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若用之於中國，胡適並不完全認同美國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政策，而是強調一種更加社會主義化的美國式政治。他主張「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並把人為製裁管理「資本主義之流弊」列為其主要施政目標之一。其設計的自由黨「黨綱」凡四條，其中「有計劃的政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兩條就非美國當時所實行（此可與徐新六所說蘇俄的「政治上黨治」和「經濟上共產」兩大「試驗」對看）。而「用有限製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與實業」一點也明顯是在因應國內反帝一方的思考。
胡適是西方式的進化論者，在他看來，中國尚處在西方的文藝復興階段，或最多不過剛邁過這一階段，後麵經濟上還有工業革命，思想上還有啟蒙時代，離工業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尚遠。他後來說，隻有基礎堅實的國家，才有精力去討論社會問題。而中國的「國家還不是一個國家，政府還不是一個政府」，甚至缺乏「保證這個民族本身的生存方式」，則「我們如何配討論生產和分配製度的改革問題呢」？中國不僅與歐美不能比，與蘇俄不能比，甚至與土耳其也不能比。所以，「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為［按指公領域的幹預作用］的政治哲學。」[86]不過，盡管中國離社會主義時代尚遠，西方卻已經差不多了。
六 社會主義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前麵說過，胡適在1926年9月曾準備以他那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為引論，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書。他在日記中自述說：「此書的動機固然很早，這幾年我常常想著這個文化問題。」從已發表的東西看，所謂「這幾年」至少可從1922年講王莽時算起，正是胡適自己劃分的集團主義時期即將開始之時。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講自由主義的一章擬從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講起，頗類似他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時「截斷眾流」的取徑。這也表明胡適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現代自由主義。穆勒正是英國自由主義從經典到現代、從完全個人主義到兼容集體主義的轉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達社會主義是自然的發展。這本書他後來沒有寫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學、自由和社會主義各占三章。這大概就是彼時胡適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在此後的幾年間，胡適多次向歐美聽眾談及《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細緻化的小修補，但大體沒有變動，唯一顯著的發展是對社會主義的推崇越來越高。
胡適以為，一次世界大戰後流行的關於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東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說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文明的優點，即不能認識社會主義的價值。所以他給西人鼓勁說，西方文明正迅速成為世界文明。而中國能對今後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貢獻，就在幫助西人認識他們未看到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胡適反覆對英美人強調說，社會主義不僅是西方早期更重個人的民主觀念的補充，是西方民主運動的歷史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偉大的精神遺產」。他教導英國人說：「我們或許可以不喜歡社會主義。但它顯然是人類所發明的關於社會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實際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覺中變成社會主義的世界」。[88]
像這樣對社會主義的高度推崇，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人中，恐怕更是絕無僅有的。在那幾年間，胡適對他所謂「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曾試圖改稱為「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或「民主宗教信條」，但意思大致不變。其傾向是徘徊於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過胡適對社會主義雖推崇備至，主要還是從西方文明正變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發，是要幫助西方人認識到他們認識不到的價值。一旦回到中國時，他的立場還是踏在自由主義之上。
盡管胡適這許多話是在為英美人說法，他常常還是從中國的視角在看問題。一戰後東西方精神物質文明之爭在中國的思想言說中確是熱點，而西人對此本不甚注意，哪裏談得上蒙蔽西人耳目的功用呢！但是在中國，那場爭論倒確實改變了一些人一味崇洋的心態。其實還不僅是梁啓超「他們」在一次大戰後看到西方也有不足，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時到歐洲，對西方政製也有失望的感覺。[89]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等人感到有必要進一步強調西洋文明的長處。
但胡適看到的竟是西人認識不到的社會主義，恰又揭示了社會主義是當時中國的思想言說中的一個主流傾向。胡適對社會主義的讚頌，雖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夠味道，並沒有引起時人多少反應。但差不多同時胡適對新俄也頗多美言，卻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可見當時抽象廣義的社會主義已是士林之大勢所趨，故胡適談社會主義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見什麽人反對。但具體到蘇俄，則不僅與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蘇俄的社會主義是實實在在擺在那裏，故不容不做出反應。
1933年胡適到芝加哥大學講學時，重申了他對蘇俄的讚賞，並進而表彰了蘇俄領導提倡科學技術的進步。這一次他明確把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起讚頌，強調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適為《東方雜誌》做了一篇《一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的長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對西洋文明態度」一文裏提出的民治和社會主義階段說，同時仍將蘇俄歸入往民治發展的一路。[91]胡適是反對中國獨裁的，但又嚮往社會主義和蘇俄，所以幹脆把蘇俄詮釋為不是獨裁的。這是胡適中西不同說的典型表現。
胡適是西方式的進化論者，在他看來，中國尚處在西方的文藝復興階段，或最多不過剛邁過這一階段，後麵經濟上還有工業革命，思想上還有啟蒙時代，離工業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尚遠。他後來說，隻有基礎堅實的國家，才有精力去討論社會問題。而中國的「國家還不是一個國家，政府還不是一個政府」，甚至缺乏「保證這個民族本身的生存方式」，則「我們如何配討論生產和分配製度的改革問題呢」？中國不僅與歐美不能比，與蘇俄不能比，甚至與土耳其也不能比。所以，「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為［按指公領域的幹預作用］的政治哲學。」[86]不過，盡管中國離社會主義時代尚遠，西方卻已經差不多了。
六 社會主義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前麵說過，胡適在1926年9月曾準備以他那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為引論，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書。他在日記中自述說：「此書的動機固然很早，這幾年我常常想著這個文化問題。」從已發表的東西看，所謂「這幾年」至少可從1922年講王莽時算起，正是胡適自己劃分的集團主義時期即將開始之時。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講自由主義的一章擬從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講起，頗類似他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時「截斷眾流」的取徑。這也表明胡適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現代自由主義。穆勒正是英國自由主義從經典到現代、從完全個人主義到兼容集體主義的轉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達社會主義是自然的發展。這本書他後來沒有寫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學、自由和社會主義各占三章。這大概就是彼時胡適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在此後的幾年間，胡適多次向歐美聽眾談及《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細緻化的小修補，但大體沒有變動，唯一顯著的發展是對社會主義的推崇越來越高。
胡適以為，一次世界大戰後流行的關於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東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說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文明的優點，即不能認識社會主義的價值。所以他給西人鼓勁說，西方文明正迅速成為世界文明。而中國能對今後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貢獻，就在幫助西人認識他們未看到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胡適反覆對英美人強調說，社會主義不僅是西方早期更重個人的民主觀念的補充，是西方民主運動的歷史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偉大的精神遺產」。他教導英國人說：「我們或許可以不喜歡社會主義。但它顯然是人類所發明的關於社會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實際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覺中變成社會主義的世界」。[88]
像這樣對社會主義的高度推崇，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人中，恐怕更是絕無僅有的。在那幾年間，胡適對他所謂「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曾試圖改稱為「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或「民主宗教信條」，但意思大致不變。其傾向是徘徊於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過胡適對社會主義雖推崇備至，主要還是從西方文明正變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發，是要幫助西方人認識到他們認識不到的價值。一旦回到中國時，他的立場還是踏在自由主義之上。
盡管胡適這許多話是在為英美人說法，他常常還是從中國的視角在看問題。一戰後東西方精神物質文明之爭在中國的思想言說中確是熱點，而西人對此本不甚注意，哪裏談得上蒙蔽西人耳目的功用呢！但是在中國，那場爭論倒確實改變了一些人一味崇洋的心態。其實還不僅是梁啓超「他們」在一次大戰後看到西方也有不足，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時到歐洲，對西方政製也有失望的感覺。[89]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等人感到有必要進一步強調西洋文明的長處。
但胡適看到的竟是西人認識不到的社會主義，恰又揭示了社會主義是當時中國的思想言說中的一個主流傾向。胡適對社會主義的讚頌，雖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夠味道，並沒有引起時人多少反應。但差不多同時胡適對新俄也頗多美言，卻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可見當時抽象廣義的社會主義已是士林之大勢所趨，故胡適談社會主義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見什麽人反對。但具體到蘇俄，則不僅與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蘇俄的社會主義是實實在在擺在那裏，故不容不做出反應。
1933年胡適到芝加哥大學講學時，重申了他對蘇俄的讚賞，並進而表彰了蘇俄領導提倡科學技術的進步。這一次他明確把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起讚頌，強調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適為《東方雜誌》做了一篇《一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的長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對西洋文明態度」一文裏提出的民治和社會主義階段說，同時仍將蘇俄歸入往民治發展的一路。[91]胡適是反對中國獨裁的，但又嚮往社會主義和蘇俄，所以幹脆把蘇俄詮釋為不是獨裁的。這是胡適中西不同說的典型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