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六的觀察甚敏銳，「力大」（因而效果明顯）正是新俄對胡適（及其他許多人）的魅力所在。他的問題實際是：對蘇俄的「共產」和「黨治」，中國究竟學不學？如果不學，又學蘇俄的什麽？胡適那時主張向俄國人學習的，首先是「努力肯幹」的認真精神。當時《晨報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就看出胡適「明顯地流露出不據學理不擇方法去幹」的傾向，他發現，胡適「近來的精神」就體現在「他那『肯幹』『能幹』的豪氣」上。[79]
可以說，重在行動是胡適當時政治主張的一個重要的特徵。他那段時間特別強調努力肯幹，雖然給人以「不據學理不擇方法去幹」的傾向，主要還是針對他所認知的國人「政治活動能力薄弱」這一缺失。而立足於行動的基礎也使一些在常人看來矛盾、衝突或對立的政治趨向可以被胡適「兼容並包」而熔於一爐。不了解這一點，就較難對胡適那段時間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現出的政治態度產生「了解之同情」。
然而任鴻雋關注的「俄國式的勞農專製」與「美國式『德謨克拉西』」的對立和競爭關係本實際存在，胡適自己對此也並非沒有疑慮。在這方麵，他進一步得到了羅素的幫助。胡適從蘇俄到英國後，羅素即告訴他，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最適於蘇俄那種專政製度。若採用民治，必鬧得很糟。胡適反對說，「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羅素告訴他，「那隻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胡適覺得「此言也有道理」。[80]
以前羅素說中國應走社會主義之路時，胡適曾做有《一個哲學家》的詩，說羅素自己不要國家，卻要中國人愛國；自己不信政府，卻要中國行國家社會主義；這都因為羅素認為中國人還不配走自由主義之路。胡適曾「敬告他：這種迷夢，我們早已做夠了」！如今他自己對自由主義的認識轉變了，羅素再教他為了國家好而犧牲個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羅素在1922年著的《中國的問題》一書中，曾提出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目標就是要「使俄國美國化」。[81]胡適當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為他本認為「真正的美國主義」並不主張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堅信「進步是一步一步得來的」。[82]但在思想轉變之後，再加上芝加哥大學那位教授的推理，則社會主義專政的將來總還會到民治；正是基於專製可經教育變民主這一判斷，胡適在1930年斷言：蘇俄與美國「這兩種理想原來是一條路，蘇俄走的正是美國的路」。[83]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歡的羅素的觀點。不過，羅素一向是將「美國主義」作為挖苦對象的，他說俄國走美國路本略帶貶義。而在胡適這裏，已是明顯的褒義了。
蘇俄真正打動胡適的，大約還是一個法國人告訴他的：「俄國最大的成績是在短時期中居然改變了一國的趨向，的確成了一個新民族。」這或者讓他回想起merriam當初類似的觀察，即蘇俄「一切設施，尤其是教育的設施，都注意在實地造成一輩新國民」。而這正是胡適畢生想在中國實現的最高目標，他不禁感嘆道：「這樣子才算是真革命。」[84]後來的歷史表明蘇俄有那樣的改變實在隻是個神話，但當時有胡適那樣看法的不在少數。
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對蘇俄的社會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雖然是反對多而贊成少，但都承認這是對西方政治學說和政治製度的新挑戰。胡適是樂觀的實驗主義者，故傾向於從積極的方麵去詮釋這些新試驗。而且，他把新俄的社會主義製度這一「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納入了他所推崇的社會主義新宗教信條之中，在這一點上他比張君勱等進步黨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走得更遠。
張忠棟先生曾提出，胡適在1927年初從歐洲到美國後，即掃除了他對蘇俄的興奮，再度認定美國的價值。[85]此說頗為其他一些學者採納，其實恐怕誤解了胡適。胡適當然更加認同美國，不過他到1930年仍說蘇俄與美國「這兩種理想原來是一條路」的斷言表明，胡適認同美國方式並不以放棄對蘇俄的「興奮」為代價。另一方麵，胡適在蘇聯時就公開表述了其傾向美國的態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學生的不滿，他完全無需到歐美考察後再「重新」認識到美國方式的價值或「回歸」到美國方式。
對胡適來說，既然他認為「蘇俄走的正是美國的路」，顯然更強調兩國「取徑」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適對西方有著自己的親身認識，他並不像一般人那樣籠統看待廣義的「歐美」或「西方」政治。觀其當時公開說英國不足學，可知他在英國的觀察較多負麵印象，這與他對蘇聯的頗多正麵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別注意。而且，胡適那段時間一直把蘇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從1919年開始，他長期以來與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是關於輸入什麽樣的學理、怎樣輸入，以及某些學理是否適合中國等問題，但從未質疑這些學理屬於「西方」。
其實胡適對蘇聯的好感和他對蘇俄政治方式的保留都是持續的，他承認和接受蘇聯所進行的「絕大的、空前的政治試驗」並不意味著他已認可蘇俄的政治方式。同樣，胡適對美國政治方式的讚賞也是有分寸的。盡管他長期以來有意無意間試圖將美國方式運用於中國，但因「議政」而較仔細地考察過中國國情並實地體驗了新俄的社會主義製度後，胡適對什麽樣的體製更適合中國似乎有了新的認識，與蔡和森等人的「舌戰」給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產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
可以說，重在行動是胡適當時政治主張的一個重要的特徵。他那段時間特別強調努力肯幹，雖然給人以「不據學理不擇方法去幹」的傾向，主要還是針對他所認知的國人「政治活動能力薄弱」這一缺失。而立足於行動的基礎也使一些在常人看來矛盾、衝突或對立的政治趨向可以被胡適「兼容並包」而熔於一爐。不了解這一點，就較難對胡適那段時間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現出的政治態度產生「了解之同情」。
然而任鴻雋關注的「俄國式的勞農專製」與「美國式『德謨克拉西』」的對立和競爭關係本實際存在，胡適自己對此也並非沒有疑慮。在這方麵，他進一步得到了羅素的幫助。胡適從蘇俄到英國後，羅素即告訴他，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最適於蘇俄那種專政製度。若採用民治，必鬧得很糟。胡適反對說，「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羅素告訴他，「那隻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胡適覺得「此言也有道理」。[80]
以前羅素說中國應走社會主義之路時，胡適曾做有《一個哲學家》的詩，說羅素自己不要國家，卻要中國人愛國；自己不信政府，卻要中國行國家社會主義；這都因為羅素認為中國人還不配走自由主義之路。胡適曾「敬告他：這種迷夢，我們早已做夠了」！如今他自己對自由主義的認識轉變了，羅素再教他為了國家好而犧牲個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羅素在1922年著的《中國的問題》一書中，曾提出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目標就是要「使俄國美國化」。[81]胡適當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為他本認為「真正的美國主義」並不主張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堅信「進步是一步一步得來的」。[82]但在思想轉變之後，再加上芝加哥大學那位教授的推理，則社會主義專政的將來總還會到民治；正是基於專製可經教育變民主這一判斷，胡適在1930年斷言：蘇俄與美國「這兩種理想原來是一條路，蘇俄走的正是美國的路」。[83]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歡的羅素的觀點。不過，羅素一向是將「美國主義」作為挖苦對象的，他說俄國走美國路本略帶貶義。而在胡適這裏，已是明顯的褒義了。
蘇俄真正打動胡適的，大約還是一個法國人告訴他的：「俄國最大的成績是在短時期中居然改變了一國的趨向，的確成了一個新民族。」這或者讓他回想起merriam當初類似的觀察，即蘇俄「一切設施，尤其是教育的設施，都注意在實地造成一輩新國民」。而這正是胡適畢生想在中國實現的最高目標，他不禁感嘆道：「這樣子才算是真革命。」[84]後來的歷史表明蘇俄有那樣的改變實在隻是個神話，但當時有胡適那樣看法的不在少數。
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對蘇俄的社會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雖然是反對多而贊成少，但都承認這是對西方政治學說和政治製度的新挑戰。胡適是樂觀的實驗主義者，故傾向於從積極的方麵去詮釋這些新試驗。而且，他把新俄的社會主義製度這一「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納入了他所推崇的社會主義新宗教信條之中，在這一點上他比張君勱等進步黨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走得更遠。
張忠棟先生曾提出，胡適在1927年初從歐洲到美國後，即掃除了他對蘇俄的興奮，再度認定美國的價值。[85]此說頗為其他一些學者採納，其實恐怕誤解了胡適。胡適當然更加認同美國，不過他到1930年仍說蘇俄與美國「這兩種理想原來是一條路」的斷言表明，胡適認同美國方式並不以放棄對蘇俄的「興奮」為代價。另一方麵，胡適在蘇聯時就公開表述了其傾向美國的態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學生的不滿，他完全無需到歐美考察後再「重新」認識到美國方式的價值或「回歸」到美國方式。
對胡適來說，既然他認為「蘇俄走的正是美國的路」，顯然更強調兩國「取徑」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適對西方有著自己的親身認識，他並不像一般人那樣籠統看待廣義的「歐美」或「西方」政治。觀其當時公開說英國不足學，可知他在英國的觀察較多負麵印象，這與他對蘇聯的頗多正麵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別注意。而且，胡適那段時間一直把蘇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從1919年開始，他長期以來與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是關於輸入什麽樣的學理、怎樣輸入，以及某些學理是否適合中國等問題，但從未質疑這些學理屬於「西方」。
其實胡適對蘇聯的好感和他對蘇俄政治方式的保留都是持續的，他承認和接受蘇聯所進行的「絕大的、空前的政治試驗」並不意味著他已認可蘇俄的政治方式。同樣，胡適對美國政治方式的讚賞也是有分寸的。盡管他長期以來有意無意間試圖將美國方式運用於中國，但因「議政」而較仔細地考察過中國國情並實地體驗了新俄的社會主義製度後，胡適對什麽樣的體製更適合中國似乎有了新的認識，與蔡和森等人的「舌戰」給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產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