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館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說英國話，願替我作翻譯。我帶了他出門，先訪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學時，他已走了，學生皆在鄉間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紹信留下，恰有中國學生一人出來，我問他，他對我一望，說：「是胡先生嗎？」此人名周達文，曾在北京聽我演說，故認得我。我把信交給他，就走了。到中國大使館，見著代辦鄭子俊先生、參贊夏君。晚上我出來走了一會。回來見於右任先生留下一張條，不知他怎樣知道我來了。
（7月31日）：下午往訪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別甚久，彼此竟不認得了。我們縱談甚快，陸續來者甚多，有劉伯堅，任xx，王人達，馬文彥等。後來越來越多，至十餘人之多。右任也回來了。我與和森仍繼續辯論，餘人參加者甚少。從三點直到九點，radek來了，才把我們的舌戰打斷。radek談了一會，先走了。我們出去到「大莫斯科飯店」吃飯。散時已十一點多鍾了。作一書與慰慈。
（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裝。和森與劉伯堅來談。他們都盼我在俄國久住一些時，不幸我此時不能留了。
可以看出，胡適自己的記錄也有其選擇性，且不夠詳盡，尤其是省略了他與蔡和森「舌戰」的具體內容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蘇聯方麵的記錄佐證。但胡適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實，主要是中山大學等中國學生齊集車站迎接胡適以及他到中山大學演講都隻是傳說而非事實。整體而言，汪菊農所記雖更多具體的細節描述，而毛以亨所記相對更符合於胡適日記中的記述。至於胡適與中國學生和拉狄克等的討論內容，毛、汪二氏雖各有明顯的傾向性，[57]然根據胡適其他的文字表述看，兩人所記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補。
譬如，毛以亨所記胡適陳述其對蘇聯的觀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裏幹」。這在胡適一麵，完全是實話實說，並非毛氏所說的「幽默」。胡適在1922年做的《後努力歌》裏已提出：好社會與好政府、教育與政治、破壞與建設都是互為因果的連環，解開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或「幹」。在其稍來公開發表的讚頌蘇俄文字中，胡適明確提出「我們要幹政治」的主張，而且是幹「什麽製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裏幹」乃胡適那幾年素所嚮往，用之於表述對蘇聯的觀感，在他個人已是相當高的讚譽。
又如汪菊農所記胡適區別美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對華政策親善」一語，也是他向有的主張。胡適在1922年10月所寫的《國際的中國》一文就說，列強在清末還想征服統治中國，但日本勢力在遠東的一再擴充和中國民族的一步步自覺使遠東局麵大變，故民國以來列強對中國的態度有明顯的改變，「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中國人如果「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使工商業可自由發展，外國投資者有了保障，也就沒有理由再在中國實施帝國主義政策了。[59]
而汪菊農的回憶明確了中山大學「同學們」和拉狄克對胡適不滿之所自，即他表彰蘇聯不夠，又公然為美國說好話。此雖為傳言，也相當能說明問題。胡適實在有點不通人情，蘇聯也曾退還庚款，當年北大發工資即曾靠此款。今在蘇聯而不先表揚蘇聯所為，卻強調美國的「首先」，當然容易使人不快。讚揚美國的確是中共對胡適最不滿之處，曾與胡適「好人政府」主張相當接近的惲代英到1926年也說：就美國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兩次為自己利益犧牲中國利益以遷就日本與近年事事與英朋比壓製中國觀之，可知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無異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會大學］與留美學生如胡適之博士，與其他教育界、學術界名人為之說辭，至今尚有人認為中國唯一之友邦」。[60]
可以說，胡適與中共當年在政治主張上的一大歧異，就在反帝方麵。但這一分歧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共對胡適這樣有著「反封建」佳績的知識精英所取的聯合態度，胡適訪蘇期間中共（以及蘇俄）便對他實施了「爭取」的努力。這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傾向大體吻合。自蘇俄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後（實際上並未完全實行），北京的學界思想界左傾親俄風氣本盛，到五卅後更有增無減。張彭春曾說，當時知識精英自己也處於一種矛盾心態之中，然而卻對推動世風走向激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年歲稍高的人」一方麵「勸青年冷靜好好讀書」，一方麵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張共產，與蘇俄合作」。[61]
胡適對蘇俄的態度與思想界上述傾向非常接近，他雖不曾「主張共產」，大體也屬於張氏所說的「年歲稍高的人」中的一個。從其日記可知，胡適甫抵莫斯科即逕往中山大學訪拉狄克，很能體現其心情的迫切。他在當麵稱讚蘇俄時仍保持著一定的分寸（然如前所述，這在他個人而言讚美已不算低），隻不過是秉其一貫的立場；觀其在寄往國內的書信及稍後的文章中大讚新俄，甚至引起許多政治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開或私下的質疑，便最可見其心中的真實感受（詳後）。
在蘇俄與中共方麵，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對胡並不取「罵」的態度是個敏銳的觀察，時人傳言中的學生「齊集車站歡迎」雖非事實，仍揭示出某種心態；那時正與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於右任當晚即往訪胡適（後來胡適正在於之住處見到蔡和森等），頗能印證中共和蘇俄確實對胡適的訪問期望甚高。這裏很可能有胡適的老朋友李大釗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為胡適寫介紹信給拉狄克，更說明中共和蘇俄的確非常想「爭取」胡適；蔡和森與劉伯堅在「舌戰」後仍希望胡適能「在俄國久住一些時日」，提示著他們並未放棄「爭取」胡適的努力。
（7月31日）：下午往訪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別甚久，彼此竟不認得了。我們縱談甚快，陸續來者甚多，有劉伯堅，任xx，王人達，馬文彥等。後來越來越多，至十餘人之多。右任也回來了。我與和森仍繼續辯論，餘人參加者甚少。從三點直到九點，radek來了，才把我們的舌戰打斷。radek談了一會，先走了。我們出去到「大莫斯科飯店」吃飯。散時已十一點多鍾了。作一書與慰慈。
（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裝。和森與劉伯堅來談。他們都盼我在俄國久住一些時，不幸我此時不能留了。
可以看出，胡適自己的記錄也有其選擇性，且不夠詳盡，尤其是省略了他與蔡和森「舌戰」的具體內容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蘇聯方麵的記錄佐證。但胡適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實，主要是中山大學等中國學生齊集車站迎接胡適以及他到中山大學演講都隻是傳說而非事實。整體而言，汪菊農所記雖更多具體的細節描述，而毛以亨所記相對更符合於胡適日記中的記述。至於胡適與中國學生和拉狄克等的討論內容，毛、汪二氏雖各有明顯的傾向性，[57]然根據胡適其他的文字表述看，兩人所記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補。
譬如，毛以亨所記胡適陳述其對蘇聯的觀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裏幹」。這在胡適一麵，完全是實話實說，並非毛氏所說的「幽默」。胡適在1922年做的《後努力歌》裏已提出：好社會與好政府、教育與政治、破壞與建設都是互為因果的連環，解開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或「幹」。在其稍來公開發表的讚頌蘇俄文字中，胡適明確提出「我們要幹政治」的主張，而且是幹「什麽製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裏幹」乃胡適那幾年素所嚮往，用之於表述對蘇聯的觀感，在他個人已是相當高的讚譽。
又如汪菊農所記胡適區別美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對華政策親善」一語，也是他向有的主張。胡適在1922年10月所寫的《國際的中國》一文就說，列強在清末還想征服統治中國，但日本勢力在遠東的一再擴充和中國民族的一步步自覺使遠東局麵大變，故民國以來列強對中國的態度有明顯的改變，「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中國人如果「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使工商業可自由發展，外國投資者有了保障，也就沒有理由再在中國實施帝國主義政策了。[59]
而汪菊農的回憶明確了中山大學「同學們」和拉狄克對胡適不滿之所自，即他表彰蘇聯不夠，又公然為美國說好話。此雖為傳言，也相當能說明問題。胡適實在有點不通人情，蘇聯也曾退還庚款，當年北大發工資即曾靠此款。今在蘇聯而不先表揚蘇聯所為，卻強調美國的「首先」，當然容易使人不快。讚揚美國的確是中共對胡適最不滿之處，曾與胡適「好人政府」主張相當接近的惲代英到1926年也說：就美國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兩次為自己利益犧牲中國利益以遷就日本與近年事事與英朋比壓製中國觀之，可知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無異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會大學］與留美學生如胡適之博士，與其他教育界、學術界名人為之說辭，至今尚有人認為中國唯一之友邦」。[60]
可以說，胡適與中共當年在政治主張上的一大歧異，就在反帝方麵。但這一分歧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共對胡適這樣有著「反封建」佳績的知識精英所取的聯合態度，胡適訪蘇期間中共（以及蘇俄）便對他實施了「爭取」的努力。這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傾向大體吻合。自蘇俄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後（實際上並未完全實行），北京的學界思想界左傾親俄風氣本盛，到五卅後更有增無減。張彭春曾說，當時知識精英自己也處於一種矛盾心態之中，然而卻對推動世風走向激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年歲稍高的人」一方麵「勸青年冷靜好好讀書」，一方麵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張共產，與蘇俄合作」。[61]
胡適對蘇俄的態度與思想界上述傾向非常接近，他雖不曾「主張共產」，大體也屬於張氏所說的「年歲稍高的人」中的一個。從其日記可知，胡適甫抵莫斯科即逕往中山大學訪拉狄克，很能體現其心情的迫切。他在當麵稱讚蘇俄時仍保持著一定的分寸（然如前所述，這在他個人而言讚美已不算低），隻不過是秉其一貫的立場；觀其在寄往國內的書信及稍後的文章中大讚新俄，甚至引起許多政治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開或私下的質疑，便最可見其心中的真實感受（詳後）。
在蘇俄與中共方麵，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對胡並不取「罵」的態度是個敏銳的觀察，時人傳言中的學生「齊集車站歡迎」雖非事實，仍揭示出某種心態；那時正與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於右任當晚即往訪胡適（後來胡適正在於之住處見到蔡和森等），頗能印證中共和蘇俄確實對胡適的訪問期望甚高。這裏很可能有胡適的老朋友李大釗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為胡適寫介紹信給拉狄克，更說明中共和蘇俄的確非常想「爭取」胡適；蔡和森與劉伯堅在「舌戰」後仍希望胡適能「在俄國久住一些時日」，提示著他們並未放棄「爭取」胡適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