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蘇俄問題已成中國士林思想言說的熱點，胡適雖然沒有參加這次爭論，但他隨後對新俄的讚頌甫出，北方即有人認為胡適「表同情於共產」，而在南方胡適的主張則「常稱道於人口」。[2]重要的是胡適曾把「反赤」討論的兩造區分為「少年人」和「學者們」，他後來的大讚蘇俄以行動確認了他傾向和認同於「少年人」一邊，因為這些少年多少也代表著加入國民革命（含國共兩黨）的五四青年。方向確定之後，一般視為自由主義知識人代表的胡適，在1926—1927年間對國民革命主動呼應、多有表彰，然而他在1928—1929年間又曾與新執政的國民黨有過一段尖銳的衝突。
兩者之間顯然有直接的關聯，對前一段的「表彰」認識不足，對後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後迥然不同的兩種態度怎樣轉換過渡這一進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動呼應國民革命到尖銳批判國民黨的「黨化政治」這一前恭後倨的變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識精英在麵臨實際政治運動時的兩難局麵。對一向最能自圓其說的胡適而言，這背後還有著某種一以貫之的理論體係，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論及的中國文藝復興。
一 走向政治解決的文藝復興
關於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曾著有英文的專書《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3]中文也曾以各種文字和講演進行闡述，可以說這是胡適一生思想和事業的主題。但他關於這一主題的論述，也是有變化的，有時變化還較大，這方麵尚未引起學者足夠的注意。
總的來說，中國的文藝復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當自宋起。宋人大膽的疑古，小心的考證，實在是一種新的精神。印書術之發達，學校之廣設，皆前此所無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懷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這種精神的集大成者，後來也因朱學的定於一尊，以前「從疑古而求光明的學者，後來皆被推崇到一個無人敢疑的高位！一線生機，幾乎因此斷絕」。明代王學之興，是第二期。戲曲小說，「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種新精神與新趨勢。肉體的生活之尊嚴，是這個時期的一點特別色彩」。清學之興是第三期。「中間太平天國之亂，幾乎又把這條線完全割斷。黑暗之氣，至清末而極盛，竟至瀰漫全國」。而一般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狹義的「中國文藝復興」。[4]
上麵的論述是胡適在1923年的看法，那時他主要是看有無「新精神」，對於他早年和晚年都強調的「再生」一層意義，不是十分強調。胡適在留學結束歸國的船上，曾再讀西人的《文藝復興史》。關於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字義，他那時以為「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譯原意」，即所謂「再生時代」。1958年5月4日，胡適曾有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演講，他自稱說的是「四十多年來的運動」，其實具體隻側重在五四前後那一段。胡適在演說裏麵明確說到，所有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名稱中，他覺得還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最合適。胡適並再次解釋說，英文renaissance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個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適到老強調「再生」一點不變，但後來已從眾將那個字譯為「文藝復興」，而不再堅持譯為「再生時代」了。[5]
但是胡適在1958年那次演講中說，他講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是「四十多年來的運動」。這就提示著那前述的第四期「中國文藝復興」，也並不止於新文化運動，還包括以後的國民革命直至國民黨到台灣後的活動，或者可說是一種介乎於廣狹二義之間的「中國文藝復興」。這是一般人較少注意到的，其中最不含混的部分就是胡適對文化與政治關係的認知。
對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具體地說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及此後的政治運動之關係，胡適的認知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轉變。他晚年頗愛說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幹擾」，後者因前者的幹擾而「夭折」。當年為胡適做《口述自傳》的唐德剛先生頗不以為然，曾就此麵質胡適。唐先生認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後果，必然是一個新的政治運動，而所謂『新文化運動』，則是近百年來中國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個『階段』。」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論述此事。[6]其實如果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改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再去掉「必然」那類字眼，則唐先生所說，正是胡適自己的見解，而且他早年還有清楚的界說。據說唐先生每次錄音之前，都要先做準備的「功課」。這一次要麽是他的功課做得不夠好，要麽就是胡適又和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怪不得唐先生曾深有體會地說胡適「並不就那樣老實」。
按照前引胡適1933年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分期，1923年以前「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以後則是「集團主義時期」。胡適將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那幾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長，兩段間的關係若從字麵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適豈不是自認他參與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結束或過時，則胡適又將認同於何處呢？
其實，至少按胡適二三十年代的觀點，這兩階段都同屬更大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在此大運動中，第二段恰是第一段的繼續。而中國文藝復興又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新階段（唐先生看了恐要吐血）。總的來說，胡適也認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歷經鴉片戰爭之後的技術引進階段，甲午戰爭之後的政治改革階段，和以文學革命為開端的文藝復興階段。在胡適更係統的論述中，從重視維多利亞時代個人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向集團主義的過渡，正伴隨著新文化運動向重視民主特別是科學的轉變。
兩者之間顯然有直接的關聯，對前一段的「表彰」認識不足，對後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後迥然不同的兩種態度怎樣轉換過渡這一進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動呼應國民革命到尖銳批判國民黨的「黨化政治」這一前恭後倨的變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識精英在麵臨實際政治運動時的兩難局麵。對一向最能自圓其說的胡適而言，這背後還有著某種一以貫之的理論體係，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論及的中國文藝復興。
一 走向政治解決的文藝復興
關於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曾著有英文的專書《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3]中文也曾以各種文字和講演進行闡述，可以說這是胡適一生思想和事業的主題。但他關於這一主題的論述，也是有變化的，有時變化還較大，這方麵尚未引起學者足夠的注意。
總的來說，中國的文藝復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當自宋起。宋人大膽的疑古，小心的考證，實在是一種新的精神。印書術之發達，學校之廣設，皆前此所無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懷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這種精神的集大成者，後來也因朱學的定於一尊，以前「從疑古而求光明的學者，後來皆被推崇到一個無人敢疑的高位！一線生機，幾乎因此斷絕」。明代王學之興，是第二期。戲曲小說，「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種新精神與新趨勢。肉體的生活之尊嚴，是這個時期的一點特別色彩」。清學之興是第三期。「中間太平天國之亂，幾乎又把這條線完全割斷。黑暗之氣，至清末而極盛，竟至瀰漫全國」。而一般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狹義的「中國文藝復興」。[4]
上麵的論述是胡適在1923年的看法，那時他主要是看有無「新精神」，對於他早年和晚年都強調的「再生」一層意義，不是十分強調。胡適在留學結束歸國的船上，曾再讀西人的《文藝復興史》。關於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字義，他那時以為「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譯原意」，即所謂「再生時代」。1958年5月4日，胡適曾有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演講，他自稱說的是「四十多年來的運動」，其實具體隻側重在五四前後那一段。胡適在演說裏麵明確說到，所有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名稱中，他覺得還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最合適。胡適並再次解釋說，英文renaissance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個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適到老強調「再生」一點不變，但後來已從眾將那個字譯為「文藝復興」，而不再堅持譯為「再生時代」了。[5]
但是胡適在1958年那次演講中說，他講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是「四十多年來的運動」。這就提示著那前述的第四期「中國文藝復興」，也並不止於新文化運動，還包括以後的國民革命直至國民黨到台灣後的活動，或者可說是一種介乎於廣狹二義之間的「中國文藝復興」。這是一般人較少注意到的，其中最不含混的部分就是胡適對文化與政治關係的認知。
對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具體地說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及此後的政治運動之關係，胡適的認知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轉變。他晚年頗愛說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幹擾」，後者因前者的幹擾而「夭折」。當年為胡適做《口述自傳》的唐德剛先生頗不以為然，曾就此麵質胡適。唐先生認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後果，必然是一個新的政治運動，而所謂『新文化運動』，則是近百年來中國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個『階段』。」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論述此事。[6]其實如果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改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再去掉「必然」那類字眼，則唐先生所說，正是胡適自己的見解，而且他早年還有清楚的界說。據說唐先生每次錄音之前，都要先做準備的「功課」。這一次要麽是他的功課做得不夠好，要麽就是胡適又和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怪不得唐先生曾深有體會地說胡適「並不就那樣老實」。
按照前引胡適1933年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分期，1923年以前「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以後則是「集團主義時期」。胡適將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那幾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長，兩段間的關係若從字麵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適豈不是自認他參與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結束或過時，則胡適又將認同於何處呢？
其實，至少按胡適二三十年代的觀點，這兩階段都同屬更大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在此大運動中，第二段恰是第一段的繼續。而中國文藝復興又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新階段（唐先生看了恐要吐血）。總的來說，胡適也認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歷經鴉片戰爭之後的技術引進階段，甲午戰爭之後的政治改革階段，和以文學革命為開端的文藝復興階段。在胡適更係統的論述中，從重視維多利亞時代個人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向集團主義的過渡，正伴隨著新文化運動向重視民主特別是科學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