能保護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樂業的地位。俄國人隻有軍事上顧問的事，並不幹預政治。廣州近來很有起色，學生軍紀律極好，很有希望」。這些正是胡適願意聽到的話（也可能他隻記下了他想聽的話）。他知道劉文島「本是反對共產派的人」，所以覺得劉的話「是很可注意的」。但他不知道劉是代表唐生智去與廣東談聯合，此時當然要說廣東方麵的好話。從這時起，胡適在南北之間開始明顯傾向於南方。到次年他離開中國時已預計「吳佩孚三個月倒，張作霖六個月倒」。[10]
對胡適影響最大的，大概是他的幾位美國朋友。1926年3月，胡適在上海見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國《國民》雜誌的記者根內特。那時根內特剛訪問了廣州將回美國，胡適與他「談得很多」，想必從那裏得到很多「親國民黨」的敘述。另外，胡適在上海期間也會到他很熟的朋友索克思。索克思曾任孫中山的秘書，對國民黨內情甚悉；他與鮑羅廷極不相得，但在南北之間顯然支持國民黨。胡適與這兩人的談話因無日記可征，不得其詳。他在1926年10月14日在英國見到武漢聖公會主教吳德施（logan h. roots）的兒子小吳（john ook roots），暢談廣州情形。小吳於是年夏天也曾訪問廣州，會見了不少國民黨要人，胡適認為他的觀察與根內特和索克思所述「大致相同」。故從小吳所說，大略可知前兩位的觀感。而根內特和小吳又都曾將其所見撰寫係列文章在美國發表，其中前者尤多，不久即結集成書由《國民》雜誌出版。他們的意見，也可從這方麵檢核。[11]
那時胡適最關心的是鮑羅廷和蔣介石的情況，這不僅因為這兩人恰是廣州最有實權者，而且因為「廣州的領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隻有介石與borodin我沒有見過」。小吳告訴他：鮑羅廷「極有見地，極有勇氣；廣州人士談及他，無不豎起大拇指稱讚他」。廣州人的態度也可從鮑府「終日有人來請教」一點看出。小吳隻見到蔣幾分鍾，但轉述鮑羅廷的話說，蔣是一個好革命家。這些內容與根內特和小吳公開發表的言論是相符的。胡適同意鮑羅廷是「奇才」，並「很盼望［宋］子文諸君在他的訓練之下能有大長進。隻怕廣州諸人之中，無一人能繼borodin之後」。對於蔣介石，胡適最關心的是他「可算得政治家嗎」？這一點，可惜小吳「不能答」。胡適以為：「介石之能在軍事上建功，是無疑的。但他有眼光識力做政治上的大事業嗎？此事我很關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與見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