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到蘇俄是1926年，蘇俄教育尚未改變，他自己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在莫斯科期間特意閱讀了蘇聯「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覺八年來的教育成績可驚。其教育方針實根據於新的教育學說」。[70]兩年後胡適的老師杜威訪問蘇俄，仍然「大誇許蘇俄教育」。[71]或許就是在此基礎上，一向反對專製的胡適能夠讚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這讓他的許多朋友不解。
在訪問莫斯科的同時或稍後，胡適寫了一係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他甚至認為中國應當學墨索裏尼的義大利，應當學德國學日本，「以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倒是英國不足學，因其「名為evolution［漸進］，實則得過且過，直到雨臨頭時方才做補漏的工夫」。這一切，用胡適自己的話說，就是他的「新的興奮」。[72]與幾年前陳獨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樣」相比，自由主義者胡適為了國家的快速發展，竟主張以當時幾個最著名的集權國家為榜樣！這是胡適性格中感情一麵暗藏激進的又一次表露，其觀念的變化是相當巨大的，也可見胡適那時在往他說的集團主義方向走得有多遠。[73]
這樣一種觀念的巨變，顯然與胡適對蘇聯現象的現場觀察直接相關。正如徐誌摩所說：「你一出國遊歷去，不論你走到哪一個方向——日本、美國、英國、俄國，全是一樣——你總覺得耳目一新，精神煥發……除非是白癡或是麻痹，誰去俄國都不免感到極大的震驚，贊成或反對他們的政治或別的什麽另是一件事，在那邊人類的活力幾乎超到了炙手可熱的度數，恰好反照我們這邊一切活動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74]
近代中國士人個個都盼望中國強盛，而蘇俄正提供了一個由弱變強的新模式，故俄國的興起對任何中國知識人都具打動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奪權的成功，自由主義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奪權後的建設和「改造社會」的措施，蘇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監獄的現象對胡適而言正可謂「求仁得仁」（若後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適本人的要求，說明俄方對胡適還確有幾分「了解之同情」）。
如果蘇俄和中共對胡適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多住一些時候的邀請可能有些失望，他們隨後即從胡適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蘇俄新氣象的真正影響力。胡適到美國後得知，李大釗曾提出：「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75]看來中共對「新俄」的魅力頗具信心，故希望能進一步向胡適展示。
其實胡適自己也想多看看新俄，他當時給張慰慈寫信說：「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他也確曾把經蘇俄回國作為一種選擇，並說：「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76]可知其想要深入了解新俄的願望是存在的。當然，對中共而言，兩次試圖增強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為後來其不欣賞胡適的伏筆。
從胡適與前引芝加哥大學教授的談話中可知，怎樣認識蘇俄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他那時特別關注並一直在考慮的問題，也是他的許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關鍵。任鴻雋雖然同意胡適所說中國人的毛病「一個是迷信『底克推多』，一個是把責任推在外國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謨克拉西』來的，而現時俄國式的勞農專製，正與美國式『德謨克拉西』決勝於世界的政治舞台。我們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還要從提倡『德謨克拉西』入手，你說對嗎？國內的朋友對於你贊成蘇俄的論調發生疑問，也就在這一點。」[77]
對胡適而言，任鴻雋提出的關鍵問題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幫他解決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適用孫中山的「訓政時期」來指謂蘇俄的「一黨專政」，這既提示出他對國民黨政治的某種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問時已將蘇俄的「一黨專政」預設為一個可以有下限的歷史時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這裏也隱伏了胡適稍後對國民黨的正麵肯定：既然蘇俄的「訓政時期」可以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民治製度」，正接受蘇俄援助並仿效蘇俄政治行為的國民黨之「訓政時期」自然也可能發生類似的轉化）。
胡適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對胡適那「新的興奮」有所疑問，他說：「兄西遊後，政治思想頗多變更，在各處通訊中所見兄之議論，弟贊成者甚多。例如對俄國革命態度之修正，認為對於全世界之大插llenge［挑戰］，調和穩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輩政治活動能力之薄弱，均是無可駁擊。」但他也指出：「俄國革命對舊式社會雖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輩亦不能見其力大而即以為是。」徐氏認為：「俄國革命之特色，一為政治上黨治之試驗，一為經濟上共產之試驗」。他顯然注意到胡適急於要「幹政治」的興奮，特地提出：「我輩當平心靜氣研究此二點之是否，以及對於我國此時是否為對症之良藥。如其不然，當研究出一方案來。」在胡適「對於政治如未用過上述幾層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卻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終於提出一個方案」。[78]
在訪問莫斯科的同時或稍後，胡適寫了一係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他甚至認為中國應當學墨索裏尼的義大利，應當學德國學日本，「以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倒是英國不足學，因其「名為evolution［漸進］，實則得過且過，直到雨臨頭時方才做補漏的工夫」。這一切，用胡適自己的話說，就是他的「新的興奮」。[72]與幾年前陳獨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樣」相比，自由主義者胡適為了國家的快速發展，竟主張以當時幾個最著名的集權國家為榜樣！這是胡適性格中感情一麵暗藏激進的又一次表露，其觀念的變化是相當巨大的，也可見胡適那時在往他說的集團主義方向走得有多遠。[73]
這樣一種觀念的巨變，顯然與胡適對蘇聯現象的現場觀察直接相關。正如徐誌摩所說：「你一出國遊歷去，不論你走到哪一個方向——日本、美國、英國、俄國，全是一樣——你總覺得耳目一新，精神煥發……除非是白癡或是麻痹，誰去俄國都不免感到極大的震驚，贊成或反對他們的政治或別的什麽另是一件事，在那邊人類的活力幾乎超到了炙手可熱的度數，恰好反照我們這邊一切活動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74]
近代中國士人個個都盼望中國強盛，而蘇俄正提供了一個由弱變強的新模式，故俄國的興起對任何中國知識人都具打動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奪權的成功，自由主義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奪權後的建設和「改造社會」的措施，蘇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監獄的現象對胡適而言正可謂「求仁得仁」（若後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適本人的要求，說明俄方對胡適還確有幾分「了解之同情」）。
如果蘇俄和中共對胡適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多住一些時候的邀請可能有些失望，他們隨後即從胡適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蘇俄新氣象的真正影響力。胡適到美國後得知，李大釗曾提出：「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75]看來中共對「新俄」的魅力頗具信心，故希望能進一步向胡適展示。
其實胡適自己也想多看看新俄，他當時給張慰慈寫信說：「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他也確曾把經蘇俄回國作為一種選擇，並說：「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76]可知其想要深入了解新俄的願望是存在的。當然，對中共而言，兩次試圖增強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為後來其不欣賞胡適的伏筆。
從胡適與前引芝加哥大學教授的談話中可知，怎樣認識蘇俄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他那時特別關注並一直在考慮的問題，也是他的許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關鍵。任鴻雋雖然同意胡適所說中國人的毛病「一個是迷信『底克推多』，一個是把責任推在外國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謨克拉西』來的，而現時俄國式的勞農專製，正與美國式『德謨克拉西』決勝於世界的政治舞台。我們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還要從提倡『德謨克拉西』入手，你說對嗎？國內的朋友對於你贊成蘇俄的論調發生疑問，也就在這一點。」[77]
對胡適而言，任鴻雋提出的關鍵問題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幫他解決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適用孫中山的「訓政時期」來指謂蘇俄的「一黨專政」，這既提示出他對國民黨政治的某種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問時已將蘇俄的「一黨專政」預設為一個可以有下限的歷史時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這裏也隱伏了胡適稍後對國民黨的正麵肯定：既然蘇俄的「訓政時期」可以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民治製度」，正接受蘇俄援助並仿效蘇俄政治行為的國民黨之「訓政時期」自然也可能發生類似的轉化）。
胡適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對胡適那「新的興奮」有所疑問，他說：「兄西遊後，政治思想頗多變更，在各處通訊中所見兄之議論，弟贊成者甚多。例如對俄國革命態度之修正，認為對於全世界之大插llenge［挑戰］，調和穩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輩政治活動能力之薄弱，均是無可駁擊。」但他也指出：「俄國革命對舊式社會雖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輩亦不能見其力大而即以為是。」徐氏認為：「俄國革命之特色，一為政治上黨治之試驗，一為經濟上共產之試驗」。他顯然注意到胡適急於要「幹政治」的興奮，特地提出：「我輩當平心靜氣研究此二點之是否，以及對於我國此時是否為對症之良藥。如其不然，當研究出一方案來。」在胡適「對於政治如未用過上述幾層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卻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終於提出一個方案」。[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