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意在「伸冤」的文章對王莽的研究並無什麽貢獻，但對認識胡適的思想，特別是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卻是好材料。王莽既然因實行「社會主義」而當得起大政治家，足見此時「集團主義」的思想在胡適心中已占有相當高的地位。而「大計劃的幹涉政策」一語尤其是現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通的點睛之筆。胡適後來在1930年自己選編了一本麵向少年讀者的《胡適文選》，自認是代表那時他思想的全貌，其中就包括他1926年那篇著名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在那篇文章裏，胡適正式宣布：「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適並論述這二者間的過渡說：「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痛苦也漸漸明了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製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這正是典型的英美現代自由主義的推理。但胡適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國，故他比英美自由主義者又邁進了一步，直接訴諸社會主義：「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其結果是財產私有為神聖人權的觀念已動搖；被輕視的勞動階級組織起來「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50]
1926年，在寫此文三個月後，胡適途經蘇俄到英國參加庚款會議。那時他曾準備以這篇文章為引論再做九篇文章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書，並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學、自由和社會主義各占三章（詳後）。此時胡適心目中的西洋近代文明，既延續了他此前對社會主義的青睞，也有他本人訪問莫斯科而感受到的新俄之刺激，以及這一刺激引發的「興奮」。考察他訪問的幾項記錄，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胡適當時的心態和他的思考。
四 體驗新俄
胡適1926年夏途經蘇聯時，曾訪問莫斯科中山大學，[51]與當時在那裏的左派中國學生長談，校長拉狄克也參與。這次談話是反映當年胡適與中共關係的重要史事，可惜在場的中大學生和蘇聯方麵的記錄現在尚未發現。[52]近年發掘出的胡適日記留下了他自己對此事的記錄，[53]目前我還見到兩份關於此事的他人敘述，將此同一「故事」的三種不同敘述對看，雖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卻可以有稍更深入的體會。
兩份他人敘述都是出自那段時間在蘇聯的中國人，然均非親歷，而是聽中山大學學生講述，且都是較晚的回憶，不能要求其特別準確，對其所述內容要有所斟酌。然而正如「知人」需要「論世」一樣，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蘊涵在其前後左右的時空脈絡之中。這些從當時傳聞得來的二手敘述，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當地當事人認知中的「胡適訪問莫斯科中山大學」大致是怎樣一回事，與第一手「實錄」性文獻相比，別有其史料價值，值得將其稍詳細地摘錄在下麵。曾就讀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隨馮玉祥到蘇聯，他記載說：
胡適之過俄時，曾參觀孫逸仙大學。拉［狄克］氏問他對蘇聯的觀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極幽默，說：「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裏幹。」問他幹得好否，他說這是將來的事，他非預言家。此乃孫逸仙大學當時的學生對我說的，而且大罵胡氏，謂為資產階級訓練出來的東西，難道蘇聯會幹不好麽？似乎胡適之的幽默戰勝了拉狄克，倘不認為吃了胡適之的虧的話，大家不會氣憤歷久而不已。共產黨與其同路人，後來就以罵胡適為原則，好像要談革命就非先革胡適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對胡氏的態度並不如此。以後中國學者如非革命黨人要去參觀就不許了，張君勱先生過俄時即想去孫逸仙大學，終於未得其門而入。[54]
另一份記錄出自汪菊農，他本人是留俄的學生，但胡適到中山大學時他因病在克裏米亞療養，所以他的記錄也是聽同學轉述的：
一九二六年夏，胡適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取道西伯利亞鐵路抵達莫斯科。那時在中山大學、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以及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齊集莫斯科車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胡適下車伊始，我們中山大學的同學，又復邀請他來校作一次演講，校長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適登台之後，首先盛讚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並表示佩服。不料他說到國際形勢時，立論卻突變了，竟說美國對華政策是親善的，首先退還庚款，為中國培養科學與文化的人才，改變舊中國為新中國雲雲。其時有一同學，寫一紙條遞上講台，質問胡博士看過《中美望廈條約》沒有？胡適隨即作答：「那是美國過去的歷史，現在美國對華的政策的確是親善的。」弄得同學們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長拉狄克作結論時，高舉手杖，大聲疾呼：「我要教導我的學生，學成歸國，奮鬥！革命！」[55]
胡適自己的日記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據，他於7月29日下午2時到莫斯科，到旅館洗浴後即出門前往中山大學：[56]
在那篇文章裏，胡適正式宣布：「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適並論述這二者間的過渡說：「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痛苦也漸漸明了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製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這正是典型的英美現代自由主義的推理。但胡適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國，故他比英美自由主義者又邁進了一步，直接訴諸社會主義：「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其結果是財產私有為神聖人權的觀念已動搖；被輕視的勞動階級組織起來「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50]
1926年，在寫此文三個月後，胡適途經蘇俄到英國參加庚款會議。那時他曾準備以這篇文章為引論再做九篇文章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書，並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學、自由和社會主義各占三章（詳後）。此時胡適心目中的西洋近代文明，既延續了他此前對社會主義的青睞，也有他本人訪問莫斯科而感受到的新俄之刺激，以及這一刺激引發的「興奮」。考察他訪問的幾項記錄，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胡適當時的心態和他的思考。
四 體驗新俄
胡適1926年夏途經蘇聯時，曾訪問莫斯科中山大學，[51]與當時在那裏的左派中國學生長談，校長拉狄克也參與。這次談話是反映當年胡適與中共關係的重要史事，可惜在場的中大學生和蘇聯方麵的記錄現在尚未發現。[52]近年發掘出的胡適日記留下了他自己對此事的記錄，[53]目前我還見到兩份關於此事的他人敘述，將此同一「故事」的三種不同敘述對看，雖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卻可以有稍更深入的體會。
兩份他人敘述都是出自那段時間在蘇聯的中國人，然均非親歷，而是聽中山大學學生講述，且都是較晚的回憶，不能要求其特別準確，對其所述內容要有所斟酌。然而正如「知人」需要「論世」一樣，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蘊涵在其前後左右的時空脈絡之中。這些從當時傳聞得來的二手敘述，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當地當事人認知中的「胡適訪問莫斯科中山大學」大致是怎樣一回事，與第一手「實錄」性文獻相比，別有其史料價值，值得將其稍詳細地摘錄在下麵。曾就讀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隨馮玉祥到蘇聯，他記載說：
胡適之過俄時，曾參觀孫逸仙大學。拉［狄克］氏問他對蘇聯的觀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極幽默，說：「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裏幹。」問他幹得好否，他說這是將來的事，他非預言家。此乃孫逸仙大學當時的學生對我說的，而且大罵胡氏，謂為資產階級訓練出來的東西，難道蘇聯會幹不好麽？似乎胡適之的幽默戰勝了拉狄克，倘不認為吃了胡適之的虧的話，大家不會氣憤歷久而不已。共產黨與其同路人，後來就以罵胡適為原則，好像要談革命就非先革胡適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對胡氏的態度並不如此。以後中國學者如非革命黨人要去參觀就不許了，張君勱先生過俄時即想去孫逸仙大學，終於未得其門而入。[54]
另一份記錄出自汪菊農，他本人是留俄的學生，但胡適到中山大學時他因病在克裏米亞療養，所以他的記錄也是聽同學轉述的：
一九二六年夏，胡適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取道西伯利亞鐵路抵達莫斯科。那時在中山大學、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以及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齊集莫斯科車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胡適下車伊始，我們中山大學的同學，又復邀請他來校作一次演講，校長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適登台之後，首先盛讚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並表示佩服。不料他說到國際形勢時，立論卻突變了，竟說美國對華政策是親善的，首先退還庚款，為中國培養科學與文化的人才，改變舊中國為新中國雲雲。其時有一同學，寫一紙條遞上講台，質問胡博士看過《中美望廈條約》沒有？胡適隨即作答：「那是美國過去的歷史，現在美國對華的政策的確是親善的。」弄得同學們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長拉狄克作結論時，高舉手杖，大聲疾呼：「我要教導我的學生，學成歸國，奮鬥！革命！」[55]
胡適自己的日記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據，他於7月29日下午2時到莫斯科，到旅館洗浴後即出門前往中山大學：[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