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何故，心裏很歡喜；
踏雪摘下來，夾在小書裏；
還想做首詩，寫我歡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難寫，抽出筆來還擱起。
初或無心，後終難忘，漸生朦朧的情意。此後胡適所做的「情詩」，恐怕不止是「借」她作題材，而其實就是「為」她所做吧。
還在1919年做了《關不住了》後兩月，胡適曾借亡友詩意，以《應該》為題寫出一種「很為難的愛情境地」，正是使君有婦不愛，卻另有情人。情人反勸他「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此時的心情尚在依違兩可之間。到是年6月，寫下《愛情與痛苦》，又是有「後記」的，竟已喊出「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不過此時仍在遊移，到1920年8月，譯張籍的《節婦吟》，有跋，說張的婦人詩「用意都比別人深一層」。在此詩中明說「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兩顆明珠」；明珠者，兩眼中的笑意也。不過「低頭一想」，「總覺得有點對他不起。我噙著眼淚把明珠還了，——隻恨我們相逢太晚了！」終於決定還是做個「節夫」。但到1920年做《一笑》時，情意已更深，隻是還未到坐不下忘不了的境地罷了。
這段時間，胡適的心境大概一直是處在矛盾之中。1918年5月，可能是陶孟和向他提起小說《苔絲》（tess）的女主角苔絲的愛情遭遇很像《老洛伯》中的錦妮，他回家讀後頗有同感，但指出，錦妮是18世紀的人，所以取妥協的態度。苔絲是19世紀下半葉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間接感化」，所以取革命的態度，敢於殺了所嫁而不愛的人。此時胡適顯然想到了自己，他表態說：「中國的我，可憐錦妮，原諒錦妮；而西洋廿世紀的我，可憐tess，原諒tess。」[33]這是所見胡適唯一一次提到他身上有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他在家庭愛情問題上究竟是取革命的還是妥協的態度呢？胡適大概又在想走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了。
1923年4月底，胡適南下到杭州養病，見到了在那裏念書的曹珮聲。5月初他到上海，住在美國記者索克思家治病養病。胡適說，「我是不慣寂寞和閑散的人」。有工作而寂寞，還可以過。「但寂寞和閑散同時來，那是很苦的」！養病期間除做完前已動手的《〈鏡花緣〉的引論》外，隻做了《孫行者與張君勱》一篇。自己以為「皆不費力。此外別無所作」。但是那段時間胡適與曹珮聲時有書信往來，恐怕已經動情。當時「科學與玄學」的爭論所戰方酣，胡適心不及此，自稱「隻做了一篇很不莊重的《孫行者與張君勱》」。做文也不莊重，很能代表他當時的心態。丁文江就以為胡適在科學與玄學論爭中是由莊嚴變滑稽，丁雖與胡在一邊，仍覺得胡的文章「恐怕嫌刻薄一點」。[34]
6月8日胡適再到杭州，不久在給友人汪孟鄒的信中，說到「我決計在西湖的煙霞洞過夏，略需一些東西，叫思聰回來購買」。可知在煙霞洞過夏之事非預計在先，很可能這時已準備當一下「西洋廿世紀的我」了。胡適於6月下旬移住煙霞洞，那時與曹珮聲過從甚密。8、9月間，曹也搬至煙霞洞同住，開始了胡適後來所說的「一生最快活的日子」！[35]
那段時間胡適做詩較多，曾輯為《山月集》，專門記錄他們那「三個月的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今輯本似已不存，詩則有許多還在。胡適晚年未編完的《後嚐試集》中就有不少，後來以手稿形式在台北影印出版。但因他有意掩飾，或故意將詩不依時間次序排，或根本不署時間，若不仔細辨認，就可能搞錯。其中胡適在8月中旬做了一首《怨歌》，專述他和曹珮聲的往事，承認確實是在1917年底一見就有意思。那首詩他當時並不避熟人，同鄉汪靜之往訪，即曾出示。但那首詩他卻沒有收進《後嚐試集》，大陸胡明所編收詩最多的《胡適詩存》也未收，所以值得全文錄在下麵：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無意中尋著了一株梅花樹；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見了，便匆匆地去。
這回我又回到山中，
那梅樹已移到人家去了。
我好容易尋到了那人家，
可憐他已全不似當年的風度了。
他們把他移在牆邊的大鬆樹下，
他有好幾年受不著雨露和日光了。
害蟲布滿了葉上，
他已憔悴的不成模樣了。
他們嫌他總不開花；
他們說，「等的真心焦了。
他今年要還不開花，
我家要砍掉他當柴燒了。」
我是不輕易傷心的人，
也不禁為他滴幾點眼淚。
一半是哀念梅花，
一半是憐憫人們的愚昧。——
拆掉那高牆，
砍倒那鬆樹！
不愛花的莫栽花，
不愛樹的莫種樹！[36]
在煙霞洞期間，胡適已完全沉浸在戀愛之中，性情言動與平素截然有異，和一般人印象中溫文爾雅的胡適不大一樣。徐誌摩記得很生動：某日見了汪精衛，為其貌所感，「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又一日，張君勱初見陳衡哲，「大傾倒……尊為有內心生活者。適之不禁狂笑」。陳氏與胡，本有一番舊情，此時既笑且狂，有深意焉。胡適自小斯文內向，素有「先生」的雅號。像這樣活潑潑的胡適，實在不多見。而且這還是「暴得大名」之後的胡適，無怪乎徐誌摩慨嘆道：「適之是轉老還童了。」[37]
踏雪摘下來，夾在小書裏；
還想做首詩，寫我歡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難寫，抽出筆來還擱起。
初或無心，後終難忘，漸生朦朧的情意。此後胡適所做的「情詩」，恐怕不止是「借」她作題材，而其實就是「為」她所做吧。
還在1919年做了《關不住了》後兩月，胡適曾借亡友詩意，以《應該》為題寫出一種「很為難的愛情境地」，正是使君有婦不愛，卻另有情人。情人反勸他「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此時的心情尚在依違兩可之間。到是年6月，寫下《愛情與痛苦》，又是有「後記」的，竟已喊出「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不過此時仍在遊移，到1920年8月，譯張籍的《節婦吟》，有跋，說張的婦人詩「用意都比別人深一層」。在此詩中明說「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兩顆明珠」；明珠者，兩眼中的笑意也。不過「低頭一想」，「總覺得有點對他不起。我噙著眼淚把明珠還了，——隻恨我們相逢太晚了！」終於決定還是做個「節夫」。但到1920年做《一笑》時，情意已更深，隻是還未到坐不下忘不了的境地罷了。
這段時間，胡適的心境大概一直是處在矛盾之中。1918年5月，可能是陶孟和向他提起小說《苔絲》（tess）的女主角苔絲的愛情遭遇很像《老洛伯》中的錦妮，他回家讀後頗有同感，但指出，錦妮是18世紀的人，所以取妥協的態度。苔絲是19世紀下半葉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間接感化」，所以取革命的態度，敢於殺了所嫁而不愛的人。此時胡適顯然想到了自己，他表態說：「中國的我，可憐錦妮，原諒錦妮；而西洋廿世紀的我，可憐tess，原諒tess。」[33]這是所見胡適唯一一次提到他身上有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他在家庭愛情問題上究竟是取革命的還是妥協的態度呢？胡適大概又在想走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了。
1923年4月底，胡適南下到杭州養病，見到了在那裏念書的曹珮聲。5月初他到上海，住在美國記者索克思家治病養病。胡適說，「我是不慣寂寞和閑散的人」。有工作而寂寞，還可以過。「但寂寞和閑散同時來，那是很苦的」！養病期間除做完前已動手的《〈鏡花緣〉的引論》外，隻做了《孫行者與張君勱》一篇。自己以為「皆不費力。此外別無所作」。但是那段時間胡適與曹珮聲時有書信往來，恐怕已經動情。當時「科學與玄學」的爭論所戰方酣，胡適心不及此，自稱「隻做了一篇很不莊重的《孫行者與張君勱》」。做文也不莊重，很能代表他當時的心態。丁文江就以為胡適在科學與玄學論爭中是由莊嚴變滑稽，丁雖與胡在一邊，仍覺得胡的文章「恐怕嫌刻薄一點」。[34]
6月8日胡適再到杭州，不久在給友人汪孟鄒的信中，說到「我決計在西湖的煙霞洞過夏，略需一些東西，叫思聰回來購買」。可知在煙霞洞過夏之事非預計在先，很可能這時已準備當一下「西洋廿世紀的我」了。胡適於6月下旬移住煙霞洞，那時與曹珮聲過從甚密。8、9月間，曹也搬至煙霞洞同住，開始了胡適後來所說的「一生最快活的日子」！[35]
那段時間胡適做詩較多，曾輯為《山月集》，專門記錄他們那「三個月的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今輯本似已不存，詩則有許多還在。胡適晚年未編完的《後嚐試集》中就有不少，後來以手稿形式在台北影印出版。但因他有意掩飾，或故意將詩不依時間次序排，或根本不署時間，若不仔細辨認，就可能搞錯。其中胡適在8月中旬做了一首《怨歌》，專述他和曹珮聲的往事，承認確實是在1917年底一見就有意思。那首詩他當時並不避熟人，同鄉汪靜之往訪，即曾出示。但那首詩他卻沒有收進《後嚐試集》，大陸胡明所編收詩最多的《胡適詩存》也未收，所以值得全文錄在下麵：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無意中尋著了一株梅花樹；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見了，便匆匆地去。
這回我又回到山中，
那梅樹已移到人家去了。
我好容易尋到了那人家，
可憐他已全不似當年的風度了。
他們把他移在牆邊的大鬆樹下，
他有好幾年受不著雨露和日光了。
害蟲布滿了葉上，
他已憔悴的不成模樣了。
他們嫌他總不開花；
他們說，「等的真心焦了。
他今年要還不開花，
我家要砍掉他當柴燒了。」
我是不輕易傷心的人，
也不禁為他滴幾點眼淚。
一半是哀念梅花，
一半是憐憫人們的愚昧。——
拆掉那高牆，
砍倒那鬆樹！
不愛花的莫栽花，
不愛樹的莫種樹！[36]
在煙霞洞期間，胡適已完全沉浸在戀愛之中，性情言動與平素截然有異，和一般人印象中溫文爾雅的胡適不大一樣。徐誌摩記得很生動：某日見了汪精衛，為其貌所感，「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又一日，張君勱初見陳衡哲，「大傾倒……尊為有內心生活者。適之不禁狂笑」。陳氏與胡，本有一番舊情，此時既笑且狂，有深意焉。胡適自小斯文內向，素有「先生」的雅號。像這樣活潑潑的胡適，實在不多見。而且這還是「暴得大名」之後的胡適，無怪乎徐誌摩慨嘆道：「適之是轉老還童了。」[37]