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的激進化已達一個新的高度。1924年秋江浙戰爭時，浙江盧永祥在其轄區徵收「軍需善後米捐」，買賣米均須納捐。上海市縣兩商會曾呈請減免，盧氏復電稱，軍需和民生都應照顧，較次的秈米可以免捐。較好的粳米，則「均為有產階級所購，區區餉捐，攤之於各人，為數極微」，必須照納。[40]階級意識既已見端倪於操生殺大權的軍閥，則此時世風之激進，可見一斑。
過去總認為隻有馬克思主義者才講究階級和階級鬥爭，其實試查舊文，則一向沖淡吃苦茶的周作人就認為「階級爭鬥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不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周作人認為「現在稍有知識的人（非所謂知識階級）當無不贊成共產主義」。這當然也包括周氏自己。實際上，周作人根本認為隻有「軍閥、官僚、資本家（政客學者附）」才不贊成共產主義。[41]周氏這裏說的共產主義，涵蓋甚寬，約近於本文所討論的社會主義。這個觀察大體是不錯的。
羅素描述他在中國的見聞時，即說中國的青年及其優秀教師中的大多數是社會主義者。[42]羅素接觸的人當然有限，其所謂優秀教師者，大約應為多少說點英語之人。他們對社會主義，或者不過是嚮往而已。但這樣的人中若已多數嚮往社會主義，其餘自可想見。實際上中國士人對社會主義的嚮往，羅素自己也有貢獻。周策縱先生注意到羅素在華演講的中文譯稿中對社會主義的讚許與其在別處的英文敘述有些不甚相合，[43]但大多數中國人認知的羅素正是來自那中文的部分。因羅素是梁啓超「他們」請來助陣，且常講中國傳統有許多不錯的地方，胡適對羅素是不滿意的。但羅素對社會主義或更切近中國國情的論述，或者也影響了胡適。
由於其所服膺的現代自由主義的緣故，胡適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起源相當早。還在1914年7月，他就在美國大選中威爾遜和羅斯福的演說中看到了「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威爾遜在那時主張「小政府」，讓國民自己自由生活（今日已是共和黨的主張了）。而羅斯福則要想「以政府為國民之監督，維持左右之，如保赤子」（正類今日民主黨的主張）。胡適說，在二者之中，「吾從威氏」。[44]這也是他在那年夏天思想動盪後特別偏向西方而疏離於中國觀念的一個表現，因為羅氏的主張顯然更接近中國固有的政治觀念。而且，按前引他的自我供證，胡適後來至少有二十年是傾向於一種社會主義式的有計劃的政治，也就是政府多管事的「大政府」政治。所以胡適在此時大約是在意識的一麵從威爾遜，無意識的一麵恐怕還是更傾向於羅斯福的。
兩個月後，有哈佛留學生對胡適說，救中國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國人不知之。胡適以為，中國之病「不在無自由平等之說，乃在不知此諸字之真諦」。他說：「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胡適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他認為：「今之所謂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但不侵越此界，則個人得隨所欲為。」胡適進而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issez faire）而趣幹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因為「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45]這裏的表達雖然尚不十分係統化，已是清楚的現代自由主義觀念。而其不想拾人唾餘走西方老路之意，則已直指社會主義了。
到1917年，胡適曾摘錄他致朋友鄭萊的信，裏麵說到要對人的思想進行控製，因為歐戰就是人類未能控製民族主義所致。因是摘錄，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胡的確切意思，但大致是較機械地運用所謂實驗主義，要在實驗室裏出思想，並在實驗室裏檢驗思想。[46]無論對思想進行何種控製，這樣的實驗主義觀念與社會主義相通的地方顯然還多於其與自由主義相通者。當然，這主要是體現了胡適要用「科學」方法來改造社會的杜威式取向。
綜觀胡適一生，他不但在哲學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其主張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改造社會」，即是杜威思路的最親切體會和運用，而且有時甚至不免用得拘泥。我們試比較前引杜威反空洞理論研究的一段話和大家熟知的胡適論「問題與主義」時極相似的一段話，其淵源甚明。同樣，胡適在他那篇引起爭議的《我們走哪條路》中提出的貧窮疾病等中國「五大仇敵」與上述杜威要在美國革除者，又何其相似。但杜威所在的美國社會與胡適所在的中國社會不啻霄壤之別。胡適所說的五敵當然都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可是這背後尚有更大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解決。[47]
反過來，賈祖麟批評胡適對中國人的社會願望和實際生活條件沒有什麽真正的認識，有違杜威的師教，也未必正確。[48]其實胡適不完全是對中國的國情沒有認識，而正是跟杜威太緊，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才在不知不覺中把他對中國的願望表達為中國人的願望，而又據此提出類似杜威的解決方案。搞有計劃的政治和自上而下的逐步改革，都是杜威解決美國問題的重要「方案」，胡適一學，自然發現與社會主義非常接近。
胡適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記中說，那天他上課講的就是王莽的社會主義政策。他以為「我們向來太冤枉王莽了，我近來仔細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不久，胡適就寫成並發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一文。他確認王莽「均眾庶，抑兼併」的各項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王莽將許多「公共用具」「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表明他「的確能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義」。因為那個時代「國家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幹涉政策」一時不會收效，但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49]
過去總認為隻有馬克思主義者才講究階級和階級鬥爭，其實試查舊文，則一向沖淡吃苦茶的周作人就認為「階級爭鬥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不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周作人認為「現在稍有知識的人（非所謂知識階級）當無不贊成共產主義」。這當然也包括周氏自己。實際上，周作人根本認為隻有「軍閥、官僚、資本家（政客學者附）」才不贊成共產主義。[41]周氏這裏說的共產主義，涵蓋甚寬，約近於本文所討論的社會主義。這個觀察大體是不錯的。
羅素描述他在中國的見聞時，即說中國的青年及其優秀教師中的大多數是社會主義者。[42]羅素接觸的人當然有限，其所謂優秀教師者，大約應為多少說點英語之人。他們對社會主義，或者不過是嚮往而已。但這樣的人中若已多數嚮往社會主義，其餘自可想見。實際上中國士人對社會主義的嚮往，羅素自己也有貢獻。周策縱先生注意到羅素在華演講的中文譯稿中對社會主義的讚許與其在別處的英文敘述有些不甚相合，[43]但大多數中國人認知的羅素正是來自那中文的部分。因羅素是梁啓超「他們」請來助陣，且常講中國傳統有許多不錯的地方，胡適對羅素是不滿意的。但羅素對社會主義或更切近中國國情的論述，或者也影響了胡適。
由於其所服膺的現代自由主義的緣故，胡適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起源相當早。還在1914年7月，他就在美國大選中威爾遜和羅斯福的演說中看到了「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威爾遜在那時主張「小政府」，讓國民自己自由生活（今日已是共和黨的主張了）。而羅斯福則要想「以政府為國民之監督，維持左右之，如保赤子」（正類今日民主黨的主張）。胡適說，在二者之中，「吾從威氏」。[44]這也是他在那年夏天思想動盪後特別偏向西方而疏離於中國觀念的一個表現，因為羅氏的主張顯然更接近中國固有的政治觀念。而且，按前引他的自我供證，胡適後來至少有二十年是傾向於一種社會主義式的有計劃的政治，也就是政府多管事的「大政府」政治。所以胡適在此時大約是在意識的一麵從威爾遜，無意識的一麵恐怕還是更傾向於羅斯福的。
兩個月後，有哈佛留學生對胡適說，救中國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國人不知之。胡適以為，中國之病「不在無自由平等之說，乃在不知此諸字之真諦」。他說：「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胡適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他認為：「今之所謂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但不侵越此界，則個人得隨所欲為。」胡適進而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issez faire）而趣幹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因為「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45]這裏的表達雖然尚不十分係統化，已是清楚的現代自由主義觀念。而其不想拾人唾餘走西方老路之意，則已直指社會主義了。
到1917年，胡適曾摘錄他致朋友鄭萊的信，裏麵說到要對人的思想進行控製，因為歐戰就是人類未能控製民族主義所致。因是摘錄，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胡的確切意思，但大致是較機械地運用所謂實驗主義，要在實驗室裏出思想，並在實驗室裏檢驗思想。[46]無論對思想進行何種控製，這樣的實驗主義觀念與社會主義相通的地方顯然還多於其與自由主義相通者。當然，這主要是體現了胡適要用「科學」方法來改造社會的杜威式取向。
綜觀胡適一生，他不但在哲學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其主張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改造社會」，即是杜威思路的最親切體會和運用，而且有時甚至不免用得拘泥。我們試比較前引杜威反空洞理論研究的一段話和大家熟知的胡適論「問題與主義」時極相似的一段話，其淵源甚明。同樣，胡適在他那篇引起爭議的《我們走哪條路》中提出的貧窮疾病等中國「五大仇敵」與上述杜威要在美國革除者，又何其相似。但杜威所在的美國社會與胡適所在的中國社會不啻霄壤之別。胡適所說的五敵當然都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可是這背後尚有更大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解決。[47]
反過來，賈祖麟批評胡適對中國人的社會願望和實際生活條件沒有什麽真正的認識，有違杜威的師教，也未必正確。[48]其實胡適不完全是對中國的國情沒有認識，而正是跟杜威太緊，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才在不知不覺中把他對中國的願望表達為中國人的願望，而又據此提出類似杜威的解決方案。搞有計劃的政治和自上而下的逐步改革，都是杜威解決美國問題的重要「方案」，胡適一學，自然發現與社會主義非常接近。
胡適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記中說，那天他上課講的就是王莽的社會主義政策。他以為「我們向來太冤枉王莽了，我近來仔細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不久，胡適就寫成並發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一文。他確認王莽「均眾庶，抑兼併」的各項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王莽將許多「公共用具」「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表明他「的確能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義」。因為那個時代「國家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幹涉政策」一時不會收效，但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