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晚年說，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會主義而不再嚮往。這個時間略可商討。那時他的確已講到集權和民主的鬥爭，不過仍把蘇俄劃在民主一邊。至少他對「新俄」的夢想還持續了幾年。但胡適對社會主義和蘇俄的推許是從現代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大約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這一立腳點他基本未曾移動。同時，胡適也從未放棄對美國民主模式的堅信，他說蘇美走的是一條路，是因為他認為蘇俄是曲線在走美國路。且美國在三四十年代羅斯福當政時期的許多「新政」舉措恰好也能印證和支持胡適對西方文明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趨勢性預測。
正因為自由主義立場堅定，胡適在40年代中期已漸漸認識到他多年「對蘇俄那樣熱心的期望」不過是場夢。前麵說過，胡適一開始接受現代自由主義就有民族主義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對某一個人的自由的約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條件」這一現代自由主義原則推廣到國際關係上，就是一國不能幹預他國之事）。最終使胡適放棄「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的，是《雅爾達協定》和戰後蘇聯對東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畢竟還是站在民族主義的基點上。[92]
在此之後，胡適在1947年8月1日發表廣播演講《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最後修正了他關於西方走向社會主義的「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的說法，提出「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和「三十年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的說法。但即使在這篇講話中，胡適仍堅持要用社會化的經濟製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93]大約同時，胡適仍撰文指出，百年來自由主義運動的最大成績，是英國工黨靠非暴力的議會選舉改革社會。[94]他對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仍然嚮往，其立場仍在霍布豪斯和杜威的現代自由主義之上。
* * *
胡適歷來主張一種「實驗的精神」，他給「中國文藝復興」下的定義即是「一種自覺的嚐試」。其對新俄的嚮往及與社會主義的合離，大致都是這類嚐試的一部分。但就像他的《嚐試篇》所說：「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胡適那「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後來不得不放棄；於社會主義，則以合始而以離終。這些嚐試，可以說都是偏向「失敗」的。不過，「即使如此已無愧」，他畢竟已經實行了「實驗的精神」。
如果說這是胡適在理論層麵向集團主義趨近的嚐試，與此同時，在實踐的層麵，他也曾對北伐時的國民革命寄予厚望。
* * *
[1] 胡適日記，1933年12月22日。
[2] 胡適日記，1911年4月21日；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東方雜誌》第17卷第23號，1920年12月，第107頁。
[3] 胡適日記，1917年3月8日；《張奚若致胡適》（1917年12月28日），《書信選》上冊，第8頁；黃炎培語轉自陳獨秀《俄國精神》，《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第1頁（欄頁）。
[4] 《張奚若致胡適》（1919年3月16日），《書信選》上冊，第31—32頁。
[5] 傅斯年語在《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第129頁；陳獨秀語載《每周評論》第8號之《隨感錄》；《時事新報》社論轉自《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第11頁。
[6] 北大民意測量轉引自陳福霖（f.gilbert 插n），nationalism in east asia（new york，1981），pp.21-22；吳宓語見其1927年1月在清華的演講confucianism，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 p.2.
[7] 餘英時：《激進與保守》，這段話在本書所用版本中漏排，見《歷史月刊》第29期，第145頁。
[8] 《胡適致陳獨秀（稿）》，《書信選》上冊，第119—120頁。
[9] 胡適：《這一周》（1922年7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67—169頁。
[10] 《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頁。
[11] 關於鄧中夏，參見朱文華《胡適評傳》，第204—205頁。
[12]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即1930年出版的《胡適文選》的「自序」。
[13]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頁。
[14] 張慰慈為《一個態度，一個按語》寫的編者按語，《晨報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頁。
[15]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胡適演講集》第3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第47—48頁。
[16] harold j. schults，ed.，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le性ton，mass.，1972，p.viii. 本節關於英國自由主義的討論，多借鑑此書的材料。另外，以下對我們較熟悉的自由主義經典著作，因版本甚多，除直接引用外，一般不註明版本。
[17] david 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21）.
[18] cf. jeremy bentham，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and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798）.
[19] 此觀點參見e. h. carr，the new society，new york，1960，pp.20-26.
[20] john s.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and on liberty（1859）.
[21] cf. j. d. y. peel，herbert spencer：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london，1971.
[22] cf. thomas h. green，prolegomena to ethics（1883）.
[23] williams，keywords，pp.239-241.
[24] l. t. hobhouse，liberalism（1911）. stefan collini，liberalism and sociology：l. t. hobhouse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nnd，cambridge，ennd，1979，特別是前四章。
正因為自由主義立場堅定，胡適在40年代中期已漸漸認識到他多年「對蘇俄那樣熱心的期望」不過是場夢。前麵說過，胡適一開始接受現代自由主義就有民族主義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對某一個人的自由的約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條件」這一現代自由主義原則推廣到國際關係上，就是一國不能幹預他國之事）。最終使胡適放棄「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的，是《雅爾達協定》和戰後蘇聯對東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畢竟還是站在民族主義的基點上。[92]
在此之後，胡適在1947年8月1日發表廣播演講《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最後修正了他關於西方走向社會主義的「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的說法，提出「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和「三十年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的說法。但即使在這篇講話中，胡適仍堅持要用社會化的經濟製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93]大約同時，胡適仍撰文指出，百年來自由主義運動的最大成績，是英國工黨靠非暴力的議會選舉改革社會。[94]他對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仍然嚮往，其立場仍在霍布豪斯和杜威的現代自由主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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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歷來主張一種「實驗的精神」，他給「中國文藝復興」下的定義即是「一種自覺的嚐試」。其對新俄的嚮往及與社會主義的合離，大致都是這類嚐試的一部分。但就像他的《嚐試篇》所說：「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胡適那「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後來不得不放棄；於社會主義，則以合始而以離終。這些嚐試，可以說都是偏向「失敗」的。不過，「即使如此已無愧」，他畢竟已經實行了「實驗的精神」。
如果說這是胡適在理論層麵向集團主義趨近的嚐試，與此同時，在實踐的層麵，他也曾對北伐時的國民革命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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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日記，1933年12月22日。
[2] 胡適日記，1911年4月21日；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東方雜誌》第17卷第23號，1920年12月，第107頁。
[3] 胡適日記，1917年3月8日；《張奚若致胡適》（1917年12月28日），《書信選》上冊，第8頁；黃炎培語轉自陳獨秀《俄國精神》，《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第1頁（欄頁）。
[4] 《張奚若致胡適》（1919年3月16日），《書信選》上冊，第31—32頁。
[5] 傅斯年語在《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第129頁；陳獨秀語載《每周評論》第8號之《隨感錄》；《時事新報》社論轉自《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第11頁。
[6] 北大民意測量轉引自陳福霖（f.gilbert 插n），nationalism in east asia（new york，1981），pp.21-22；吳宓語見其1927年1月在清華的演講confucianism，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 p.2.
[7] 餘英時：《激進與保守》，這段話在本書所用版本中漏排，見《歷史月刊》第29期，第145頁。
[8] 《胡適致陳獨秀（稿）》，《書信選》上冊，第119—120頁。
[9] 胡適：《這一周》（1922年7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67—169頁。
[10] 《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頁。
[11] 關於鄧中夏，參見朱文華《胡適評傳》，第204—205頁。
[12]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即1930年出版的《胡適文選》的「自序」。
[13]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頁。
[14] 張慰慈為《一個態度，一個按語》寫的編者按語，《晨報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頁。
[15]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胡適演講集》第3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第47—48頁。
[16] harold j. schults，ed.，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le性ton，mass.，1972，p.viii. 本節關於英國自由主義的討論，多借鑑此書的材料。另外，以下對我們較熟悉的自由主義經典著作，因版本甚多，除直接引用外，一般不註明版本。
[17] david 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21）.
[18] cf. jeremy bentham，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and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798）.
[19] 此觀點參見e. h. carr，the new society，new york，1960，pp.20-26.
[20] john s.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and on liberty（1859）.
[21] cf. j. d. y. peel，herbert spencer：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london，1971.
[22] cf. thomas h. green，prolegomena to ethics（1883）.
[23] williams，keywords，pp.239-241.
[24] l. t. hobhouse，liberalism（1911）. stefan collini，liberalism and sociology：l. t. hobhouse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nnd，cambridge，ennd，1979，特別是前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