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老師杜威即是在這種思想環境中形成並發展了他的注重社會作用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在霍普金斯大學讀書期間曾服膺當時流行於美國的理想主義，並深受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不過杜威在社會有機論方麵比斯氏走得更遠。同時杜威更身受1880年前後美國的「返向人民」（back to the people）運動的直接影響。這實際是個國際性的運動，其主要表現是知識人開始關注下層人民特別是工人農民的生活。霍布豪斯在英國也參與這一運動並曾到民間去組織農業工人。此運動在美國風行時杜威正在密西根大學任教（1884—1894），那時影響杜威最大的是名記者福特（franklin ford）。福特特別強調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在福特的感召下，杜威在1892年時曾計劃出版一份報紙，專論哲學可運用於社會，並可提供「科學地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此舉在當地曾引起轟動，後來報紙未能出版，但杜威本人以後終成為自由派刊物《新共和》的重要撰稿人。而從哲學角度關注社會問題乃成為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一大特色。[33]
19世紀末的美國在理想主義的流風所被之下，實用主義在詹姆士手裏並不盛行。更因美國理想主義與清教的聯繫，講究理論框框和詞句的緊密結構到19、20世紀之交已成學人思想上的重負，頗類中國理學在王陽明之前的狀況，這是實用主義得以成為顯學的大背景。但由於詹姆士較重個人主義，又不喜歡任何係統的概念，更特別強調自由意誌，這些均對實用主義的通行有所妨礙。隻是到了杜威手裏，實用主義的社會含義和工具性才凸顯出來。蓋實用主義一旦進入社會政治領域，即將理論研討轉向具體的問題。
實用主義從個人主義向社會問題移動，恰與邊沁的功利主義在美國進步運動中「復甦」同時。[34]一方麵，實用主義的工具性和從純理論探討中的解放使美國自由主義者可在討論解決社會問題時不拘泥於「主義」。另一方麵，以功利為檢驗標準亦可以給國家或公領域的正麵幹預提供依據。再加上社會主義傳承的新教道義感召力，美國自由主義到杜威手裏已完成了向主張國家幹預的現代自由主義的轉變。
事實上杜威等人確實主張一種計劃性和社會福利化的製度，因為這既便於管理，也更能加速國家的進步（即對大多數人更具功利）。這種主張有時已超過霍布豪斯的觀念而更近於費邊社會主義，所以有人也認為美國現代自由主義是費邊式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從霍布豪斯到費邊派都主張一種自下而上的大眾製度，而杜威等人則主張將一些主要的決策由私領域或黨派政治的戰場轉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國家計劃者手中，以設計一套靠稅收支持的社會計劃來打破貧窮、無知和疾病的鎖鏈。
由於美國本無貴族，自由主義一開始就是正統，美國自由主義知識人均得以在名大學任教、往來於上流社會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較平等的美國，自由主義知識人雖然關注大眾，卻不能認同於大眾。反觀英國，費邊社諸人多是記者文人一類，很難被既存上流社會接納，於是不得不往權勢圈外尋求影響，路數又大不一樣。[35]
明白了英美自由主義從經典到現代的發展，特別是其在轉型期與社會主義的思想關聯，我們對自由主義者胡適的嚮往社會主義，就較易理解了。胡適所服膺的自由主義，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國式現代自由主義。[36]其與社會主義的容易相通，可從以上討論略見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適本人對社會主義的讚頌和嚮往，主要還是受中國當時的文化思想環境及個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三 社會主義對中國士人的吸引力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成為顯學，中外已有眾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麵已提到，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反傳統或反既存權勢方麵，在英國和中國都是相通的。社會主義在19、20世紀之交時對英美自由主義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麵的道德訴求。其對中國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會主義從新教平等理想發展出來的經濟平等思想，最合於中國傳統的均富觀念。同時，社會主義強調公領域對私領域的幹預作用以期達到國家的最快發展這種觀念，也極易為貧弱中國的知識人所接受。
但是社會主義對中國士人的吸引力同時還在於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資本主義自民初以來在中國知識人中長期不得人心的狀況其實也超出我們一般認知的程度。明清以降，士農工商的分等或早已漸變為士商工農，大量關於商的專書的出現早已不知多少倍於農書。但士對商的輕視仍長期存在。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均是外來新名詞，其與中國傳統概念最相近的是商與商人。所以，在士人潛意識那安身立命之處，資本主義可說是先天的不逗人愛。這在前述「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即使在後來各方的觀點都極明確，分歧也凸顯出來之後，梁啓超在1927年還特別聲明：「你們別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利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的。」[37]梁氏這段話，最能反映彼時各派思想的異同。[38]
資本主義的不得人心，從反麵增加了其批判者社會主義的吸引力。而且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有增無減，也是社會主義能風行的土壤。蕭純錦描述當時的情景是「愈激烈愈足以聳觀聽。而愈不近人情，則愈見其為獨到者。今日國內之談社會主義者，即大率類此」。[39]蕭氏的觀察若去掉其情緒化的部分，大體是可靠的。實際上，如前所述，在當時的中國，不僅社會主義，除資本主義外的其他各種「主義」，也都甚有活力和吸引力。
19世紀末的美國在理想主義的流風所被之下，實用主義在詹姆士手裏並不盛行。更因美國理想主義與清教的聯繫，講究理論框框和詞句的緊密結構到19、20世紀之交已成學人思想上的重負，頗類中國理學在王陽明之前的狀況，這是實用主義得以成為顯學的大背景。但由於詹姆士較重個人主義，又不喜歡任何係統的概念，更特別強調自由意誌，這些均對實用主義的通行有所妨礙。隻是到了杜威手裏，實用主義的社會含義和工具性才凸顯出來。蓋實用主義一旦進入社會政治領域，即將理論研討轉向具體的問題。
實用主義從個人主義向社會問題移動，恰與邊沁的功利主義在美國進步運動中「復甦」同時。[34]一方麵，實用主義的工具性和從純理論探討中的解放使美國自由主義者可在討論解決社會問題時不拘泥於「主義」。另一方麵，以功利為檢驗標準亦可以給國家或公領域的正麵幹預提供依據。再加上社會主義傳承的新教道義感召力，美國自由主義到杜威手裏已完成了向主張國家幹預的現代自由主義的轉變。
事實上杜威等人確實主張一種計劃性和社會福利化的製度，因為這既便於管理，也更能加速國家的進步（即對大多數人更具功利）。這種主張有時已超過霍布豪斯的觀念而更近於費邊社會主義，所以有人也認為美國現代自由主義是費邊式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從霍布豪斯到費邊派都主張一種自下而上的大眾製度，而杜威等人則主張將一些主要的決策由私領域或黨派政治的戰場轉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國家計劃者手中，以設計一套靠稅收支持的社會計劃來打破貧窮、無知和疾病的鎖鏈。
由於美國本無貴族，自由主義一開始就是正統，美國自由主義知識人均得以在名大學任教、往來於上流社會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較平等的美國，自由主義知識人雖然關注大眾，卻不能認同於大眾。反觀英國，費邊社諸人多是記者文人一類，很難被既存上流社會接納，於是不得不往權勢圈外尋求影響，路數又大不一樣。[35]
明白了英美自由主義從經典到現代的發展，特別是其在轉型期與社會主義的思想關聯，我們對自由主義者胡適的嚮往社會主義，就較易理解了。胡適所服膺的自由主義，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國式現代自由主義。[36]其與社會主義的容易相通，可從以上討論略見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適本人對社會主義的讚頌和嚮往，主要還是受中國當時的文化思想環境及個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三 社會主義對中國士人的吸引力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成為顯學，中外已有眾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麵已提到，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反傳統或反既存權勢方麵，在英國和中國都是相通的。社會主義在19、20世紀之交時對英美自由主義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麵的道德訴求。其對中國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會主義從新教平等理想發展出來的經濟平等思想，最合於中國傳統的均富觀念。同時，社會主義強調公領域對私領域的幹預作用以期達到國家的最快發展這種觀念，也極易為貧弱中國的知識人所接受。
但是社會主義對中國士人的吸引力同時還在於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資本主義自民初以來在中國知識人中長期不得人心的狀況其實也超出我們一般認知的程度。明清以降，士農工商的分等或早已漸變為士商工農，大量關於商的專書的出現早已不知多少倍於農書。但士對商的輕視仍長期存在。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均是外來新名詞，其與中國傳統概念最相近的是商與商人。所以，在士人潛意識那安身立命之處，資本主義可說是先天的不逗人愛。這在前述「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即使在後來各方的觀點都極明確，分歧也凸顯出來之後，梁啓超在1927年還特別聲明：「你們別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利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的。」[37]梁氏這段話，最能反映彼時各派思想的異同。[38]
資本主義的不得人心，從反麵增加了其批判者社會主義的吸引力。而且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有增無減，也是社會主義能風行的土壤。蕭純錦描述當時的情景是「愈激烈愈足以聳觀聽。而愈不近人情，則愈見其為獨到者。今日國內之談社會主義者，即大率類此」。[39]蕭氏的觀察若去掉其情緒化的部分，大體是可靠的。實際上，如前所述，在當時的中國，不僅社會主義，除資本主義外的其他各種「主義」，也都甚有活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